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干预与国际战争

二、武力干预与国际战争

武力干预和战争是武力的实际使用。武力干预是一国将本国的军事力量派遣到他国，来影响该国事态发展。和战争相比，武力干预的时间相对较短，规模较小，使用武力的数量和种类有限，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相对不大。

当然，如果以使用有限武力，旨在促进本国外交政策目标为标准，那些受到别国政府邀请而进行的军事干预，也可归入武力干预的范畴。如此，既有未经被干预国政府同意的军事干预，也有得到被干预国政府同意的军事干预。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力干涉，极具贬义；后者则可视为军事支持。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的国家，都试图通过这种干预达到本国的外交政策目标。

冷战后，武力干涉有增多的趋势。西方国家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为了保护人权，可以对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并不一定要得到联合国的许可^[11]。更有甚者，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所谓“暴政据点”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甚至发动战争。

人道主义灾难是指，大规模、持续性的侵犯人权如种族屠杀，开始出现或已经发生。在各种和平努力宣告失败后，只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才有权决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它授权某些国家或区域组织加以实施，但是，干涉行动必须处于安理会控制和监督之下，所采取的干涉行动应与灾难情势相称，不超出人道主义目的绝对必要的程度，一旦履行了人道主义任务，干涉力量必须尽快撤退。必须强调的是，武力干涉是最后的手段，应当慎重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武装冲突法。

19世纪普鲁士著名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2]按照他的观点，战争是服务于国家的整个外交政策目标的。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战争是高技术战争，制高点是信息战，这种战争的主要特点是：

1.战争的全面政治化。政治渗透于战争全过程，政治对战争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不仅决定战争的目的，而且使之从传统的彻底消灭敌人，变为改变对方政权，因此，战争的目标发生位移，过去主要是抢占领土、兼并人口、掠夺资源等硬性利益，而现在更多的是政治控制、霸权地位、非传统安全等软性利益。

战争的政治化还表现为战争决策的政治化和集中化。政治战略决策与战争、战场决策密切连成一体。高层政治领导人不仅进行战略决策，而且常常直接决定、过问，甚至参与战术制定和战斗指挥，例如决定兵器选择、攻击目标的确定、进展的速度、规模的大小、战争阶段的划分等。它使国家领导人得以及时根据政治需要，实施或调整军事行动，严格控制战争的规模、烈度和目的。

2.战争的突发性和临时性。过去有较长时间的战争预谋和准备，现在由于高技术武器和装备的出现，实施战争行动都具有突然性，在确定战争的目的、目标、地点、规模、烈度和手段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临时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灵活要求。

3.战争持续时间大大缩短。其原因是：（1）军事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大大加快了战争破坏、战争决策和指挥、调动、联络、行动的速度。夜战能力的迅速提高，充分利用了战争时间，大大缩短了战争的绝对时间。此外，战争时间的准确性和军事价值明显提高，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时间的允许误差由日、时、刻，缩短为分、秒、微秒；（2）战争的消耗成倍增加，导致战争的持续能力大为减弱；（3）战争目标的单一性，加速了战争进程，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分期，也不复存在；（4）为了在国内外舆论作出强烈反应、国际干预之前达到战争目的、结束战争，也需要尽可能缩短战争时间。

4.战争的战略空间大为扩展：（1）随着远程兵器和武装直升机的发展、使用，远程奔袭成为常事，战争爆发地点，已由边境深入腹地，战场已从连成一片，变为相互远离；（2）战争的打击范围，遍及一国或特定地区；（3）战场空间多层次移动，从传统的平面推进，变为海陆空并进的立体推进，陆战场作用相对下降，海空战场作用提高，夺取制空、制海权，往往是取胜的关键，但仍是三个战场相互配合。实际上，战场空间已扩大到地下、水下和外空，出现了全方位进攻和立体防御的概念；（4）随着军事工具先进性和流动性的加强，作战地域和方向的永久性和固定性，日益为流动性和漂移性所取代。

5.作战手段的高技术性和灵活性。高技术性表现为射程远、高速度、高精度，毁灭性趋向于两个极端，保险系数大的各类新型武器、装备，相继投入使用，典型的如美国的隐身技术、舰射巡航导弹、“战略防御计划”技术、空间系统技术、软技术武器和灵巧武器技术等。高技术性还表现在集指挥、通信、控制于一身的现代化C⁴ISR系统，该系统是信息化军队的主要装备之一，能确保整个作战的有序性、准确性、灵敏性和连续性，真正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同时，还形成了信息威慑、信息肢解、信息污染、信息遮断、信息封锁等信息战法。高技术性意味着数字化军事时代的来临，从数字化士兵、数字化部队，到数字化战场。灵活性指高技术手段提供了灵活作战的条件，如斩首行动、重点进攻、有效摧毁、纵横突破、后方突袭、漂移不定、协同作战、控制进程等^[13]。这样，就出现了“非接触战争”、“零伤亡战争”。

这种以信息战为核心的高技术战争，也有其弱点。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肯奈特·米汉尼中将曾感叹：“信息既是美国最大的优势，也是它的最大弱点。”任何信息系统都有安全隐患，越复杂越先进也就越脆弱，它的环节和目标多，极易受到精确制导武器、激光武器、电磁武器以及电子战的攻击，导致系统瘫痪。信息武器装备的保障难度大，环境适应能力差，抗打击能力和防御能力弱，对传统技术并无绝对优势，也难以应对低强度冲突。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直接催生了新军事变革。这不仅是一场军事装备与作战效能的智能革命，也是军事技术、军事理论与军事体制的革命，它揭开了以远距离攻击型智能化武器、信息化武器为主导的非接触性空间战争的新篇章。新军事革命是综合国力竞争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它在21世纪的全球战略格局中，产生了重大的政治效应，它也蕴含着强大的战略功能，这一切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

新军事革命最严重的后果是，它发展的极不平衡性，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军事力量对比的极度失衡，进而导致全球战略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美国是率先进行新军事革命的国家，并把它的新经济力量首先直接转化为新军事力量，使整个军事体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基于新的文明形态的转型，形成了与其他国家军事力量的“代际”差距，造成21世纪军事变革的发展鸿沟，确立其长期压倒性的绝对军事优势地位。美国成为超强军事国家，必然会释放出霸权效应，为其21世纪继续推行霸权战略，营造霸权治下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大胆使用武力的选择。“零伤亡”的低风险，快速制胜的高效能，使其战争门槛降低，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诱惑和冲动难以抑制，世界对美国使用武力的约束力弱化，爆发不对称性战争的风险增大。由此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其他大国通过新军事变革，争取战略主动权，发展中国家频频试验新式武器，有些国家通过发展核武器以自保和威慑强国，其结果将影响世界安全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