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李嘉图主义

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学院派经济学，其发展主要依赖于大学的所在地——集中在南部和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及邻近州。^[15]前者是受杰斐逊启蒙、以后沦为库珀学派的南部派，后者是打着坚守神学传统旗号、主张英国自由放任正统学说的东北派。

杰斐逊大力倡导建立大众教育体系和在大学课程中增设政治经济学教程，他的这一治国主张兼个人理想在1819年创办弗吉尼亚大学时基本得到实现。^[16]杰斐逊亲自翻译了德特雷西的《政治经济学文选》（德特雷西区分了穷人的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的差别；反对银行支付利益，认为纸币是抢劫和垄断的苟合），希望用作大学经济学的主要教材。但是这种杰斐逊民主式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在美国校园里很好地发展起来——事实上，由于南部经济对奴隶制的依赖和反工业主义的立场，使得杰斐逊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把他们的政治理念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说。因而，在19世纪前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尽管“弗吉尼亚统治集团的农业共和主义主宰了美国政府”，但当时最受大学欢迎的教科书是威廉·佩利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原理》（1785）的剑桥修订版。以后，该书由弗朗西斯·维兰德在1837年修订为《政治经济学要素》，作为美国大学的通行教材。这些教材主要讲述在自由贸易秩序下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在当前生产条件下如何分配收入等。^[17]

在杰斐逊去世后，托马斯·库珀成为南部学院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南部经济学更是步步远离了最初主张的法国自由主义的治国理念，而是致力于运用斯密—李嘉图经济学为种植园经济提供理论基础。库珀曾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在1819年南迁时受杰斐逊庇护，于1820—1834年担任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南方种植园的利益促使他背叛了杰斐逊的民主式经济思想，转而运用英国自由经济的正统学说为种植业经济和奴隶制辩护。如奥康纳指出：“在凯里（又译凯瑞）的宾夕法尼亚保护主义的猛烈攻击面前，南部学派主要关心的是为南方种植园辩护。库珀及其盟友发现这场斗争中最强悍的武器便是李嘉图派的政治经济学”；“南部政治经济学的忤逆昭然若揭。库珀学派的政治学露骨地支持奴隶制，反对新式民主”。^[18]以库珀为代表的南方学院派宣称奴隶与北方工人的经济地位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主张比较优势理论，要求继续向英国等地出口农产品和进口工业品；反对工业化和工业保护主义。在后两点上，他们与东北部新英格兰的商业和航运业的既得利益者是一致的，于是这两个地区成为斯密—李嘉图主义的大本营。

东北派的神学教材同样回避奴隶制问题，他们以保守主义和安分守己（quiescent）为原则，讲授一种与现存财产和社会权力分配相一致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那时的美国大学里，政治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作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在道德哲学课程之后的高年级阶段的三个学期中，有一个学期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通常是受过神学或者法学训练的人。因而，这些大学教授们在论证他们的理论时充分利用和尊重神的意志和设计的假设。他们宣称：经济学的永恒规律是上帝赋予的，因而是正义的，任何修改这些规律的行为，比如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业保护主义等，都应从道德上加以严厉谴责。奥康纳毫不客气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神学派是一种社会工具”，是东北部的精英依照自身的利益创造出来的。这些人包括当时的商人、银行家和他们的学界同盟，“神学派创立的学说符合这些精英的需要和利益”。^[19]

大抵而言，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南部和东北部的两支学院派经济学从阐释一般原理的教科书、到小册子作家及专业教席，都成为攻击保护性关税、共产主义、废奴运动的阵地。然而由于受到高等教育机构赞助商、地方利益和党派等多方面的影响，学院经济学家在很多情况下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为矛盾重重的经济现状辩护，并对相反意见隐忍不发，甚至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中，当他们的对立面——保护主义经济思想已经稳固地把自身确立为国家政策时，学院派依然选择视而不见、默不作声。美国学者帕灵顿对这一时期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有着生动描述：

必须承认，学院派经济学家都处于不幸的位置……他们远离现实生活。他们是正统英国学校的产物，但他们在维护自由发展时感到受拘束。但作为受有钱人资助大学中的一分子，他们又不能肆无忌惮地对不需要自由贸易理论的强大利益群体展开进攻。总体来说，他们比较勇敢地紧握他们的武器，从维兰特到萨纳都支持自由竞争的抽象原则……农业经济和无产阶级经济在大学校园里没有什么声音。除了英国古典学派，其他流派无人支持……

由于职业经济学家的出现，经济理论同法律投票之间的裂缝演变成了大峡谷。经济学家的观点一直为政客所忽视，除非这些观点与他们家长式的管理不谋而合。因此，经济学者们开始隐退到学院派的平静之中，无伤大雅地编织着自己的网。年轻的大学生们得到的都是修饰过的英国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中他们了解到的是混乱的英国工业生活所孕育的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悲观思想。^[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