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休战十五天期间的谈判

二十二　满洲休战十五天期间的谈判

休战期间的头几天由于满洲和山东省发生扰乱事件而受到损害。在满洲的国民政府军队指挥官们指控,中共军队于休战时期开始时曾向拉法(在长春东北的一个城市)进攻。由于前进指挥所没有领导执行小组,白罗德将军立即派遣一名美国观察员前往那个地区。由于中共军队撤离拉法,这个事件不久就解决了,但是由于在满洲的国民政府司令官杜聿明发了一封电报给蒋委员长而使事情复杂化了,他在电报里声称：“如果他们(共产党)不表现出有诚意的迹象并继续攻击政府军队,那么我的意图是命令在我指挥下的军队重新攻击和追击。”我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因为杜将军自行承担了解释应付局势须采取的措施的责任,而且,虽然杜将军采取防御措施或者在共产党攻击之下命令在一个防区里进行反击,是正当的,但是,如果他命令重新前进、攻击和追击,局势可能会再一次完全失去控制,因为暂时休战的命令是明确地禁止这样做的。由于我抗议的结果,政府向杜将军发出了命令,训令他严格地保持防御态势。

由于中共军队于6月7日在山东省胶济铁路沿线和沿津浦铁路的济南南北各地展开攻击,又造成了困难。在那个地区的共产党指挥官企图以下面的说法来证明他的行动是正当的：这是对于政府军队在苏北攻击共产党占领的城镇的报复,而且他仅仅攻击了在伪军占领下的据点。当然,这些攻击是当地的指挥官在得悉休战的消息以前拟定了计划和下达了命令的。在6月8日以后继续进行这些攻击,就成为一件严重的事情,后来产生了反响,政府方面采取了报复行动,它调了两个军进入山东——一个军调往青岛,另一个军调往济南——以应付共产党对这两个城市的可能的威胁。此外,这些攻击也向政府提供了共产党不遵守正式协定——休战——的一个例证。

共产党攻击青岛的可能性也提出了驻扎在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卷入中国内战的问题(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青岛正在训练中国的海军部队)。周恩来将军明确地声明,中共军队不会攻击青岛和济南,因为共产党仅仅攻击了以前的伪军所占领的城镇,但是关于万一共产党进攻青岛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可能起的作用,在报纸上有很多推测,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在青岛的政府当局希望在保卫该城市方面得到美国的援助。

这些事件导致报复行动和惯常的剧烈地互相指责,增加了局势的困难,而且几乎立即接着就发生了政府军队占领法库(沈阳西北的一个城市)的事件,共产党指控,该地是被政府军队于6月9日占领的。这种指控和反指控反映在报纸上,并使暂时的和短暂的宣传方面的休战受到破坏,在这种背景之下,报纸上的讨论开始瞻望在十五天休战期间之内能否就两党之间的争论问题达成协议。

在我同国共双方的代表分别讨论中,决定在十五天休战期间首先处理交通问题,其次讨论停止冲突的详细办法,然后讨论修改军队整编方案的问题。周恩来将军就交通问题与俞大维将军和希尔上校举行初步会谈,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将呈请三人小组解决。在同周将军讨论需要达成的协定时,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关于在未来六个月期间里在满洲的军队的重新调整问题应有一项详细协定,这应该写入2月25日整编军队协定的一项专门附件里,这项附件应包括头三个月的每月军队人数和以后的一个季度的军队人数。我指出,这个问题比交通和停止冲突问题更难解决,并且是须加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

关于解决将要达成的协定中包含的政治问题,我认为与军队重新配置有关的地方政府的地位极端重要,可能表明是修改军队整编方案的障碍。几位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访问了我,建议在这时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同时处理政治问题,而三人小组则处理军事问题。我告诉他们说,这种事情不在我的权限之内,不过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转告了徐永昌将军。蒋委员长时常说,在他占领满洲之前,他不谈政治问题。不过,后来他说,在政府占领长春之后,他准备谈判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周恩来将军说明共产党对于在这时讨论政治问题的态度,认为包括四种可能的方式：(一)在讨论军队整编问题时,最好不讨论政治问题,在各地区保持现状。(二)过去曾经建议在东北组织一个临时行政委员会,负责处理政治、经济和交通问题,虽然蒋委员长没有同意,这项建议仍应予以考虑。(三)蒋委员长曾建议赋予三人小组以解决行政问题的权力,虽然马歇尔将军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周将军觉得应该加以进一步的考虑——由于马歇尔将军不愿意卷入政治问题的决定中,这可以利用日后的联合政府所同意的一项政纲加以解决,而且三人小组可以在十五天休战期结束时前往满洲视察。(四)在十五天休战期结束时,立即讨论改组政府的问题,满洲的政府将作为全面解决改组政府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关于地方政府,周将军觉得一旦政府改组之后,地方行政官员即须经由依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进行选举的方法从事改组地方政府,在进行选举之前,他们可以维持现状。

(A)恢复交通

军调部交通组主席希尔上校为恢复交通草拟了一项建议草案,提交国共双方,以供研究,并在三人小组会议上进行讨论。

周恩来将军于6月14日告知我,希尔上校的草案中关于重新开放交通的那些部分一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关于铁路管理和经营的部分,虽然在原则上似乎是可行的,却包含着某些需要重新考虑的地方。周将军同意国民政府代表俞大维将军的意见,即首先应在陇海、津浦和胶济铁路线上开始工作。但是周将军指出,俞将军曾建议对草案进行修改——这些修改包括删去第一段(这一段是对于重新开放交通的一般陈述),并规定使用武装的铁路警察,而不是使用非武装的铁路警卫队。周将军说,俞将军也拒绝接受草案中关于铁路管理和经营的建议。

我向周将军解释说,删去对于重新开放交通的一般陈述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这项一般陈述包括在俞将军草拟的另外一份一般文件中,这份文件包含了周将军希望实行的原则。关于铁路警察问题,俞将军说,保护铁路沿线的设备过去始终是铁路警察的责任,为了这项目的而使用军队,将表示改变一项沿用已久的制度。我告诉周将军说,我向俞将军解释说,共产党反对使用铁路警察,是由于他们担心使用秘密警察从事并非保护铁路的目的,但是俞将军不讨论这一点。在我同周将军谈到这一点时,希尔上校指出,原来的交通协定曾规定,由铁路经过地区的地方军队保护铁路线,如果在共产党占领的地区里使用新的铁路警卫队,就将意味着使用以前未曾达成协议的另一种警卫的形式。希尔上校又解释说,关于铁路的管理和经营,俞将军不希望在目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十五天休战期间里没有充分时间就一个不需要立即决定的问题作出决定。俞将军建议,可以就一项管理计划开始工作,但是对它的讨论应予延期,直至有足够时间,可以进行充分讨论和作出最后决定。在评论这一点时,周将军说,在他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他希望知道俞将军对于下列三点的看法：(一)在达成一项新协定之前,现在的铁路机构应予保持,在此期间应保持现状;(二)在建立直达运输之前,须作出安排;(三)在讨论管理和经营问题时,应以希尔上校的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在作结论时,我说,困难问题似乎是共产党地区内铁路和铁路警卫队的性质,这种困难与共产党抱有的怀疑有关——所有其他细节似乎是易于调整的。

6月23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恢复交通的建议草案。俞大维将军提出下列四点以供讨论：(一)拆毁防御工事;(二)在铁路管理中使用共产党人员;(三)共产党希望政府不派遣铁路警察前往修复了的铁路线;(四)共产党希望不仅恢复铁路交通,而且恢复一切交通。俞将军评论说,政府在原则上同意最后一点,但是,作为第一步特别着重于恢复铁路线。俞将军说,政府准备拆毀在铁路线两侧一千米以内的一切防御工事、碉堡等等,但同意马歇尔将军提出的折中解决办法,即为防护火车站、桥梁、隧道、工场、仓库和水塔所必需的防御工事应予除外。希尔上校评论说,显然已经对下面的一点达成一致意见：除为防护极端重要的铁路设备所必需的防御工事外,其余的防御工事应予拆毁,但是对于规定何种设备构成极端重要的设备,尚未获得一致意见。希尔上校建议,把一、二、三等火车站、一切隧道、全长在五米以上的桥梁规定为极端重要的设备。

周恩来将军评论说,2月份曾就恢复交通问题达成协议,但是由于拆毁防御工事问题,这项协议的实行受到了妨碍;虽然许多执行小组曾决定,防御工事应予拆毁,然而参加军调部的中国方面的人员对于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4月份,军调部的委员们把这件事呈请三人小组考虑解决,由于满洲的局势,三人小组未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结果,恢复铁路交通和拆毁防御工事就一直拖延到现在未能解决。周将军继续说,他同意对于修复铁路应给予优先考虑,他和俞将军一致同意初步恢复三条铁路线。他并不坚持在铁路线上和沿铁路线的一切防御工事都应拆毁。谈到铁路管理的问题,周将军觉得,在改组政府之前,必须作出临时安排,并且表示同意希尔上校的草案中提出的下列几点：(一)铁路处于交通部统一管理之下;(二)国民政府承认,在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内,共产党可推荐人员参加军调部铁路管理小组举行的考试;共产党有权派代表参与同共产党有关系的那些铁路线的管理和监督。关于铁路警察问题,周将军说,这是一项完全新的建议,在恢复交通的协议中以前从未提到过,保护铁路线以前是国共两党的地方部队和非武装的铁路警卫队的责任。由于这个建议违反以前的协议,共产党强烈反对组织这样的铁路警察,周将军认为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接着对于各种火车站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透露出,津浦铁路线上的火车站约有四分之三是三等站,只有几个车站是四等站,即招呼站。周将军同意接受这样的规定：在一等和二等火车站一千米以内的防御工事和在三等火车站两百米(这是讨论后折中的距离)以内的防御工事予以保留,并规定全长在五米以内的桥梁为极端重要的设备(希尔上校解释说,五米是能用木梁修复的最大长度,较此为长的长度需用钢梁修复,而钢梁很难得到)。周将军虽然表示他同意这项规定,但是指出,结果将是防御上事都不会被拆毁,对此俞将军回答说,这些防御工事将仅仅用来保护铁路线以防土匪,除非铁路线遭到攻击,将不构筑新的防御工事。我建议(并得到三人小组的同意),在协定中规定,只是为了应付对铁路线本身的攻击并得到交通小组批准,才能构筑新的防御工事。

6月24日,在进一步讨论恢复交通的问题时,对于拆毁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沿线的防御工事达成了一项折中的协议,拆毁的日期由俞将军和周将军晚些时候加以解决,因为此事与军队整编方案有关系。谈到共产党参与重新开放的铁路线的经营问题时,周将军指出,有些铁路,例如平绥铁路,大部分是在共产党地区内,为了经营这条铁路,共产党有自己单独的和独立的管理系统。因此,他觉得共产党人员不仅应参与这条铁路的重新开放部分的经营,而且也应参与这条铁路的全面管理。俞将军回答说,他无权同意这个建议。这个问题最后以在协议中写入这样一句话予以解决：“合格的中共铁路人员可被交通部依照即将决定之方案任用。”这项协议进一步说,此种人员之资格由交通小组或军调部交通组予以考核而决定之。

这项讨论结束时,就一份题为“关于重开华北华中交通指令”的文件达成了协议。这份文件规定立即恢复华北华中的一切交通线;规定修筑各铁路线的明确时间,长短不等,从陇海铁路徐州至海州段的三十天至平汉铁路元氏至安阳段的一百五十天;规定修筑津浦、胶济、陇海、平绥、平汉、平古和同蒲铁路的十一个路段;规定修筑工作受各交通小组之监督,并受交通部之管制;规定拆毁防御工事,如上所述;规定在铁路管理中任用共产党的人员;并规定以后讨论恢复所有其他交通线的问题。

这样,对于须在十五天休战期间加以解决的三项主要问题中的第一项问题就达成了协议,根据取得的协定,依照蒋委员长的规定,所有达成协议的文件须同时签字。

(B)在满洲停止冲突

白罗德将军草拟了一份在满洲停止冲突的建议草案,分送国共双方代表研究,并供三人小组晚些时候加以讨论。白罗德将军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力求草拟一项尽可能简单的文件,因为若干复杂问题将写入另一项文件,即规定修改军队整编方案中与满洲有关部分的文件。

在同我讨论这项建议草案时,周恩来将军表示,希望这项文件不仅包括1月10日的停战令,而且也把3月27日派遣执行小组进入满洲的协议包括进去,因为后者是专为满洲起草的。他指出,局势已改变了,这两项协议的若干部分已过时了。他表示特别关心停战令中关于为重新建立中国主权而把政府军队开进满洲的规定,他希望把停战令的若干条款(例如上面提到的这一条款,由于苏联军队的完全撤退,该条款已不再有效了)删除掉。他觉得这一点必须包括进去,因为否则政府可能会坚持要派军队到现在处于共产党控制下的诸如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去,其理由为：这些地方以前曾被苏联军队占领,因此政府尚未完成恢复主权的程序。我向周将军指出,政府占领哪些地方的问题,将包括在关于在满洲的军队于规定时间内重新配置的协定中,而这个文件仅仅涉及与停止冲突直接有关的细节。因此,我认为这类事情不应包含在关于停止冲突的文件里。

在三人小组于6月22日举行会议^[1]讨沦这个建议草案时,周恩来将军建议,从这个文件中删去白罗德将军在草案中原来写入的关于前进指挥所的美国高级军官的决定权问题的任何规定,并且起草一项关于执行小组和美国军官决定权问题的所有事务的单独文件,以便既适用于满洲,也适用于中国本部。这个建议得到徐永昌将军的同意,他指出,恢复交通、在满洲停止冲突和修改军队整编方案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全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一起解决,体现这些问题的协议的文件须同时签字。

6月24日,三人小组通过了题为“结束东北冲突之训令”的文件,训令的“丙”条是根据下面的协定才取得一致意见的：细节和关于美国军官的决定权问题将包含在另一项单独文件中。我向三人小组解释说,这个文件的“己”条是我写的,目的是要避免反对政府军队调赴满洲的不幸宣传。所通过的这一条条文如下：“政府和共产党将不再调战斗部队赴东北。但政府部队之个别补充,其为达到今后将予订正之1946年2月25日整编统编基本方案所允准之兵力者,应予批准。”

这个文件采取了三人小组为结束在东北之冲突致军调部三委员的训令的形式。这个训令规定,除该训令中或其后由三人小组修订者外,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令适用于满洲;接触紧密或有敌对性接触的双方军队实行隔离;以据信于1946年6月7日中午所存在的形势为基础实行军队的调整;停止一切战术性的调动;对于不遵行该训令的条款的指挥官加以处分;在该训令生效后之十五天内,双方将在满洲的一切军事单位,兵力和驻地造册送交军调部前进指挥所。

对于这项文件达成协议,标志着解决了须在十五天休战期间加以解决的三项主要问题中的第二项问题。如下面在叙述修改军队整编方案时所解释的,休战期限延长到6月30日中午。

(C)美方代表的决定权

如这个报告上面若干章所指出的,执行小组美方成员的决定权问题长时间以来就是一个辩论的题目,准许执行小组的美方主席决定小组调查的先后次序的建议曾在军调部三委员和三人小组的会议上提出过。国民政府支持这样的建议,美国代表也劝告采取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作为保证能采取即时行动以调查各地报告的违犯停战令事件的一种手段。军调部的共方代表和周恩来将军则反对这些建议,因为这些建议背离了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从一开始就实行的一致同意的原则。结果对这个问题仅仅取得了折中的解决,这项解决办法写入三人小组于5月14日签署的一项文件中。该项文件规定,若执行小组成员一直不能取得同意,美方成员应将不同意事项直接呈报军调部的三位委员,三委员于二十四小时内达成一致决定,或将该事项呈报三人小组决定。

蒋委员长使这个问题再一次突出起来。在他于5月23日赴沈阳之前,他通知我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协定即当执行小组成员或相应的高级参谋团体陷于僵局时,应由美方成员作出最后决定,那么他就不愿受进一步协议的约束。虽然蒋委员长那时没有详细分析这种情况,显然它超出了以前为了对执行小组调查的先后次序作出决定而提出的建议。

在三人小组于休战期间举行的各次会议中,在6月22日讨论在满洲停止冲突的建议草案时,第一次发生了这个问题。这个草案规定,若各方不能取得同意,应接受在长春的军调部前进指挥所的美方高级军官的决定。周恩来将军早些时候曾建议将这个规定修改如下：“在长春的美方高级军官将情况呈报在北平的军调部或在南京的三人小组,视情况的紧急程度而定。”然而,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他建议起草一项关于执行小组和美方代表的决定权问题的一切事务的单独文件,并使这样一项文件既适用于满洲也适用于中国本部。这项建议得到会议的同意,周将军后来起草了两份建议草案,一份是关于执行小组的行动的,另一份是关于在执行小组和军调部里不能取得同意时的解决办法的。

6月24日,在三人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周将军的关于执行小组行动的建议草案被提出来讨论。这项建议采取三人小组给军调部三委员的训令的形式,训令规定了执行小组在四种明确地描述的情况中所采取的行动,其目的在帮助执行小组按照一致的标准实施停止满洲冲突协定的条款。这项建议也希望能应用于紧密接触或实际发生冲突的军队的一切情况中。这项文件在这次会议上未加讨论,因为俞将军未有机会预先研究这项建议,因此留待以后讨论。

在6月24日这个同一次的三人小组会议上,就一项题为“关于解决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规定”的文件达成了协议,虽然对这项文件加以补充的建议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周将军建议这项文件补充一段如下：“若对于重开交通线的训令的解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军调部交通组的美方高级军官有权作出决定。”对这项建议没有采取行动。

俞大维将军建议这项文件补充两段如下：(一)若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何处和何时派遣意见不能一致时,北平军调部的美方委员有权作出决定;(二)若关于所有协定的解释和执行这些协定的方式意见不能一致时,由三人小组的多数票决定之。我立刻说,俞将军建议的第二段是应由国共两党之间谈判的问题,而对于这项问题的讨论不应当着我的面进行。周将军在评论俞将军建议的第一段时指出：当三人小组发出派遣执行小组的指示时,若意见不能一致,美国军官有权根据刚才业已达成协议的文件第二条乙款的规定指导该项命令之执行,并派遣执行小组;他进一步说,如果以前没有发出派遣执行小组的指示,美方委员可根据上述文件第二条甲款的规定向三人小组提出报告,请求指示。因此,周将军请求给他更多的时间,以便研究俞将军提出的这两段文字。

上述达成协议的文件规定：(一)遇有紧急事件而意见不能一致时,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的美方代表可将情况直接向北平军调部或长春军调分部提出报告,请求指示;(二)倘意见不能一致时,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有权决定该执行小组在其管辖地区以内何时何地进行有关军事行动的调查;(三)在有关停止冲突和隔离部队的事项上,意见不能一致时,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有权以军调部名义向当地的国共双方指挥官发布命令;(四)在意见不能一致时,北平或长春军调部的美方高级人员可向北平军调部或三人小组提出报告,请求指示;(五)若对于执行上级的命令或指示意见不能一致时,北平或长春军调部的美方高级人员有权指导该项命令或指示的执行,除非该命令或指示已由上级修改或取消。

到了这时,三人小组已就恢复交通和满洲停止冲突问题达成协议,并且已就一项关于美国代表的决定权问题的文件达成协议,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之后,有可能对这项文件加以补充。尚待解决的,只剩下修改军队整编方案这一项重要问题了。

(D)修改2月25日的军队整编基本方案

就修改2月25日的军队整编基本方案达成协议的问题,乃是三人小组在休战期间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它包含军队分布、军队兵力、复员及不能与修改基本方案问题分开的有关的政治考虑等等问题。

6月14日,周恩来将军重复提出了共产党的希望：在满洲能有五个师,并且提出,在军队重新分布方案中,共产党希望在满洲五个大城市(未说出五个城市的名称)中各驻扎一个师。他说,共产党军队应驻扎在当时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地区,但是他指出,关于军队的重新分布问题,国民政府占领着满洲最重要的、最发达的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国民政府军队比共产党军队能够拥有更多的食物和供应——共产党占领着满洲北部,该地区人口稀少,军队的食物供应较成问题。因此周将军觉得,关于军队的重新分布,有四个因素须加考虑：(一)军队的数目;(二)分布的地区;(三)运输条件;(四)供应条件。

我告知周将军说,我已经把共产党在满洲驻扎五个师的希望告诉了蒋委员长,虽然蒋委员长没有明确地说,我相信政府会愿意接受国共两党在满洲军队的比例为五与一之比,以代替2月25日的军队整编协定中规定的十四与一之比。我说,这可以用把满洲的兵力增加到六个军的办法来实现,其中三个师是共产党军队,十五个师是国民政府军队。我指出政治考虑与军队重新分布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并且提出,共产党军队的配置可能与由共产党员担任省政府主席的那些省的问题有关系。我补充说,我不知道哪些省是这样的情况。我又说,虽然我愿意避免一切政治纠纷,但是共产党关于其军队重新分布的决定似乎会牵涉到政治问题,不管对于当地县参议会的性质是否承担了任何义务。

周将军对于政府军队的重新分布和兵力的比例问题没有提出意见,但是提出,关于共产党驻扎在满洲的军队兵力,在共产党希望的五个师和我提出的三个师之间得出一个数字,应该是可能的。他觉得,每一个师集中在一个地方,应该可以使政府安心。

6月17日,我告知周将军,关于修改军队整编方案,虽然我现在不能说政府的条件或建议是什么,但是我最大的困难是共产党迄今还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因此,我担心我说服国民党降低条件的努力可能由于我对共产党的条件一无所知而受到妨害。我指出,我指望当天晚上去会见蒋委员长,弄清楚政府的建议,但是,共产党认为公平的调整办法是什么,我仅能加以猜测而已,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能影响事情的进展。我提醒周将军说,他仅仅对我作过非常一般的陈述,对于共产党的立场,我所了解的就是那些。

周将军回答说,在以前同我的讨论中,他试图使我对于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一个一般的印象和了解;他没有作具体的陈述,是因为在目前的谈判中共产党采取了愿意作出让步的态度,以便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对于政治问题,共产党是有一些建议要提出的,但是宁愿延迟到以后再提,因为担心目前提出这些建议会影响对于须立即作出决定的事情的谈判。周将军说,简单地说,共产党没有提出建议,是因为它愿意作出让步。

6月17日,在与蒋委员长举行会谈以后,我向周将军提出一份备忘录,并附有三份文件,这三份文件构成了国民政府为在休战期间达成协议所提的主要建议：(一)政府关于与建议的满洲驻军的重新分布有关的华北问题的条款;(二)满洲附加条款(修改后的1946年2月25日协定的附加条款);(三)关于恢复交通的文件。^[2]

关于修改军队整编基本方案的第一次建议,国民政府是于6月12日向我提出的。由于某些建议特别是关于满洲的建议不合理的性质,我于6月15日起草了一份关于修改军队整编基本方案的草案,送给蒋委员长,并于16日同他进行了讨论。6月17日,徐永昌将军把政府对于这个草案的修改意见送给我,我把这些修改和国民政府的代表们向我口头提出的其他意见写入一项文件,以供讨论。这项文件包括政府关于华北问题的条款、军队整编基本方案的修正条款、满洲附加条款和华北附加条款。如前面一段所述,政府关于华北问题的条款和满洲附加条款已送给周将军加以研究。不过,对于修改军队整编基本方案①^[3]·②^[4]·③^[5]的充分讨论这时暂时停止,以便使关于恢复交通、满洲停止冲突和美方代表的决定权的文件得以完成。当后来的讨论显示军队整编基本方案的修正条款不可能在延长了的休战期于6月30日满期以前达成协议时,谈判便集中于只包括主要争论问题的初步协定,不过取得这样的协定,即在完成初步协定之后,再谈判军队整编基本方案的工正式修改。

6月18日我问周将军举行了一次会谈,讨论6月17日送给他的国民政府的建议。这些文件中的第一项文件提出如下要求：共产党军队于1946年9月1日之前撤离热河和察哈尔;政府军队占领山东省的烟台和威海卫;国民政府以一个军增援青岛,以便驻扎在该城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可以撤退;共产党于1946年7月1日以前撤离中共军队于1946年6月7日中午以后强占的所有山东省各地,至少须撤至这些地点的三十里以外;政府驻军立即占领这些地点;政府自1946年9月1日开始以一个军增援天津地区,以便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可以撤退。

在评论这些文件时,周将军对于在关于华北的条款中所描述的与中国本部有关的这些部分表示惊讶,并且相信这完全是蒋委员长的意思。他说,除了关于在山东省恢复6月7日以前状况的那些部分外,他不能考虑这项建议。他把这项建议的其他部分描述为是完全料想不到的,并且说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本来是试图对于讨论的各项问题尽可能地作出妥协的。他觉得政府的意图是不想谋求问题的解决,而公众的反应也会与他的意见相同。周将军许诺,他将把这些建议用电报向延安报告,并且说,他觉得他必须返回延安,就谈判的进展情况提出报告。他解释说,在休战期间他本来试图遵循马歇尔将军提出的妥协路线进行工作,因此在他给延安的报告中采取了乐观的态度。现在接到这些新的建议,周将军感到很难过,虽然在过去几天里有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的态度有某些转变,像传闻的流言和俞大维将军在恢复交通问题的谈判中所显示的那样。

周将军谈到政府的建议中所包含的具体问题时说,除了在山东恢复6月7日以前的状况外,其他各项都不能加以考虑。他并且指出,6月7日这个日期只应适用于满洲,而在中国本部恢复原状应以停战令和军调部的训令为根据——这就需要以1月13日作为开始休战和确定原状的日期。周将军在答复政府提出的共产党攻击政府占领的地区和中共军队调动的指责时指出：国民党是对离开铁路线的共产党占领的地方进攻的,因此没有引起注意,并且又说,中共军队的调动是不能与政府军队的调动相比的,因为中共军队的移动是靠步行,并且是小规模的,而自一月份发布停战令以来,政府已调动了一百一十八个师。周将军指责说,关于共产党攻击满洲的拉法一事,政府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但是在此期间它却占领了法库,虽然共产党业已撤离拉法,政府军队却仍然占领着法库。他继续说,共产党住山东的攻击,是对国民政府在五六月份占领五六个城镇的报复,而且这些攻击只针对伪军占领的地方。谈到政府要求共产党撤离察哈尔和热河省,周将军说,政府不能为这样一种要求提出根据,政府要占领烟台和威海卫的要求也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周将军说,如果蒋委员长不修正这些要求,他返回延安是无用的。

谈到满洲附加条款中提出的政府的建议草案,周将军指出,根据这项建议,政府军队将进入当时处于中共军队占领下的许多地方,如哈尔滨、牡丹江、白城、安东和通化。关于满洲,他考虑两个问题：(一)共产党的兵力,这个问题仍在讨论中;(二)军队的分布。他的建议是：中共军队驻扎在当时处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而这一点政府在起草这个建议时显然已给予考虑。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干地方不配置军队驻防;国民政府军队不应进入这时处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周将军说,局势的关键现在似乎是,蒋委员长是否真正愿意解决问题,或者他是否愿意使事情复杂到极点。他指出在恢复交通的协定中他已经作出的让步,并且说,政府现在试图迫使共产党作出远远超过一、二月份协定的让步,而同时对于争论的政治问题却不给予保证。周将军最后说,如果他只是一名共产党代表,而不关心他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地位和中苏合作问题,他就将辞职,因为他所进行的谈判似乎是完全的失败。

我于6月18日同徐永昌将军和俞大维将军会谈时告知俞将军：依照我的看法,蒋委员长的条件是太苛刻了,并且询问,蒋委员长是否可以撤回这些条件。俞将军说：蒋委员长曾经向他指出,在军队重新分布方案中,他(蒋)愿给予共产党以较为富饶的地区。俞将军并且给我看一幅地图,地图上绘出了根据政府的建议中共军队在四个月内集中驻扎的地区。我告诉他说,如果共产党同意这样一种建议,他们就将完全处于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因此,我觉得共产党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关于在满洲的中共军队的重新配置问题,徐将军说,政府赞成两个中共军队师驻扎在齐齐哈尔和海拉尔地区,一个中共军队师驻扎在靠近朝鲜的边界。

6月20日,在同俞大维将军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告诉他说,或许必须考虑下列各点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将关于热河、察哈尔和山东的条款删去,并将这些省份包括在军队重新分布方案以内;在第一阶段,增调一个政府军进入华北,在第二阶段,再增调一个政府军进入华北,而不是在第一阶段就增调两个军;同意共产党控制某些铁路;共产党保留赤峰;将十五天休战期至少延长五天。

在讨论延长休战期时,俞将军建议将期限延长一天。我回答说,这是不够的,因为许多未解决的事情尚待讨论,他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这或许是以他的感觉为基础的,即美国会支持中国的内战。我强调地告诉他,美国不会支持一场中国的内战,因为他在这方面提出的问题似乎表明,他对于中国如发生内战美国可能采取的态度深感兴趣。

在6月21日同周将军进一步讨论政府的建议时,我告诉他说,我已向蒋委员长建议：(一)将关于华北的条款删去,将这些条款写入修改过的军队整编协定中关于军队在华北的重新分布那一部分;(二)将于6月22日中午满期的暂时休战期予以延长。关于第一点,虽然我不能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坚定的许诺,但是据我了解,政府有接受我建议的修改的可能性,因此我同周将军谈判细节似乎可以有一个较好的基础。我再一次请周将军注意,由于没有一个共产党建议的明确纲领,进行谈判很困难,在最近的讨论中使我很为难。我解释说,政府关于华北的条款是由于我设法使政府原来关于满洲的建议获得修改而产生的——蒋委员长每在原来的建议中作出一次让步,就增加一项关于华北的条款。我又指出,我扩大了政府规定的在第一个阶段中共军队配置的地区,因为中国陆军参谋部没有考虑到在这个阶段里须加以处理的大量军队。由于华北军队复员很少,使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军队的配置问题复杂化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复员限于华南和华西,进一步的复员将大部分限于华北和满洲。这次复员采取将名额不足的师缩编为旅的办法,师部的官兵实行复员。真正的问题是,依照目前政府的这个建议,从1946年7月1日至1947年1月1日这个期间,国共双方都要将许多军队复员。

周将军回答说,他反对在十五天休战期间讨论华北和华中的军队配置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应由军事小组和两党的人员制订方案。他解释说,这是第一次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此没有准备。他指出,这是政府单方面的建议,依照这种安排,除张家口地区外,中共军队将集中在离开铁路线的地方。他指责说,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为的是使中共军队集中在对他的地位威胁最小的地区,这样他就可以在得便时把中共军队消灭掉。他的意见是,如果共产党接受这样一个建议,蒋委员长就能以和平方法达到其目的;如果共产党拒绝这个建议,蒋委员长就会以武力达到其目的——唯一的区别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周将军说,他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并且说,延安共产党当局命令他提出下列建议：(一)三人小组应立即停止在满洲与中国本部的冲突,发布一个新的停止敌对行为的命令,并附带规定执行小组的美国军官应有权力执行这个命令和决定由小组进行调查;(二)冲突停止之后,三人小组应拟制恢复交通方案,共产党保证修复铁路工作须占最优先的地位;(三)敌对行为停止之后,三人小组应拟制包括满洲的全国军队整编复员办法,国共两党人员在美国人员领导之下应拟制方案提交三人小组批准;(四)应举行第二次三人小组会议,讨论政府改组、保障人民权利、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地方政府应予改组并实行选举。周将军表示相信蒋委员长最关心军队整编统编及训练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使共产党发生顾虑的要求,因为倘若共产党接受这些要求,对于尚未谈判的许多其他问题就将没有保证。周将军说,这是问题的焦点。因此他建议在军队整编时期,中共军队在共产党区域整编,政府军队在政府区域整编,至于训练则由双方委托的美国军官执行,经过这个过渡时期以后,国共两军合在一起实行统编。

我向周将军指出,蒋委员长在他的6月6日关于休战时期的声明里很清楚地说过,应该为立即实行2月25日的中国军队复员、整编、统编协定建立一个基础,当蒋委员长提出目前的这些建议时,他心里在想着这个问题。我强调说,我们必须明确了解共产党关于华北军队重新分布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应该在三四月间共产党提出军队复员报告表的时候决定。国民政府已提出这种报告表,但共产党没有这样办。由于没有这种报告表,有关人员就不能拟制华北军队重新分布的方案。我最后说,因此,我不认为蒋委员长坚持要解决全国的军队配置问题是不合逻辑的,特别鉴于他关于这方面的公开声明。

正谈到这里时,接到了蒋委员长的电话,说,他已向他的军队司令官们发出命令,把停止前进、攻击和追击延长到6月30日中午。(关于这一点,前一天晚上我未能从他那里获得坚定的许诺。)

鉴于休战期限延长了,我紧急地向周将军呼吁,不要破坏在6月30日满期的这个期间里就军事问题达成初步协定的最后可能性。我告诉他说,我将尽量努力说服蒋委员长就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与改组政府有关的某些其他问题发表一项声明或作出明确的许诺。我又说,我想到几项关于政府政治性事务的其他建议,对此蒋委员长可以立即采取行动,这些建议目前我不准备进行讨论,但它们是具有实际的性质的——这就是说,它们不须辩论或拖延,就能立即实行。

【注释】

[1]这是三人小组自三月份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并且标志着我以调解人的身份正式重新参加谈判。

[2]这个文件上面已经论述过了。

[3]国民政府的“真正实行《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补充办法草案”,于6月12日提交给我。

[4]徐永昌将军于1946年6月17日给我的备忘录,附有对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修改意见信。这项奋忘录指出了政府希望共产党军队集中的地区。

[5]1946年6月17日为修改军队整编基本方案草拟的建议草案,这项草案以政府原来的建议为基础,并写入徐永昌将军6月17日的备忘录和政府代表们口头所提的修改意见。这项草案的附件只包括军队整编基本方案的修正条款,至于政府关于华北的条款和满洲附加条款(构成这项建议草案的一部分)则作为本报告的第42号和43号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