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构建新的东亚地区秩序中的战略选择

3.中国在构建新的东亚地区秩序中的战略选择

首先要强化积极经营的意识，强化大国的担当意识，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要提供区域公共品。概言之，就是一要积极有所作为，二要多付出，三要主持公道。

其次，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加突出周边。中国的外交资源和投入重点要转向周边。一直以来我们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但今后要把周边放在第一位，继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积极参与和主动构建周边各种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第三，周边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从谋求稳定转向解决问题。过去基本上是求稳，遇到争端的问题不能解决，先放一放，求稳是第一，现在可以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很多问题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来维持稳定，所以这个稳定是不可持续的。从求稳到解决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创造性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与求稳相比，解决问题需要更大的智慧。

第四，中国在处理周边问题时，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等等，要从大局着眼，关注东亚地区未来的格局，因此，不能就事论事来谈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要做到战术和战略一致。

第五，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机制的创建。过去二十年的地区合作，东盟一方面提供了理念规范，另外一方面创造了机制。今后中国外交要学会创立新的机制，要注重形成东亚地区的国际发展合作网络。这个网络是构造和平发展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雏形，将来要成体系。比如说东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行政对口合作越来越多，包括公共卫生，还有整个大陆交通体制、打击海盗等。

第六，要充分发挥中国经济手段的优势。在经济手段的使用上，要突出其正面效用，多使用“胡萝卜”。从理论上来讲来看，首先要让大家感觉到经济合作的收益超过冲突的收益，这样国家外交的选择就会发生变化，可以避免用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要善于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与安全影响。中国现在外交的一个主要短板就是经济上来了但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影响力没有发挥出来。能不能把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如何转化，如何有选择性地转化，这对我们的外交理念和外交运作方式都是一个挑战。

第七，在领海争端问题上（钓鱼岛、南海）要有新思维，要突破传统的主权观；海洋与陆地不同，陆地具有封闭性，海洋具有天然的开放性。陆地的主权争端可以用分的办法解决，海上的争端能分则分，不能分就用共享（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

中国在推进地区合作战略时，也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第一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赤字，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地区成员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疑虑。第二是现存的与周边的领土领海争端，近、中期内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构建新的地区秩序就无从谈起，也制约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中作用的发挥。第三是美国在东亚政治安全的存在和它的亚太战略的强化，虽然亚太战略的强化不完全是针对中国的，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会直接、间接地制约中国在东亚的作用，削弱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注释】

[1]这里的“10”指东盟十国：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3”指中国、韩国和日本。

[2]东盟方式是对东南亚国家之间合作方式的一个总结。东盟方式有很多表现形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非对抗性的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以及非正式方式等。

[3]价值观联盟，是安倍晋三2007年提出的外交政策，重点是与在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方面同日本拥有同样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构筑开放和民主的亚洲，为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特别是加深与和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而自由和繁荣之弧，最早是由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于2006年11月提出的，他认为日本外交要特别重视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观”。他强调，日本应通过推行这种“价值观外交”，把欧亚大陆外沿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高加索、土耳其、中东欧直至波罗的海各国连接成带状，形成基于普遍价值的富裕而稳定的区域——“自由与繁荣之弧”。

[4]朝贡体系，指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关于朝贡体系，可参阅〔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