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第五节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第一，中国的发展目标：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近代以来，由于长期遭受欺压和耻辱，中国的志士仁人们无不以中华民族之崛起、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为毕生奋斗的目标。这一历史认知使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强大国家才能获得国际地位和尊严，所以所有的国家都会以追求强大为最终目标。之所以有的国家不热衷此道，乃是因为它们太弱、太小，没有基本的竞争资格。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所有国家都希望成为世界强国。

可能有不少人已经非常习惯于上述的思维过程。但事实上，这一认知谬误颇多。首先，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并非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享有国际地位，才能获取国际尊严，一些曾经强大的国家从世界舞台的中心滑落之后，也并未失去大家的尊重。曾是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现在收缩回了英伦三岛，虽然从规模和影响来看小了很多，但从国民的福利、幸福的程度和文化的高度而言，它还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42]。其次，国家并不是因为成不了世界强国才不追求强大。让国民享有安定、富裕的生活也可以是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比如拥有诸多让人艳羡的指标（基尼系数、幸福指数较理想等）的北欧国家，他们在国际社会也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所以，将“强大”作为一个国家对未来的憧憬并无不妥之处，但个人幸福方是国家的根本目标。不管国家强大与否，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享受足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能拥有自由和权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便是一种幸福，也会得到世界的尊重。中华帝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涛就明确提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43]，而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是没有能力成为强国，而是认为国民的安定、富足是比国家强大更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与人民的共同福祉乃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按中国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算法，中国近现代历史仅有110年（1840—1949年，余下迄今乃是当代史），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太长，但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浪花一瞬。偏偏这浪花一瞬之间，中国倒掉了两个原本看似强大的政府：一个是曾经拥有排名世界前八的海军舰队的大清帝国政府；一个是曾经是世界五强之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垮台原因的追溯已经汗牛充栋，但任何国家的任何学者都不会否认其中最为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政府忽视了民众对于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欲求，为保存自身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以损害人民幸福为代价来换取政权稳定，无异于自掘坟墓的愚蠢行为。反过来说，这要求未来的中国政府始终要以民为本，使中国人民获得更多政治权利、经济财富和社会活动空间。倘若国家富强而人民穷困，这样的崛起不仅“要来何用”，而且直接反噬了政权的合法性。玉池老人百余年前言之谆谆，我辈今朝岂可听之藐藐？

第二，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思维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中外关系）？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面对外部世界在物质和观念层面的冲击，一些人始终沉陷在“排外”、“中体西用”、“复古”、“全盘西化”等多种选择的循环往复中，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仍旧不能彻底脱离这一怪圈，两种对中外关系的极端认识至今频繁出现。一方面，由于长期落后和受辱经历所导致的“受害者情结”，有些国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大国）总是怀有过度敏感和怀疑的心态，每逢中外关系略有紧张迹象便一触即发，迅速形成狭隘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这种自卑心态在国力稍强之后很容易转化为一种自大心态，使某些人转而陷入“力量崇拜”的陷阱，具体表现为财大气粗的骄狂心态，动不动就“中国可以说不”，甚至鼓吹以武力方式来对抗外部世界。

当然，我们也要强调，中西关系始终动荡不稳的原因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中国，西方世界也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近代以来始终主导世界体系的西方大国，对中国一直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长期轻视中国在世界体系的地位，对中国如今强盛的势头感到怀疑和恐惧。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深知中国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希望获取中国的合作以解决大量全球问题，在经济上希望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和广阔市场牟取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又长期指责中国的国民素质低下、环境污染严重和“侵犯人权”等问题，希望中国能变成他们心目中的利益攸关者（stake holder）。

更进一步说，中外关系之所以难以呈现稳定健康的长期态势，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外关系目前多为“权力”和“利益”占据，缺乏更多的“价值认同”。如果中外关系均由权力决定，那中欧、中美、中日等双边关系很快便会由竞争演变成冲突，因为权力关系是零和的。如果中外关系均由利益决定，那么这种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当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时，它对外界充满了吸引力；而经济发展一旦减速，它就必须承受相应的“冷落”，同时权力冲突的一面就会非常突出。换句话说，只靠“权力”和“利益”，中外关系大概也只能维持在一种不稳定的和较低层次的物质利益关系上。中国如想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长期稳定、和谐共处的关系，就必须要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具有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的基础之上^[44]。

当然，建立在价值共识上的中外关系不会排除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即使在有价值认同的西方国家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和争执。但建立在价值共识基础上的关系至少不会使物质和利益层面的矛盾激化，也有助于避免国家间关系由于误解而产生和加深矛盾。中国与世界在建立价值关系的互动中，一定要努力避免对西方的偏见、偏激和狭隘的民族情绪，以理性、平和的心态承认西方的文明成果和对人类的贡献。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西方进行文明之间的对话，在平等的、心平气和的对话中逐渐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知、偏见，甚至错误的批评和评价。不可想象，正在崛起的中国如果为冲动和固执的情绪所左右，再搞义和团运动或者文化大革命，那将会对自身和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且允许我们稍微修改一位学者的话：经过近代以来越来越激进和频繁的革命运动之后，经历多次的政治经济社会大动乱之后，中华民族在当今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应该将理性和宽容二字刻在民族的灵魂上^[45]。

第三，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国？

所谓世界大国，当然是综合实力要“大”，但正如本书在国家实力部分所介绍的，相对于百年前的大国而言，当前世界大国实力的来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硬力量的作用受到限制，软力量的作用上升。能够为世界提供普适性价值、设定国际议程和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才能算是大国。所以，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硬力量强大的国家，有钱有枪不应是中国成为大国的根本目标。中国若要成为世界大国，必须为世界贡献既能解决现实问题又能迎接未来挑战的理念或哲学思想。^[46]从欧美世界的经历来说，这种理念和哲学思想是要靠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才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接受，否则必然是空口白话没人信。民主要是在美国搞得不好，就不可能对托克维尔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而今天康德文化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欧盟的发展总是在挑战我们的想象力。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自身内部变革来实现的，尤其是改革开放充分证明，唯有内外实际行为的积极转变，方可以在国际社会造就良好的示范效应。正如中国先哲所言“先治国后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凭借目前的实力地位是无法到处说“不”的，更何谈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只有继续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才能长期有效地影响世界。

其次，世界大国不仅实力大，责任也“大”。中国所要承担的大国责任，应该是与体系内国家（尤其是大国）一道对世界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革，推动体系向更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在讲述世界体系变迁的两章中，本书一直强调，从体系外以革命方式改造世界体系、或在体系内以战争形式谋求大国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在全球化和核武器并存的时代，大国崛起的方式必须改变，崛起后的大国要学会在分享权力时分担责任。100余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已经再次论证了这一点。所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采取和世界大国对抗的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将某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看成假想敌更可能为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用奈的话说，这将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更进一步说，我们应当在提倡爱国主义的同时再次提倡国际主义，使中国人民认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的意义。当然，这种国际主义不同以往，它的目的是维护和协调各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互惠共赢，平等合作，共建一个“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