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趋活跃的东亚战略

三、日趋活跃的东亚战略

经济力量是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要素。已经有许多分析表明，当今美国的单边主义固然同冷战结束有关，但却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政权为重建美国经济而作出的艰辛努力之中。日本在其经济鼎盛的80年代后期曾喊出“与美国共同领导世界”的豪言壮语。然而在泡沫经济的打击之下，日本的对外战略姿态一落千丈。在90年代中期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时，日本曾强打精神弄了个至今看来仍有不少积极意义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但因底气不足而旋即销声匿迹。如今，日本经济复苏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其对外战略姿态，特别是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劲头也随之上升。

1.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为日本提高在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国际政治的范畴中，公共产品是指一个霸权国家为维系以其为主导的体系，向体系内成员提供的用以满足共同需求的物品。一般来说，开放的贸易体系、稳定的金融结构和可靠的安全保证，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国际公共产品的象征。就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来说，主要黏合剂是贸易和投资。谁能提供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充裕的资金，谁就能成为合作的纽带和主导。日本要想在东亚经济合作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必须在这两方面有所贡献。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经济增长模式是外需依存型，其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以上依赖于出口。尽管其为了争取廉价劳动力而大量投资东盟国家和中国，但是总体上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商品的出口者，而非商品的吸纳者。从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角度而言，只要日本无法为有关各方提供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它就难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有实质性的大动作。

根据上文分析，此次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是国内民间需求，第三性产业、尖端产业、环境产业、老龄化产业和感性产业等五大新兴的产业群又是以新产品的开发、新需求的创造为共同特征的。因此，一方面因新产品开发的乘数效应而引起国内需求爆发性增长，另一方面又因新需求的出现使国内消费更加有层次化。以此为背景，日本国内市场在其容量不断扩大的同时，对外国商品的吸收能力也会有所上升。特别是消费的多层次化，将十分有利于经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于日本的东南亚各国商品的进入。如果前述日本经济复苏的新趋势能够进一步深化，那么，一向紧闭大门的日本国内市场对亚洲国家的开放度就会逐年提高。再加上日本以直接投资为主体的强大的资本输出能力，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有望得到加强，日本政府的东亚战略将会更趋活跃。

2.在东亚地区的国际机制运作空间增大。所谓国际机制，是有关国家影响政治、经济的相关依存关系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这种安排可以是协议和条约，也可以是默契和共识。目前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可称得上国际机制的除了APEC以外，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是“10＋3”，即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对话；二是三个“10＋1”，即中、日、韩三国分别同东盟十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协议谈判；三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对上述四种东亚地区的国际机制，日本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决定态度冷热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从中获利期望值的大小。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等官方文件分析，由于经济的跨国境发展，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日本企业的“利润源泉”和“雇用源泉”。为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从制度上加以保证，通过条约、协议和其他形式来保证日本企业的利益。经团联在2004年3月16日发表的《关于强化经济合作的紧急建议》中，明确要求政府在东亚地区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区和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该报告认为，如果不这样做，日本企业就会处于不利地位。2003年版的《通商白皮书》中引用的东南亚企业战略研究会的资料称，按WTO于1992年设立的全球贸易分析工作小组开发的衡量各国贸易政策的一般均衡模型计算，如果日本与东盟十国建成自由贸易区的话，日本的GDP规模将会每年增加1.1万亿—2万亿日元，并能创造出15万—26万个就业机会^[17]。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对东亚区域合作空前热情。2002年1月，日本同新加坡缔结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并提出同东盟十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的设想。2003年10月，小泉首相在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决定自2004年起开始同其他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于2012年底大体完成。目前，日本同东盟十国的谈判大多已经开始，有的进展十分迅速。

3.中日关系的重要性空前凸显。无可讳言，在“10＋3”、三个“10＋1”和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明显落后。日本外务省发表的《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在论及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优先顺序时，使用了“应该首先追求同韩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区，然后，以此为基础中长期地筹组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邻国（地区）的自由贸易区”^[18]。这一措辞微妙、令人深思的说法，在舆论上，无论日本的报刊还是中国的媒体近来都有“经热政冷”的说法，这虽然不确切，却也反映了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一方面，贸易和投资猛增，2003年中日贸易总额为1300亿美元，估计2004年要超过1600亿美元；另一方面，因小泉坚持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中日两国首脑已有近四年未举行双边会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种情况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是东亚地区两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应该看到这两股潮流的趋势及其影响。撇开历史上的正义和罪恶来奢谈中日关系的“新思维”是不可取的。但是，探索如何通过经济合作来寻求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未来则是任何有责任感的人们所义不容辞的。确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使中日经济关系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由中国单方面依靠日本演变成了中日双方互有需求的相互交流。这正是中日关系的进步，恰恰证明中日关系更加重要，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更加广阔了。按照国际关系理论所确定的相互依存的定义，双方交流到了一定程度时，到了双方为彼此付出代价，即到了一国的政策变更不得不考虑对方反应的程度时，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依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新形势下，通过推进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寻求共赢，是一篇尚未开笔的大文章。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论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2004年第6期）

【注释】

[1]『日本経済新聞』、2004年8月18日。

[2]『日本経済新聞』朝刊、2004年8月12日。

[3]《国际金融报》，2004年8月13日。

[4]路透社北京分社2004年8月22日电讯。

[5]丸野内三「日本国債は安全か？」、日本戦略研究会、2002年11月、www. geocities.jp。

[6]“日本企业整体复苏”，《国际金融报》，2004年6月4日。

[7]通商産業省「21世紀における経済と産業の課題と見通し」、2001年3月。

[8]通商産業省「2003年版製造基盤白書（ものづくり白書）」、2004年6月。

[9]苏海河：“日本旧家电都派了什么用场”，《中国青年报》，2004年4月29日。

[10]《环球》，2004年第15期。

[11]王志乐：“日本促进产业竞争力策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网站。

[12]曹鹏然：“日本——研发为经济注入新活力”，《人民日报》，2004年8月20日第7版。

[13]独立行政法人経済産業研究「平成15年度技術革新の中の産学連携実態調査」。

[14]通商産業省「21世紀における経済と産業の課題と見通し」、2001年3月。

[15]新华社东京2004年7月12日报道。

[16]日本経团連「2004年第1次政策評価の発表にあたって」、2004年1月28日、www.keidanren.or.jp。

[17]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03年版、2003年7月。

[18]外務省「日本のFTA戦略」、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