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日本在东亚共同体

第三节　日本在东亚共同体 建设中面临的挑战

东亚共同体建设将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进一步提高日本的国际战略地位，改善日本的外部政治环境，有利于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可谓益处很多。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尽管如此，日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前列，其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大国和海外纯资产大国的地位并未动摇，日本对东亚经济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参与和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归纳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认知层面的挑战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任何事业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事业发展方向的无形的精神力量。东亚各国文化、宗教、价值观差异大，国家间高度的异质性使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潜力受限。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日本面临如何摆脱狭义的地区主义，与东亚其他国家树立共同意识，促使共同价值观形成等认知层面的问题。建构主义认为区域化更多的是一种集体认同的文化认识过程或社会化过程^[38]。共同意识是形成地区主义的原动力。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地区内国家间相互依存增强，将逐渐形成地区利益共同体，从而促进地区共同意识的形成。可见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例如，欧洲在“欧洲意识”的推动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形成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的建成又进一步巩固了“欧洲意识”。东亚共同体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的共同体。东亚共同体建设不仅需要努力消除东亚国家间因明显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矛盾，而且需要各成员国间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树立东亚共同意识和对东亚未来发展的信心。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长期推行“脱亚”政策导致自我身份认同困境，难以真正融入东亚国家体系中，从而缺乏参与地区合作的动力。这是长期以来日本对东亚地区合作态度消极的重要原因。如何强化对东亚地区合作的认可和深化对东亚身份的认同，解决自身的归属性认同问题将成为今后日本必须面对的课题。“亚洲化本身意味着对内对外的一种更坚定的对亚洲国家的自信态度。”^[39]日本应放弃历史上的“脱亚”政策，走“再亚洲化道路”或更广义的“亚洲的亚洲化”^[40]。

亨廷顿认为相对政治和经济，文化的特性和差异更缺乏易变性，因此就更不容易协商和解决^[41]。当今世界存在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五大文明在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的国家中都能找到。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信奉基督教，属于西方文明。中国等东方国家长期受到儒教影响，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南亚大国印度主要信奉印度教，属于印度文明。而日本则创造了自身独特的日本文明，强调了与其他文化的差异。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很容易相互碰撞，同时不同宗教之间也很难相互融合，这势必给东亚共同体建设增添新的障碍。但我们也应看到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亦在相互融合；“作为通信网络中心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正在全世界蔓延，与通信伴随而来的是文化的扩散现象。”^[42]在古代东亚，中国文化被看作规范现实存在的正统准则。日本古代文化则作为以汉文化为主的东亚文化圈中一种独特的多元性文化类型而存在。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传入日本，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对日本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文化的强消融力使得其在全球化条件下可以摒弃本国传统文化的排他性、兼容各种异质文化，吸取东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加以融合，从而重塑新型的日本文化。未来在东亚地区不同文明间整合、重构过程中日本肩负重任。

李光耀认为：“东亚人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43]许通美指出：“亚洲价值观包括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如重视家庭，尊重教育，储蓄、节俭和勤劳的美德等。”“日本保留了许多主要的亚洲价值观。”^[44]传统的东亚价值观以儒家文明为核心，与西方的价值观相对应而存在，但自身却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甚至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二战前日本右翼势力鼓吹亚洲精神，反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当前如果继续提倡这种错误的观点将有违历史发展的趋势。自由开放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必须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为前提条件。“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不仅适应于西方也适应于东亚。目前差异巨大的东亚各国尚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但有效的地区合作需要共同价值观的保证，形成新的共同的价值观是建立东亚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认知基础。虽然日本自身拥有独特的文化，但仍需强调东亚文化的共有价值。因此，日本应积极开展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以日本独有的经验推动传统亚洲价值观在当代东亚的创新与发展，培育东亚地区共有的价值观。

“民族性”是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右倾势力抬头，民族保守主义思潮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否认并美化侵略历史，认同“皇国史观”，“追求民族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突出表现，危害极深。庞中英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地区主义属于“延伸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狭义的地区主义。20世纪30年代日本积极推行所谓的“东亚联合”，似乎出于整个东亚地区利益的考虑，本质上则是为日本争霸的战略目标服务，只能称之为的狭隘地区主义。今天尽管在东亚共同体建设问题上日本一直强调其开放性，但如果看到日本对国外有限开放的国内市场，就不难发现其距离真正的开放相差很远，成功克服国内的阻力，实行真正开放性的地区主义，实现这一目标对于日本来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是其必须解决的课题。

历史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重要的问题。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历史造成了对东亚大部分国家人民的严重伤害。时至今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仍试图美化侵略历史，尤其是前几年日本首相执意频频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强烈反对，导致日本与东亚大多数国家的关系恶化，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果日本不能正确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东亚国家之间难以建立互信，东亚就无法有效整合，东亚共同体也就无法实现。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日本国内公布了昭和天皇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论，在日本国内产生了不小的震撼。日本必须妥善处理诸如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等为代表的历史问题，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奠定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

二、经济层面的挑战

阻碍着东亚经济合作顺利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结构性障碍。日本是东亚地区生产力变革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国，东亚地区实际需求的来源却主要是美国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国外子公司普遍与国内母公司基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日本通过与东亚各国经济上高度的相互依存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元持续贬值的压力，发展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关系成为日本取得并保持经济大国地位的最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迄今日本已经对东亚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了相当多的直接投资，但目前东亚尚未形成以日本为主要核心的地区供需体系，日本的经济强国地位并未使其处于美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控制范围之外。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仍然从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目前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以美国全球霸权下构筑的地区安全体系为基础，以日本为核心的多层次同心圆式的等级发展。此外，东亚各国间以及各国国内不同地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是东亚地区经济结构性障碍的重要方面。东亚地区既有世界经济强国，也有以传统农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弱国。东亚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相似性导致区域内部国家间的强竞争关系。如何改变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劣势地位，构建地区性的供需体系，增加地区经济的自主性，摆脱对美需求依赖，成为摆在经济大国日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农产品问题是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难题。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阻碍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发挥。农业部门是日本的敏感部门，日本国内农民对于开放农产品市场持抵制和反对态度，来自内部利益集团的阻力极大。此外农产品问题涉及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不是短期可以完全解决的。日本的农产品保护政策对日本与东盟及其他东亚国家实现贸易自由化产生消极影响，农产品问题成为日本与菲律宾、韩国等国有关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难以回避、亟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日本在农产品问题上继续保持消极姿态，势必会阻碍FTA的缔结，同时必然会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消极影响。解决日本农产品问题，除促进国内农业发展外，还需要着眼于全局进行大胆改革，要向农业技术水平低的东亚国家提供支援，吸收其农业劳动力，促进本国农业技术的转让和生产率的提高，加强日本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农产品市场开放作准备，从而逐步解决日本农产品问题。

三、外交层面的挑战

美国对东亚的稳定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同时其霸权战略又会对东亚共同体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尽管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可以包括美国在内，但美国认为建立东亚共同体将会削弱美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影响力，对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战略利益构成挑战。早在1990年美国就强烈反对马哈蒂尔倡议成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同时还要求日、韩持明确反对态度。其后日本倡导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也因遭到美国反对而落空。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使其经济神话破灭。为实现国家正常化和政治大国目标，同时在东亚战略格局中平衡中国力量和应对朝鲜威胁，日本积极支持美国的单边战略，充当美国的全球军事小伙伴。日本国内存在的强大亲美势力和政治经济上对美国的强烈依赖导致美国因素成为日本制定东亚政策的关键所在。日本受美国的掣肘，在区域合作中处于摇摆状态和矛盾心态中，直接影响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日本持续多年的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美、日间此起彼伏的贸易战。日、美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和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两国未来经济领域合作的发展空间有限。可以预见日、美难以发展成经济上亲密型伙伴关系。日本要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增强自主性，与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竞争，构筑在东亚合作中的战略优势。目前美国密切关注东亚地区新秩序的建立，不仅借助其他国家分化东亚合作机制，甚至直接参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积极与东盟、韩国展开包括经济在内的多领域的谈判。《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建议：日本应在与美国拥有共同目标的前提下，立足于自己的坐标与美国开展互补性外交。可见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日本必须改变僵化的对美战略，摆脱对美倚赖，协调好与美国、东亚国家间的关系。

欧盟成功经验表明法德作为推动合作的核心引擎的作用必不可少。目前东盟10国结构松散，韩国影响力相对较小，中日两国应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核心力量。良好而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因素。中日关系长期“政冷经热”，处于低谷，严重影响了东亚合作的进程。2006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成功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2007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拜会了明仁天皇与安倍晋三首相，明确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给双方关系改善带来希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和日本实力的相对下降形成鲜明对比。日本遇到了“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的新问题”^[45]，如何应对中国成为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重要的新课题。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担心中国随着实力的增强会最终成为新兴霸权国。中日处于东亚同一地缘空间，共同利益众多，相互依存度高。中国的崛起作为东亚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日本摆脱国内经济困境提供了有利的外部因素。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应积极适应，中日间的博弈应和平地追求双赢与互利的良性目标。有学者指出，日本社会是一种同盟主义社会，国内信任关系未必与国际社会接轨。日本在传统上是一个高信任社会，如今正向低信任社会转变，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低信任社会，低信任社会不利于区域内高信任关系的建立。因此，中日必须同时加强区域内和国内信任关系建设^[46]。有些学者认为，当前美国在东亚主要采取扶持日本、抑制中国战略，中日两国在建立信任关系过程中应努力减少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中日间长期存在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中日两国应正确对待并妥善解决双方历史遗留问题，中日两国间应加强文化交流和合作，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努力培养“共同体意识”，发挥东亚一体化的双轮发动机作用。中国和日本目前都是能源消费大国，对于能源的共同追求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新课题，未来中日两国在能源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机遇同时增大^[47]。中日应避免冲突与对抗，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钓鱼岛领土争端以及东海问题，进行能源多样化、环保等方面的合作，这既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也有利于东亚共同体建设。

长期以来，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和政府经济援助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通过建立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式，日本进一步密切了与东盟间的经济联系。日本与东盟的合作正作为新的变量对日本与东亚邻国间的外交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协调作用。目前东盟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但东盟缺乏核心国家且存在种族、宗教等冲突因素，因此在充当东亚合作领头人角色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东盟需要加强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的合作。虽然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处于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但是由于日本过去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历史，要赢得东南亚国家的充分信任依然困难。为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关系，实现政治大国梦想，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提出了“福田主义”，其核心内容是：放弃军事大国目标，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支援东南亚并以对等身份与其进行合作。“福田主义”后来又为其后众多政府采用，成为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基调。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南亚外交成为日本亚洲新外交的重要环节。“9·11”事件后日本以反恐为名增加海外派兵，引起了东南亚国家普遍的担心。为减少历史因素的消极影响，消除“大东亚共荣圈”复活的疑虑，发挥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作用^[48]，2002年小泉纯一郎提出与东盟国家“同行并进”的概念，其内容包括改革与繁荣、为稳定而努力、为未来而合作三个部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新版^[49]。未来如何处理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也将是日本在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