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斯密和李嘉图对价值符号和金币之关系的不同看法

5．评论斯密和李嘉图对价值符号和金币之关系的不同看法

我们在前面说过，斯密没有将价值符号流通规律等同于货币流通规律。这里加以论述。斯密说：北美洲的纸币，由政府发行，非经数年，不能兑现，政府不付持票人任何利息，但宣告纸币为法币，须按面额接受其对债务（如纳税）的支付。这样，如果利息率以年计是6％，15年后才能兑现的100镑纸币，现在其价值约为40镑。这些“纸币，既许人民按其面额用以完纳本州各种赋税，不折不扣，所以即使纸币真的或被认为要很久以后才兑现，其价值亦可多少增一些”，即100镑纸币的价值不止值40镑现金。“不过这种增加价值，要看本州发行的纸币额怎样超过本州交纳赋税所能使用的纸币额，而有多少不等。据我们考察所得，各州纸币额，都大大超过本州交纳赋税所能使用的纸币额”。^[17]这里先要说明的是，斯密所说的纸币，从一方面看是银行券，因为是兑现的，只不过不是凭票即兑，或者说是政府发行的无息国债；从另一方面看，又是纸币，至少在不兑现期间内是纸币。斯密在这里说明的规律是：如果纸币共150万镑，假设交纳赋税共需100万镑，多出50万镑纸币，这150万镑纸币，每100镑所值的现金当然大于40镑，其大于的程度，比交纳赋税共需50万镑，多出100万镑纸币时高些；总之，纸币额超过纳税所需量越多，其值现金越少。对于这段历史，马克思十分审慎地称为：18世纪初期和中期，北美洲殖民地的地方银行券，随着价值符号量的增加而贬值。

当然，正如斯密所说，也有这样的情况：“发行纸币的银行，若测度纳税所需，使所发纸币额，常常不够应付纳税人的需求，那纸币价值，即将高于它的面值，或者说，纸币在市场上所能买得的金银，会多于它的票面所标志的数量。”^[18]这个问题，形式同前面的不同：纸币价值不是小于而是大于其面值，但实质却是相同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符号不问其物质材料是什么，其单位价值只取决于其流通量，只要其流通量和需要量不相等，其价格就可以高于或低于其面额，这时价格标准事实上就发生变化，物价也随着发生变化。这里先提一下：以后我们看到，其后的希法亭利用这一价值符号所值会超过其面额的现象，修正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最后，斯密明确地指出：“纸币的价值，虽可落在金铸币价值之下，但金银价值，不会因纸币价值下落而下落。……金银价值对其他货物价值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取决于国内通用纸币的性质与数量，而取决于当时以金银供给商业世界大都市的金银矿藏的丰瘠，换言之，取决于一定数量金银上市所需的劳动量对一定数量他种货物上市所需劳动量的比例。”^[19]前面说过，这不适用于说明全部金银和全部商品各为一方的交换比例，只适用于说明一定量金银和一定量商品交换的比例。

上述表明，斯密并没有将价值符号的流通规律等同于金币的流通规律。因为从某一点看，他决不认为金币的价值随着其流通量变化而变化。李嘉图就不是这样。

李嘉图说：货币即“黄金和白银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其生产以及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成正比例”；而“在国家征收铸币税的情形下，铸币价值一般就会超过未铸成货币的金属，其超过额相当于全部铸币税。因为这时铸币需要用更多的劳动”；“在只有国家能铸造货币的时候，这种铸币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只要限制铸币的数量，它的价值就可以被提高到任何可能的高度”；“纸币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流通的。纸币的全部费用都可看作铸币税。它虽没有内在的价值，但只要限制它的数量，它的交换价值就会等于面值相等的铸币或其内含生金的价值”。^[20]这就是说：金银就是铸币，在没有铸币税的时候，两者的价值相等，铸币（金银）价值由其流通量调节；从征收铸币税这一点看，纸币和铸币是一回事，只要限制其数量，它们的价值要多高就能多高。这样一来，金币流通规律和价值符号流通规律就是一回事了。在这里，李嘉图是将禁止自由铸币的流通规律和一般的自由流通的金币流通规律混为一谈了。关于这一重大的货币理论问题下面再详细谈。

由于这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李嘉图就提出这样错误的原理：既然金本身，即条块金币和金铸币，都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己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符号，那么，流通中的银行券也就有相同的命运。他又将银行券和纸币相混淆。这样，从这个观点看，纸币就可以双重地贬值。纸币跌到它所应该代表的金属价值之下，可以是因为发行量太大，又可以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金属已经跌到了金属本身的价值之下。这就是说，不是纸币对于金币贬值，而是纸币和金币在一起贬值，即一国流通手段总体的贬值。马克思认为这个错误原理，成为1844年英国银行立法的基本原理。

由于这样，李嘉图错误地认为，美洲富饶矿山多开采金银，银行多印发纸币，都有促使物价上涨的相同作用，并有相同的经济内容，就是必然的。其实，无论从因果关系看，还是从经济内容看，两者都是不同的。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下面再谈。

李嘉图批判上述斯密关于殖民地纸币价值的看法。他说：“斯密博士讨论殖民地的通货时，似乎忘记了他自己的原理。他不说这种纸币贬值的原因是数量过多，却设问道：假定殖民地的安全毫无问题，15年后的100镑的价值是否等于立时支付的100镑呢？我的回答是，只要数量不过多，便是相等的。”^[21]前面说过。在年利息率为0．06时，15年后兑现的100镑银行券现在只值40镑，这是由于要扣除贴现。单就这点而言，是与银行券发行数量无关的。按照前面的说法，银行券（不兑现时已成为纸币）交纳赋税是按面值十足使用的，假设纳税额为100万镑，银行券发行量也是100万镑，此时100镑银行券就值100镑。这是根据斯密的论述可以得出的结论。这同时也是李嘉图的回答。但是，他们两人还是有所不同，斯密说到底还是认为：“各种纸币能毫无阻碍地到处流通的全部金额，决不能超过其所代替的金银的价值，或……在没有这些纸币的场合所必须有的金银的价值。”^[22]这就是说，斯密还考虑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李嘉图不是这样，他认为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只要限制它的数量，它的价值要多高就有多高。

对于减色和变轻的铸币的价值，及以它表现的价格问题，李嘉图的看法也和斯密不同。他说：“在限制数量之后，减色铸币也会像具有法定重量和成色一样按表面所标价值流通，而不按其实际含有的金属量的价值流通。”^[23]他甚至认为，如果“减色银币的数量……没有超过在没有减色银币情况下所能流通的铸币厂新铸银币的数量”，这时“货币虽然减色了，但却没有贬值”。^[24]就是说，银币虽然减值了，但是，其流通量仍和以前一样，它就不贬值，亦即物价不因此而发生变动。在这里，李嘉图将其原理作了最抽象的逻辑推论。假定铸币减值50％，就是说，价格标准减小50％，物价就应上涨1倍，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看，表现上涨了1倍的价格的金属的重量，仍和以前一样；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明，铸币流通量就应增加1倍；这样，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从重量看还是一样，即价值量还是一样。但是，李嘉图却限制其流通量，使它和以前一样，这样物价就同以前一样，不发生变化。可是，他从不考虑这时价格标准就相应发生的变化：实际流通量为应有流通量的50％，因而价格标准就比实际含金量大1倍，这样，以减值50％而不增加其数量的铸币表现的物价，虽然形式上不变，但是，由于价格标准实际上发生了变化，表现这物价的金属从重量看，还是和以前一样，尽管价格标准形式上比以前减小50％。李嘉图在这个问题上，其所以和斯密不同，就是因为他只将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而不将它同时看成是价值尺度。

当然，上例只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推论。实际情况是，在铸币减值时，其流通量也是增加的，只是不一定同比例。这就是李嘉图所说的：“在英国铸币史中，我们看到通货贬值从不与其减色成同一比例，原因是通货数量的增加从不与其内在价值减少成比例。”^[25]这就是说，由减色和减重导致的铸币减值的程度，大于这减值铸币数量增加的程度，因而表现为铸币贬值的物价上涨程度低于铸币减值的程度。

斯密的看法不是这样。他说：“代表一切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与其说受标准银币应含银量的支配，毋宁说受银币实含银量的支配。所以，这名义金额，在铸币因削剪磨毁而价值减低的场合，比较在铸币接近标准价值的场合，非较大不可。”^[26]这就是说，在不限制铸币流通量的条件下，这类铸币将促使物价上涨。

斯密和李嘉图的看法不同。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撇开限制和不限制铸币流通量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斯密明显地是考虑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因而认为，用减轻了的铸币去表现价格，就要有较大数量的铸币，即价格上涨，因为只有这样，表现这个价格的铸币总量所含的金属重量，才和价格上涨前一样。反之，李嘉图认为，只要限制减值铸币的数量，在一定条件下，物价可以不变。但这只是假象，因为他全不考虑这时的价格，如果折算为金属的重量，到底有没有变化的问题。换言之，只要价值符号流通量和它的实际需要不相等，价格标准就发生变化。这时，价格虽然不变，但按新的价格标准计算其金属含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只要考虑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李嘉图的分析也有值得重视的地方。马克思说：“在英法两国政府货币伪造的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价格不是按照银铸币成色减低的比例而上涨。这只是因为铸币增加的比例同铸币成色减低的比例不相当，也就是因为金属成色较低的铸币的发行量还不足以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后用这种成色较低的金属当作价值尺度来计算，并且用同这种较低的计量单位相适应的铸币来实现。这一点解决了洛克和朗兹的争论中没有解决的困难。”^[27]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来自李嘉图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注（53）。在这里，马克思说：“估价过低的金属退出流通，”即法定比价低于市场比价的金属退出流通。这和我们所说的市场比价高于法定比价的良币退出流通相同。

[3]同上书，第114页注（5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16—71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6页注（2）。

[6]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郭大力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1页。

[7]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郭大力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1页。

[8]陈其人：《论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及其实现的两种方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陈其人：《恩格斯的价值决定命题及其影响——兼论决定价值的二层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8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9]［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10]同上书，第203页。

[11]同上书，第18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8页。

[13]同上书，第167—168页。

[14]同上书，第164页。

[15]同上书，第16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9页。

[1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301页。

[18]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302页。

[19]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302页。

[20]［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01—302页。

[21]［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04页。

[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275页。

[23]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郭大力、王亚南译，第302页。

[24]同上书，第317页。

[25]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郭大力、王亚南译，第302页。

[26]［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18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