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谋划东亚共同体过程中的对华战略考虑

二、日本谋划东亚共同体过程中的对华战略考虑

小泉内阁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对中国的态度消极，明里暗里加强竞争。日本至今仍未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对美国顾忌、对中国戒备，因而在建立“东亚共同体”问题上，一直处于矛盾、彷徨之中。一方面不甘心中国在东亚合作方面走在自己的前面，另一方面又不愿跟得太快而受到美国的牵制。日本一些人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异己另类”，投资和知识产权难以得到保护，而一旦形成经济共同体必然要求人员的自由往来，届时防止中国人在日本犯罪问题等也要考虑……基于以上诸多因素，日本的对华战略有如下内容：

第一，2002年12月“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会97位委员（其中包括右翼鹰派国会议员西村真悟、永野茂门）联名签署并上呈小泉首相的献策报告《构筑东亚安全合作体制》，提出了日本建立东亚安全保障秩序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其中包括将台湾海峡问题作为“国际关心事项”^[1]纳入东亚多边安全框架等15项建议。其中包括：把美国同东亚各国的同盟关系视为东亚安全保障的基石，要争取这一定位能得到该地区的认同。“冷战”后的同盟与以往主要针对威胁者的同盟相比具有多重意义。日美同盟不仅维持着东亚地区的遏制关系，而且提供了地区合作的基础。日本政府要与美国政府共同促使日美同盟、美韩同盟以及美国同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有机结合，并使其具有“地区公共财产”的价值定位。把台湾海峡问题作为国际关心事项，增加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都参加的有实效的多边框架。鉴于该地区不稳定状况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台湾海峡问题不能不是国际社会关心的大事。但中国将这一问题定位为国内问题，拒绝国际介入，所以难以进行具有国际性、建设性的讨论。因而必须增加中国海峡两岸都参加并能就台湾海峡问题进行坦率议论的多边框架，并使其具有实效。例如，促成台湾地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增加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都参加的类似第二轨道的CSCAP的机制。首先从经济安全、环境问题等入手，逐步把台湾海峡问题作为多边议题，形成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同席而决非“特例”的国际共识。日本政府必须努力使中国政府认识到台湾海峡问题是国际关心事项。^[2]

第二，2005年8月的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献策报告，从所谓日本国家利益的观点出发，提出形成东亚共同体战略原则的三项主要内容：一是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改善和整合性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二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整合性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三是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与整合性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政策精英”们现在仍未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其中涉及中国的重要内容如下：

（1）作为战略原则，强调在安全领域坚持日美同盟。认为不带“遏制、针对型功能”的“东盟安保共同体”模式不适用于东亚。维持日美同盟，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轮状辐射”同盟体系是东亚安全合作的重点。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战略原则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相吻合，使东亚共同体建设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维护日美同盟是实现日本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基础和枢轴，因而日本在共同体政治安全领域要以坚持日美同盟为前提，积极推进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政策。该报告还指出，从安全的观点看，日本的所有外交构想“都不能采取可能导致日本难以维持应对周边安全不确定性（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的政策。具体地说，在推进任何政策的过程中，都必须维持旨在遏制日本周边地区对日攻击和其他行使武力的体制，即日本自身安全努力和日美同盟相配合的体制为前提”。^[3]

（2）在坚持日美同盟为前提的同时，把建立东亚“不战共同体”作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一大支柱。报告称，“从长远来看，在东亚地区塑造不再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的状态，塑造‘不战共同体’应视为未来的重要目标。因此，认为只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就可以了的态度未必正确。有必要积极深化与近邻诸国的关系”。也就是说，“日本一方面要适当完备防卫能力，推进日美同盟和其他的双边、多边协议，另一方面要从长远出发构筑‘和平的东亚’。这是日本国家战略的一大支柱”。^[4]

（3）对中国抱有强烈的猜忌和防范心理。报告强调，必须从中国外交的整体出发推测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和政策。中国外交现阶段强调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国际协调”的逻辑，“但同时正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语中所显示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的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可怕。‘东亚共同体’本身，也可能变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从历史上看，中国未曾将自己视为亚洲的一员。充其量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亚洲国民国家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考虑中国人无意识的精神状态中存在的华夷秩序观念的巨大影响和严重性。这一点反映在以下方面：反日游行标语‘反日无罪’所显示的那种不屑一顾地拒绝对中国的价值观和判断加以反驳和批评的‘中华’对外姿态；无视日本的抗议，不断在日本近海侵犯日本的领海；为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开展外交宣传所表现出的中国的‘霸权’主义对外姿态”。“中国今后很有可能保持目前这种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崛起为富裕的经济大国。但同时，中国国内各种不安定因素也可能会更加激化，中国也可能会陷入政治、经济混乱的境况。日本必须以审慎的姿态，看清楚这两种可能的前景”。

（4）“将日美同盟置于何种位置、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二者不只是与日中关系直接有关，而且也是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至少在2000年以后，中国已经不再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反而认为这对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自身显然并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到中东的航线（比如说马六甲海峡）。但同时，中国对美国可能介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也保持着强烈的戒备心理。与中国之间，就日美同盟的作用形成怎样的共识，将成为日本外交的课题。台湾是东亚地区存在的一个实体，既然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那么，今后在FTA、‘东亚共同体’中如何给这样的台湾定位或是否将其编入其中，都是考虑东亚共同体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课题。”^[5]

（5）以日本的价值观引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方向。报告宣称：“形成‘东亚共同体’的蓝图，不能偏离日本的国家利益而另行其事。”在国际社会中，“日本的国家利益一般指日本和日本人的安全、繁荣，以及日本人认为重要的各种价值观（自由、民主、日本的传统等）的维持和促进”。具体地说，“自由、民主、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法律的支配等价值观，必须在‘东亚共同体’内得到实现。很显然，在现在的东亚各国，只有少数国家完全实现了这些价值观”。报告认为：“如果将来实现的‘东亚共同体’充满专制和压制，或者说是国家间霸权秩序的产物，那么不但将违背日本人的价值观这一国家利益，而且也将危害安全这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以，如果‘东亚共同体’朝着这一方面发展，那么无论如何必须加以阻止。也就是说，在东亚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日本必须着眼的一个原则是：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必须能促进自由、民主、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法律的支配等价值观的实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