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之后，必有大雨。”中共十八大之后，“习李”新政中最受公众瞩目、目前也取得较大成效的内容无疑是反腐败。王岐山执掌中纪委一年以来，誓言既要“拍苍蝇”，也要“打老虎”。如果说十八大后首个省部级官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的落马，被认为是打响了高层反腐第一枪，那么一年多以后，截至2014年全国两会前，已经有20多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彰显了中纪委“打虎”的决心，极大提振了民众的反腐信心。
在2013年年初，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各省级纪委书记共170余人参加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2014年1月13日，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王岐山再次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彰显了新一届中央纪委反腐的新思路。
新变化：从打“苍蝇”到打“老虎”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大以来，截至2014年2月初，共有21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直到最新被查的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相继查处了一批涉嫌违法违规的地厅级、县处级干部。例如，中共十八大以来，广东查处地厅级干部29人，县处级干部242人；江苏省检察机关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47人。
十八大之后省部级官员频频被查表明中央前所未有的反腐高压态势，实现了从过去主要打“苍蝇”到更多打“老虎”的战略重心的转变。
而在反腐措施和手段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亦有创新之举。
在反腐渠道方面，2013年9月，在整合机关5个网站的基础上，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创建开通。通过该网站，公开机关内部设置，公布信访举报工作流程等。建立这一网站，是为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网络监督搭建平台，从而改变以往纪检监察机关在社会上“神秘化”“隐密化”的传统形象。
在巡视经验方面，以往中央巡视组的传统工作方式是“明察”，即巡视组公开进驻被巡视单位，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接待信访和约谈官员。而此轮巡视，王岐山意在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访”。
在巡视内容上，中央巡视组要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进行抽查；在人员安排上，巡视组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与以往相比，此举也被视为巡视组的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部分副省级以上官员
新路径：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不久，中央纪委及时跟进，先后三次通报违犯“八项规定”事件。
2013年5月，中央纪委下发《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清退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要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2013年9月3日，中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
2013年10月31日，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通过一系列反腐新举措，中央反腐战略路径已逐渐明晰。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路是：从整肃自身队伍开始，加强制度化的整合，通过先头部队“火力侦察”摸底，为以治本为导向的制度反腐赢得时间。
新构想：反腐顶层设计
2013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该规划将对今后五年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将会提出一系列新的任务、目标和具体措施，一定会对反腐产生深远影响。尽管这份新的“反腐五年规划”具体内容尚未公之于众，但“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机制建设给了公众更多期待。接近规划制定的反腐研究学者透露说，作为中国的第二部反腐五年规划，将明确要求各级纪委更好地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切实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这意味着，以后，各级纪委最主要的力量都将在党风建设和反腐上。据了解，规划中还将重点部署中央巡视制度改革、中纪委派驻机构改革等内容，强调从严治党、惩防体系建设，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三中全会后人事调整展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首轮人事调整展开，其中，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接替杨晓渡，任上海纪委书记最受关注。境外华文媒体指出，这可以说是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后的首个案例。中国转入制度反腐新阶段，如果说反腐是政治改革的话，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变化。
三中全会后纪检领导体制变革首个案例
2013年11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刚过一周，中国新一波地方人事调动开启。任建明教授受访时表示，上海市纪委书记的人事变动，可以说是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后的首个案例。
香港《新报》报道说，中纪委于2013年10月启动第二轮巡视，侯凯作为第九组组长率第九巡视组进驻三峡集团。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示了中央用人的灵活性。侯凯作为中纪委常委会的领导成员，同时兼具审计专业能力，对于巡视国企无疑有重大帮助。
另有分析指出，对于侯凯来说，担任第二轮巡视组长的经验，将为其未来在上海“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提供强大的助力，入主上海市纪委开展工作也更将得心应手。
台湾《旺报》刊载《反贪一条鞭侯凯空降沪纪委书记》一文指出，为了反贪腐，中共中央收权实施纪委“一条鞭”制，加大对地方纪委系统的垂直领导力度。此前就已经有16位省级纪委书记是从外省、中央部委直接“空降”，包括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宁夏、云南，大部分都具有纪检监察工作经历。外界猜测这样的经历对反腐将有重大的帮助。
三中全会后新一轮省部级人事调整的特点
2013年11月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轮省部级人事调整启幕。据媒体报道，此番调整，中央地方交流任职特点突出，多位“京官”首次履新地方，广东领导班子出现三名中央委员的配备格局。
在此番调整中，一些长期在中央部委和高校任职的官员“空降”地方。工信部副部长兼国防科工局局长马兴瑞调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调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分析认为，长期在北京任职的他们，或可通过此轮调动丰富自己的地方履历。
观察上述三人的履历，侯凯从1984年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审计署。2013年10月，任中纪委常委、审计署副审计长的侯凯，成为中央巡视组组长名单中唯一的“60后”官员。同为“60后”官员，胡和平自1986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除中间有三年留学日本，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此次调任广东的马兴瑞2013年全国两会后到工信部工作，此前则长期在高校和国企任职。
除了“京官”经历，上述三人还均有较强的专业背景。马兴瑞和胡和平均为学者型官员，有长期的高校执教经历。其中，马兴瑞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是卫星及探月工程专家。而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侯凯，为高级审计师，此番调任上海使其成为目前唯一担任地方职务的中纪委常委。
除“京官”履新地方外，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刘永富调任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一职。这也凸显了此番人事变动央地官员交流任职的特点。
另外，在上述三位赴任地方的官员中，马兴瑞是十八届中央委员，其“空降”广东接任该省党委副书记后，广东党政领导班子已配备了3名十八届中央委员，即兼任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以及此次履新的马兴瑞。 广东的这种党政官员配备情况与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党委“一把手”的重庆相近。2013年4月，十八届中央委员张国清卸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一职，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这让重庆市出现了配备3名中央委员的格局，即兼任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以及张国清。
此外，除了省级政府首长，中央委员担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的情况亦较鲜见，从全国来看，除上文所述的马兴瑞、张国清，还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车俊。
分析认为，三中全会后，新一轮人事部署意在配合改革新政的强力推进。值得注意的是，三中全会确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两个新设机构的组织框架和人员构成。
中国进入制度反腐新阶段
外电分析认为，中共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双重领导体制，使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制度化、程序化，其中包含三个重要变化：一、突出上级纪委领导权。二、突出上级纪委领导权的同时设置具体程序。三、明确提出以后各级地方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美国《侨报》援引分析指出，《决定》中提出的改革纪检体制，实质是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垂直领导，是治理预防腐败的关键措施。此举加强了腐败的监督力度，是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重要举措。
香港《大公报》文章《纪检改革扩权强化震慑》表示，就中纪委常委会提出的改革重点来看，都是事关纪检发挥反腐功能的焦点体制问题，反映了中央的清晰改革思路。如若全部理顺，将打破制约瓶颈，增强纪检权威。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文章说，中国转入制度反腐新阶段。文章指出，对于反腐败，《决定》有许多亮点，相关规定和措施一旦实施，中国反腐败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将从运动反腐阶段转向制度反腐阶段，使腐败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说反腐是政治改革的话，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变化。
第一，中共已经具有明确的制度反腐思路。一是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二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三是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每个方面都突出了制度的重要性。即使是具有运动色彩的反腐败行动，中共也要求使之常态化和制度化，即通过制度形式使之巩固下来。
第二，中共正在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中共认识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可以防止滥用权力。对于社会比较期待的纪检机关垂直领导问题，这次决定顺应了社会的呼声。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的其他诸多措施有助于制度反腐。《决定》中其他方面的措施与制度，也会加强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作用，从而有助于从制度上防止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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