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国际传播

国家间竞争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战争。近代以来，欧美地区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战争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最显著的线索。战争的名目繁多，从民族独立到宗教冲突，从领土争端到殖民地权益的争夺，从内部政权更迭到帝国之间的权力重组，民族国家的框架正是在一次次战争的结局以及战后政治运作的塑造下逐步清晰起来的。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传播技术的飞跃性发展，现代战争与传播产生了紧密的联系。除了军事行动本身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以外，现代战争越来越成为一种综合的、基于全面社会动员的庞大工程。参战的国家对于情报搜集、民众动员、资源调配、舆论宣传等方面的需求和依赖，使传播成为现代战争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最早体现出传播与现代战争之间关系的案例首推美西战争。在美西战争爆发之前的1895年，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爆发了武装起义，西班牙对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美国的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煽动性的报道，不仅竭力渲染西班牙殖民者在古巴的暴行，以引发美国民众对西班牙的不满，并且炮制美国公民受到西班牙殖民当局羞辱的新闻和漫画，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聚积要求美国政府与西班牙开战的舆论。1898年2月15日，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被炸沉，美国媒体在事先未作任何调查的情况下断言是西班牙人所为，美国国内群情沸腾，要求政府宣战。4月29日，美国终于对西班牙宣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获得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菲律宾、关岛等殖民地的权益，成为跨洲的殖民帝国。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由新闻媒体所挑起的战争，报业大亨赫斯特对其派去报道古巴起义的漫画家说的那句“你搞定漫画，我来提供战争”成为对此判断的传神写照。而赫斯特本人也曾经公开宣称，为了使美西开战，他花了一百万用于鼓动宣传。当时美国媒体所盛行的夸张、猎奇、耸人听闻和煽动式的新闻报道模式被称为“黄色新闻”，新闻史上通常将其贬抑为为了商业利益而不惜冲破一切道德底线的、缺乏职业伦理的新闻活动。但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的解释。他们从现代性社会转型、大众社会的崛起等角度，将单向的、诉诸情感的、煽动性的大众传播看作是新的社会整合与社会传播模式的症候。在战争状态下发展出来的民粹主义传播方式其实是现代传播的“理想型”，是精英集团在民主化、都市化和大众社会时代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战争因其强制性和所激发的民族情感的强度，成为发展和完善以宣传为核心的国际传播系统的助产士。

20世纪的两次全球性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处于萌芽状态的宣传鼓动、舆论操纵、情报收集等国家主导的传播行动推向系统化、体制化和普遍化。第一次大战期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持续的、策略性的利用大众传播进行丑化敌方、团结盟友、激励士气的宣传攻势。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就是政治学者拉斯威尔的《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对大战中各参战国媒体中的宣传进行了系统的内容分析，为后期传播学效果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和问题意识。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传播的管理以及宣传效果与手段的研究更加建制化，政府成立了战时情报与宣传机构，吸纳了媒体界、娱乐界和学界的相关人才，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生产与宣传研究。苏联、德意等法西斯国家、英美等西方盟国这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政权都发展出适合自身情况的宣传机器和宣传策略，美国的行政化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也是在二战期间由政府和大企业资助的各类传播效果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以宣传为中心的国际传播模式持续到冷战期间，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和国家集团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从上文对国际传播早期历史的简短描述我们可以了解，民族国家是国际传播活动最大的推动者和规则制定者，这使得国际传播体系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一样，在诞生之初就具有空间的不平衡性和霸权的性质。对这种空间不平衡以及文化与政治霸权的维护、质疑与变革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