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和大规模化的要因

第三节　多元化和大规模化的要因

一、女性和民族集团关系团体的抬头

在表现为组织上的多元化和大规模化的这两个方面上，位于美国的类似这样的高龄者团体的发展基本上是以高龄化的进行为背景，在理论上是不该遭到回绝的。进而，高龄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使高龄者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变得显著起来。而集中在这一点上，却无法期盼那些已经存在了的高龄者团体作出适当切中的对应，从这一视角出发，客观上形成的无疑是基于上述的团体作为，从而促进新的以高龄者利益为指向的新高龄者团体的组织化的形成。

随着这种事态推移，OWL在关于团体设立的理由方面所作的是这样的说明，意即把“致力于设法打破女性团体和完全是为了高龄者的问题被有效提起的团体（advocacy groups for the elderly）之间的隔阂，特别是在女性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得不要直接面对的诸多困难问题之际想一显身手的抱负”^[26]作为上述理由来理解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把这之间的事情明确地揭示出来的，恰是像设立NHCoA的场合那样，组织者们由衷感受到的是“拉丁美洲裔的高龄者们，甚至是其中的多数，即使在现今也差不多依赖的是十分有限的新闻传播，并将其作为认识的基础的”^[27]这一客观实际。

也就是说，直接促进了NHCoA得以设立的，在相当程度上首先基于的是在拉丁美洲裔美国人当中的那些高龄者们甚为触目惊心的贫困程度。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国势调查局的调查所云，上述这样的贫困并不是在高龄者层之间全无差别地分布的，只是在女性高龄者以及在属于少数民族集团中的高龄者之中，以极高的比率分布（请参照表10-2）^[28]。类似这样少数者集团直接面对的堪以极其严酷来形容的贫困，集中在高龄者方面远非其他社会层面所能类比的恰是隶属于拉美裔集团的高龄者美国人。C赫尔曼·柯瑞尔（Herman Curiel），以及杰姆斯·A·罗森赛尔（James A.Rosenthal）也对这点作了触及，并且还作了如下论述的。

表10-2　高龄者美国人中的贫困线以下的所得者的比率（%）：1986年

摘自：Karen A.Conner，Aging America；Issues Facing an Aging Society，1992，p.89。

可能确认的属于民族上的少数者集团的高龄者的状态，根据少者集团的代言人所言，《双重痛苦（double jeopardy）》以及《多重痛苦（multiple hazards）》的状态是作为这些高龄者人士的特征从而凸现出来的。像这样的叙述意即把高龄者也加入进来，人种的平等与其依然将其作为社会性政策来理解，莫不如将其当作鉴于在被神化了的社会中加以生活，故而必须服从那些被附加了的、且被称之为来自了经济上的、社会上的，以及心理上的负担等影响相关联的内容来加以认识。根据合众国国势调查局的汇总而反映出的拉丁裔高龄者人口统计的特征所示，拉丁裔高龄者与其他人种的高龄者相比，其收入所得以及能够接受到的公共教育水准、雇用经历、健康状态等具体内容上，实际上凸现出来的恰是他们正在经历着的《多重痛苦》的最集中特征^[29]。

就在这样的文脉当中，所有这些高龄者团体的设立都可以从戴维·B·特鲁曼（David B.Truman）的所谓“紊乱理论”中得到证实，例如类似这样的高龄者团体的设立，“在面向团体的多样性不断增大的倾向方面，……正是这些复杂的社会特征和实际需要的反映”，“随着专门化的加强，随着联络技术急速变化结果所导致的原被确立的期待的持续挫折，结社的递增无可避免。”^[30]等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都能证明这一点。

二、企业家组织者的作用

根据类似这样高龄化发展的“社会紊乱理论”，无疑会自动地引导高龄者团体的设立。在这里必须加以注目的，是对应于这些团体的设立而兴旺起来的领导层，意即罗伯特·H·萨利斯孛瑞（Robert H.Salisbury）所言的被称之为企业家的组织者作用。AARP和NCBA，作为创立者，各个均与埃塞尔·珀西·安德鲁斯（Ethel Percy Andrus）、霍巴特·C·杰克逊（Hobart C.Jackson）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31]亦广为人知；另外，在这方面同样引人注目，且与前述两人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当然还能够列举出的有属于银发英雄的麦琪·库恩（Maggie Kuhn）以及NASC的C·柯蒂斯·克林科司考尔斯（C.Curtis Clinkscales）等人那样的场合。

基督教长老派的社会正义的倡导杂志的编辑M·库恩，在以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为指向而与青年层一道参加到活动中去时候应该如何进行才会更好？以及如果对65岁强制退职制度加以抵抗又该如何去做等议题为轴心，在使受此关心的问题被提起的时候得到了一些人士的支持，故于1970年结成了“谋求社会变化的老年以及青年成年者协会”（Consultatuon of Older and Younger Adults for Social Change），被人们评价成是“在作为活动家的同时亦是过激的理想家”而极其活跃地参加到了运动当中去的人。进而在纽约博得了来自话剧银发英雄的绰号，并以该一绰号作为协议会的正式名称得到采用^[32]。

总起来说，银发英雄是根据麦琪·库恩“非凡的超人魅力”^[33]才得以生成的，正是鉴于这样一种原因，卡罗尔·S·格林瓦尔德（Carol S.Greenwald）才立足于“团体发展的互换利益理论”（exchange benefit theory of group development）的观点，把库恩和从事共同的事业（Common Cause）的约翰·加纳（John Gardner）以及约翰·勃驰协会的罗伯特·威尔驰（Robert Welch）等人置于同一位置，进而还作了“如果从团体发展的互换利益理论这一观点出发，类似约翰·加纳、麦琪·库恩以及罗伯特·威尔驰等人那样，经过包装之后刺激其他人的购买欲，到头来吸引这些人加入进来或者类似引导那样对这一计划加以开发”^[34]的论述。

麦琪·库恩在设立银发英雄之际，已经六十五岁了，与之相对照，在全美老年公民同盟（NASC）开创的时候，1946年出生的C·柯蒂斯·克林科司考尔斯次阿不过刚刚二十八岁的年纪。克琳柯斯卡尔斯于1968年从南卡罗来纳州的克莱孟校州立大学毕业，又在美国空军服了四年兵役之后，便在首都华盛顿作为院外活动担当者、作家以及商人而活动的同时，一边在乔治敦大学专攻宪法并于1974年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不久便“被唯一的确信所支撑”，即“为了那些并不适合跻身于在自由主义伞下的高龄者，在政治上赋予其享有阐述保守意见的发言权，”从而设立了NASC。

与在C·柯蒂斯·克林科司考尔斯的指导下，NASC在很短的时日之内便作为高龄者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且使这一地位逐步变得更加着实起来的过程相对照，在1991年2月追悼英年早逝的克林科司考尔斯的祷文当中，NASC的机关报《高龄者保卫人》就评价说，“仅从宛如卫士一般的克林科司考尔斯自觉作为年长公民的大义拥护者从事其活动，到把NASC构筑成了极富生命力的横跨全美的会员团体”这一点出发，赞美其在这方面的功绩^[35]，不见得仅靠对死者行加悼念的言语就可比类的。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触及的那样，作为力求使“显著左倾”的NCSC以及银发英雄的势力能够中和起来的努力环节之一的NASC的设立过程，完全可以比喻成当一种利益的组织化或者是其活动也呈活跃之际，同样也刺激了与该利益相对抗的利益朝组织化方面发展，即作为显示出所谓的“压力政治的对抗理论”（countervailing theory of pressure politics）^[36]的说明能力的一个典型事例，当然有理由被列举出来。

三、政治制度变化的影响

但是，促进高龄者团体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仅限于此。与此相关联，特别值得注目的是伴随着高龄者团体的增殖以及大规模化而至的对政治制度的变化反面产生的影响。如果压力团体对于政府包含了“从事谋求特定的政策或者政治目标的活动的会员团体、非会员团体以及制度”^[37]这一含义，那么影响成为压力团体活动对象的国家以及州或者地方政府的制度上的变化，首先恰是因为有了压力政治的存在才形成无可避免地趋势。总而言之，像这样的政府制度上的变化，渐渐地作为一种紊乱要因而发挥作用，即为了“使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呈稳定化，从而整序团体相互之间的关系”^[38]，进而对压力团体的组织化以及活性化给予了极强烈的刺激。毫无疑问，压力团体的类似“波浪状态”的增殖倾向^[39]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同这样的事态相关联，也应该是可以想像的。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很早就对此给予了相当注目的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在1960年公开刊行的《压力团体政治》里，虽然论述说“如果基于政治而在活动的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为了制定出相关的政策，那么政策在下一轮则会繁殖出同样是基于了政治的诸多团体”^[40]，但是在距此差不多十七年之后，C·S·戈雷恩沃尔德则在完全背离了埃克泰因的观点而评论说“阿瑟·本特莱早在七十年前就已经叙述说公共政策是集团活动的结果。然而在今日，相反的内容被理解成为真实的事例却比比皆是——既有现实的内容，也有潜在的内容，而公共政策的影响则有着孵化出利益团体的可能性”，进而还作了如下的解读。

“政府活动的范围越是扩大，越类似从核潜艇到花生酱当中有多少可被允许存在的微生物数量那样，恰因包含了这一种激活另一种的内容，渐渐诸多利益也作为政治活动的手段而形成了团体。事实上作为对应于全新争议焦点而发展的新利益团体以及老旧利益团体宗派的急速的增殖，在经济部门的范畴里面尤为显著。在这个部门里，被触发的类似被称之是原子炉或者石油动力那样的危机一样，由此诱发出的各种各样的意见，无疑促进的是面向利益团体活动的手段而被组织化了的内容。例如，1974年的石油危机那一年，至少就有超过五十个石油利益，作为华盛顿的院外活动担当者而进行了登录。”^[41]

进而，在类似这样的文脉里，可以看到的是对1970年以后的美国的高龄者团体的增殖给予了巨大影响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在1965年公布的高龄美国人法案（Older Americans Act，OAA）。该法律以“有助于包含了收入、健康、营养、雇佣，以及长期护理等各式各样的领域里的所有高龄美国人的生活改善”作为目的，并且对照根据该法律而得到实施的计划的大部分的执行，曾经以高龄者为主的、作为联邦机构代言人而把其活动也当作任务的高龄化问题厅（Administration on Aging，AoA）被设置在了健康·教育·福利部（1979年以后改称为健康·服务部）里^[42]。

总之，高龄美国人法是以“高龄美国人的生活改善为目的、进而还以对此行加确认的更为广泛的一连串的目标为目的，以利促进对于高龄者施以社会服务的资金供给、并以促进对该社会服务的以计划、调整、监视为己任的机关的发展，并向多目的的高龄者中心以及社区服务雇佣等特定的社会服务提供资金”^[43]，从而对居于这一方向上的来自政府对高龄者政策活动的计划进行引导，而这些正好极强烈地刺激了高龄者组织化的形成。杰克·L·沃尔科（Jack.L.Walker）根据从1980年到1981年这一期间创立的“会员资格公开，并且基于了对国家这一层面上的公共政策的任何一个侧面都持有关心的美国任意结社”的564个团体的相关调查结果，对类似这样的法律制定和结成团体之间的关联作了如下这样的论述。

“在这一期间形成的团体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是从体系外侧被强制加入进来的。所有这些团体完全是按照类似企业那样的经营计划、目标，以至方针等先由首脑阵营进行决定，进而在实施方面则根据对下属组织进行指示并使之得到贯彻的管理方式，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按支援者自身的要求才最终被创立起来的。根据本人的研究，代表了高龄者的四十六个团体中的半数以上，是在被称之为医疗保障和高龄美国人法的这一庞大立法而战的年份、即1965年以后被设立而成的。”^[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