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拉法兰前总理主持的论坛

为什么中欧、中俄关系发展得很好?大概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中欧、中俄的关系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都会感到很舒适。二是双方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合作，会使双方都受益，双方为此也有很大的兴趣。三是俄罗斯、欧洲和中国都赞成多极世界。

2015年6月，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总干事德加莱大使给我发了邮件，邀请我前往法国普瓦提埃市出席8月底该基金会组织的论坛。为此，拉法兰还专门给我写了邀请信，一再抱歉会期临近时才给我发邀请。德加莱大使我认识十多年了，拉法兰担任总理时，他就是拉法兰的外事顾问。法国的体制很特别，总统、总理和各部部长身边都有由外交部派的外事顾问，帮助处理对外事务。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便于外交部对外事的统一协调。拉法兰先生卸任总理后，担任了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会长，德加莱大使应拉法兰的邀请担任了基金会总干事。

拉法兰的邀请勾起了我很多回忆。说到拉法兰，就不得不提到一手将拉法兰提拔起来的法国参议院前议长莫诺里。莫诺里和拉法兰从政都是在位于法国中部的维埃纳省起家的。莫诺里更是维埃纳省的政界元老，他1977年到2004年连续27年担任维埃纳省的省议会主席。他对这个职务看得很重，即便在1992年到1998年担任法国参议院议长时，也没有辞去省议会主席的职务。按照法国的体制，省长的权力远没有省议会主席大，省议会主席掌握财权。

莫诺里很有战略眼光，非常重视中国，这一点对拉法兰影响颇大。关于中国，莫诺里曾经说:“中国人民的力量在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有很长的对外交往史。”善于从历史和文化来观察一个国家，这可能是法国人的长处。1964年戴高乐将军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同中国建交时，也专门讲到了中国的历史。重视历史也是中法两国的一大共同点。我在法国期间发表演说时，曾经说了这样的话:“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是钱买不到一个国家的历史。”法国人对我这番话十分欣赏。

1980年莫诺里就想访问中国，不知什么原因，被当时的总统德斯坦制止了。不过莫诺里还是派了维埃纳省议会的代表团访问中国，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接待。我当时正好在外交学会欧洲处工作，全程接待了这个代表团。我记得当时从代表团团长到团员，都不断地谈到省议会主席莫诺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莫诺里对他们说:“中国这个国家迟早是要崛起的，你们最好早一点去看一看。”

我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2001年3月5日，我曾应莫诺里主席的邀请去普瓦提埃市访问，专门去家里看望了他，并共进午餐，双方谈得很投机。莫诺里对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扩大内需赞叹不已。他对我说:“你们这个行动不仅赢得了亚洲人的尊重，而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我看到这位老人，感觉他确实具有全球视野，看问题入木三分。莫诺里请我去的目的，是想推动维埃纳省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们交谈和午餐时，拉法兰先生在座。拉法兰不插话，只是静静地听我和莫诺里对话。

拉法兰告诉我，他从莫诺里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莫诺里曾经对他说，从政要注意三条:

一、领导很多，但对顶头上司要特别尊重。

二、每周坐办公室最多3天，其他时间要到基层去转转，接触公众。

三、上了火车见人要多打招呼。认识你的人多，你认识的人少，你不打招呼往往就容易把人家得罪了。火车上是接触民众最好的机会。

莫诺里在法国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出身于汽车修理工，后来自学成才，从政十分成功。他教给拉法兰的这三条非常具体，拉法兰说很管用。

2001年3月，在离开维埃纳省之前，我出席了一场午餐会，拉法兰也在座。午餐会上有人建议我，去参观维埃纳省的圣母大教堂。圣母大教堂是13世纪建的，罗马式建筑风格，很值得一看。在场的拉法兰自告奋勇，要陪我去参观。午餐后，我们就去参观这座大教堂。在参观时，只有拉法兰陪我。我悄悄地问他:“明年大选如保卫共和联盟(当年戴高乐建的政党)获胜，听说你要当总理，是吗?”对方笑而不答，从他的眼神中我感觉到他似乎在说:“你消息真灵通。”当大使必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消息不灵通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大使。果然在2002年5月，保卫共和联盟大选获胜后，希拉克总统提名拉法兰当总理。

2002年9月底，朱镕基总理访问法国时，拉法兰对朱镕基说:“你们的吴建民大使是大使中第一个知道我可能当总理的。”

拉法兰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2003年4月，就在“非典”疫情肆虐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应温家宝总理的邀请率团访问中国。这是当时唯一访问中国的外国政府首脑，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我专程从法国赶回北京，参加对拉法兰总理的接待。温家宝总理设午宴款待拉法兰总理一行，午餐后参观由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正在施工的国家大剧院。原来安排由我陪同拉法兰总理参观，温家宝总理在午餐会上临时决定，他本人亲自陪同拉法兰参观大剧院的工地。

2005年拉法兰卸任总理职务后，当选为法国参议院副议长，现在兼任法国参议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我和拉法兰打交道很久，他邀请我出席他主办的论坛，我理所当然应当参加。我报告了外交部，得到了批准。我出席论坛的全部费用均由法方承担。

2015年8月27日凌晨，我乘法航班机飞巴黎，于凌晨6点飞抵戴高乐机场。随后我换乘高铁赴普瓦提埃，于11时抵达。德加莱大使开车到车站接我，并与我共进午餐，向我介绍了论坛的情况。

晚上拉法兰先生举行工作晚餐，招待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拉法兰见了我非常高兴，告诉我说，他从2007年开始，每年8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五举办论坛，由他本人全程主持。论坛的主题都是围绕中国，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过去曾经讨论过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对2020年中国的展望、中国与金砖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欧中小企业合作的潜力等。本届论坛是第九届了，主题是“中国与俄罗斯，采取何种战略”。实际上是要从欧洲、俄罗斯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探讨发展合作的可能性。

拉法兰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太重要了，中国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量，但中国远未被世界所了解。举办论坛的目的，就是要增进法国与中国、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了解加深了，合作的机遇才能抓住。”我表示完全赞同他这番讲话，我这次来就是要支持他主办的论坛。

出席晚餐的有二十余人，这实际上是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拉法兰首先介绍了本届论坛的主题和如何安排的。随后，大家进行交流。大家对中国很感兴趣，很多问题都是冲着我来的。

人们首先问我，中国股市为什么暴跌?中国经济的状况究竟如何?拉法兰先生作为晚餐的主人，首先做了回答。他说中国股市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中国股市暴跌不是偶然的，是由于全球经济状况不好。欧洲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经济复苏虽有一定势头，但又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俄罗斯的情况不好，其他金砖国家的情况也不好。这是全球经济成长中的危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拉法兰表示完全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克服这次危机，并让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我表示赞成拉法兰先生的看法，指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大发展，现在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从过去的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现在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的增长模式。发展模式调整是困难的，必然会带来一些动荡。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而且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应对各种困难和危机的能力。

有人对中日关系的现状表示担心，说过去中日关系很好，怎么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我回答说:

中日之间的分歧主要涉及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201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正义的力量联合起来，打败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的战争。日本1931年就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历时14年，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这场战争历史已经做了结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是完全正义的。但是日本领导人试图美化那场战争，这当然引起了中国人民、韩国人民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不满和愤怒。对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结论是不容改变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至于领土争端，主要涉及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在历史上属台湾省管辖。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日本战败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当年非法占领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当归还给中国。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访华期间，田中首相在与周恩来总理一次小范围会谈时，提出来想解决钓鱼岛问题。周总理当即表示:“首相阁下，你这次到中国来就待几天时间，你就是待几周时间也解决不了钓鱼岛问题。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我们的后代去处理吧。后代比我们更聪明。”田中角荣表示，这个问题日本国内十分关切，这个问题他提了，周总理做了这个表态也就可以了。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时，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方法。”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钓鱼岛没有成为中日关系中的热点。但是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打破了现状，成为中日两国争议的一个焦点。尽管出现了一些紧张局势，但是中日双方都主张通过对话与磋商来处理这一问题。

中日两国是亚洲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十分重要。两国关系如何发展不仅关系到两国，而且关系到亚洲和世界。2014年，双方经过多轮的艰苦谈判之后，于11月7日达成了四点共识。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安倍首相。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雅加达再次会见了安倍首相。今天，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正在恢复之中。

有人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都是美国提出的针对中国的地区经贸协议，标准都提得很高。请问中国如何看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我回答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当然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所以，在2014年的博鳌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曾经表示:“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持开放态度，只要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公平开放的贸易环境，中方乐见其成。”李克强总理的这番话是有鉴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功经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过了长达15年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世贸组织也对中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国内当时各部门之间争论得非常激烈，有人坚决反对加入世贸组织，认为加入后，中国有些产业就会被外国人吃掉。中国的大批国有企业就会关门，工人会下岗失业，甚至会影响中国政权的稳定。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我们接受了世贸组织的各种规则，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中国那些被认为会受到加入世贸组织严重影响的产业，不仅没有垮，反而迎来了大发展。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我们按这些规则去办，对中国经济大有好处。2001年中国的贸易额仅为5000多亿美元，2014年上升到4.3万亿美元。所以高标准是不可怕的，如果应对得好，高标准只会推动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

我上述这番回答，立即赢得了人们的好评，觉得我讲得通情达理。原来他们以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会使中国人紧张不已，不知所措。现在看来中国的应对是很聪明的。

法国《费加罗报》专栏作家吉拉尔问了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他说几年前去美国参加一次研讨会，美国前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谈美中关系，讲了很多美中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吉拉尔直截了当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中国正在崛起，有一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你觉得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权力的转移会带来什么结果?”坎贝尔回答说:“我相信这种权力的转移不完全会以温和的方式进行。”吉拉尔问我对坎贝尔这个观点有何评论。

我回答说，2013年6月7日至9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了奥巴马总统，双方达成了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这是中美之间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我对这几句话的理解是:“不冲突、不对抗”表明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心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走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发生战争的老路。这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和决心。“相互尊重”是两国关系的前提，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相互尊重十分重要。不相互尊重，就很难开展合作。“互利共赢”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中美之间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我们要在中美之间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这样就会使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扩大，双方关系的基础越来越牢固，中美关系就会持续稳定地发展，出现分歧和摩擦时，双方就会更加理性，更加顾全大局，予以妥善处理。

晚餐会上与会者还问了我有关中欧关系、人口老龄化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晚餐会结束的时候，拉法兰抓住我的手说:“今天晚上让你受累了，晚饭都没有吃好，就忙着回答问题了。”我说我来就是干这个的，大家关于中国有很多问题，说明大家关心中国，关心欧中关系。有机会同这么多有分量的人进行交流，我觉得很值得。

9月28日的论坛从上午9∶30开始，到下午17∶10结束。会议开得很紧凑，自始至终都是由拉法兰主持，没有听众提问的环节。论坛的层次很高，有参议员、众议员、大区和省议会议员、企业家、学界等三百余人与会。会议分三个议题:一是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二是中国、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三是欧洲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中国经济是论坛上大家关注的问题。但是嘉宾在发言中大概受到拉法兰的影响，很少批评中国，表示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妥善地应对目前的困难，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

欧洲议会前任议长克雷斯波说，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的关头，中国会在21世纪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人民币的国际化正在取得进展，将会成为继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达奇亚诺等人专门比较了俄罗斯与中国。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大发展成绩巨大，使6亿多人(相当于法国人口的10倍)脱贫。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相形之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要慢得多。迄今为止，俄罗斯仍然没有融入全球经济。

《费加罗报》的国际问题专栏作家吉拉尔说，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了美苏中大三角的提法，今天大三角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70年代，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力量比较弱。今天情况则不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三角关系中，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很好，中国与美国关系也还可以，但俄美关系十分紧张，眼下还看不到缓和的迹象。十分明显，在大三角中中国处于有利地位。

俄罗斯大使奥尔洛夫在会上的发言十分引人注目。整个会议全部用法语进行，奥尔洛夫大使的法语讲得很漂亮。他猛烈抨击美国推行单极世界的战略，导致了乌克兰危机。他高度赞扬俄中关系，但强调双方不是结盟的关系，不是结成军事集团，而是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欧洲对俄罗斯十分重要。俄罗斯绝不会撇开欧洲，只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不少人发言不赞成孤立俄罗斯，认为制裁只会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怀抱。也有人认为，中俄关系现在虽好，但中俄之间的矛盾也不少，双方目前的接近只是权宜之计。

三场专题会议结束后，拉法兰请我发言，并给了我半小时时间。在国际会议上半小时是非常充裕了，其他发言人都是限制在8分钟。尽管我在论坛最后发言，但看来大家对我的发言还是有所期待的，大厅坐得满满的，没有人提前离开会场。

我深知这次发言大家会十分认真地听。我有一个基本稿，对大家的发言做了记录。拉法兰先生注意到我的表现，还提醒大家说:“你们看吴大使记得多认真，我相信他对你们提到的问题在最后发言中都会作出答复。”

我在开场白中首先感谢拉法兰先生邀请我出席这次论坛。我说当今世界上各种论坛层出不穷，但是像这个论坛年复一年举行了九次都是谈中国问题，大概仅此一家，别无分店。这表明拉法兰先生的远见卓识。中国正在崛起，这可能是21世纪影响国际格局的重大事件。中法、中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然而世界也好，欧洲也好，对中国了解得都很不够。我在法国期间，就经常听法国人对我说中国很神秘，中国太遥远，中国很多事情看不懂。法文里专门有一个字“chinoiserie”，就是指比较难懂的东西。像这个论坛，每年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必定会加深法国和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了解加深了，合作就能顺利地进行。

随后，我讲了三点看法:

一、关于中俄、中欧和俄欧关系

本届论坛的主题，涉及欧洲、中国和俄罗斯三边的关系。中欧关系发展得很好，2015年是中欧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40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过去40年见证了中欧关系的大发展，1975年中欧贸易额仅为24亿美元，2014年上升到6000多亿美元。这么快的发展，就算当时对中欧关系最乐观的人也没有预见到。

中俄关系也很好。1996年中俄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来往频繁，经贸合作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俄两国的贸易额每年仅为六七十亿美元，2014年上升到800多亿美元。

为什么中欧、中俄关系发展得很好?大概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中欧、中俄的关系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都会感到很舒适。二是双方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合作，会使双方都受益，双方为此也有很大的兴趣。三是俄罗斯、欧洲和中国都赞成多极世界。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的两极体制宣告结束，进入了一个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会很长，国际关系的主线是单极和多极之争。俄罗斯、欧洲和中国都赞成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不喜欢单极世界。因为多极世界是一个更加平衡、更加民主、更加繁荣、更加和平的世界。三方都赞成建立多极世界，这是一个很大的共同点。

与中欧、中俄关系不同，今天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跌入了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欧洲联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西方媒体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批评、指责俄罗斯，好像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俄罗斯造成的，错误在俄罗斯，错误在普京总统。难道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一味地指责俄罗斯，可能有失公允。

2014年11月，我在柏林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先生。大家知道，戈尔巴乔夫不是普京的朋友。但在柏林的会上，戈尔巴乔夫完全赞同普京关于乌克兰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1989年在德国走向统一的时候，他曾经出席了一次苏、美、英的首脑会议。美国是老布什总统，英国是撒切尔夫人。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保持中立，不应当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布什总统当即表示反对，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加入北约。戈尔巴乔夫问他，为什么要德国加入北约。老布什回答说，那是为了更好地管住德国。

随后，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的安全利益必须得到保护。老布什和撒切尔夫人一口答应，认为苏联的安全利益将会得到尊重。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取代了前苏联的地位，成为常任理事国。1991年4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了。照理讲，华约和北约都是冷战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终结，这两大军事集团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华约解体后，北约不仅照样存在，而且越来越大。1991年北约有16个成员国，现在发展到28个成员国，囊括了前东欧各国以及前苏联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危机从本质上看，是美国等国家对俄罗斯步步紧逼造成的。把俄罗斯逼到了墙角，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当看到欧洲同美国一道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时，感到有一些迷惑不解。因为欧洲同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欧洲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很大，2014年达到了3773.6亿美元，而美俄贸易额仅为292亿美元，仅为欧俄贸易的十三分之一。欧洲同俄罗斯毗邻，美俄的情况则不大一样。欧洲与俄罗斯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美俄之间的共同利益。欧洲为什么要跟美国一道来共同制裁俄罗斯呢?

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曾经打败拿破仑，打败希特勒，这绝非偶然。俄罗斯民族反抗外来压力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制裁不能使他们屈服。我希望欧洲的领导人能够从欧洲的利益出发，也从世界的利益出发，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关系。

二、当前中国的情况

近几天来中国股市暴跌，带来了全球股市的暴跌。国际上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国经济悲观的论调。真的是这样吗?

拉法兰先生在《费加罗报》上撰文，批评了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的论调，讲得有理有据。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悲观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大变化，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可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必定会带来一些事先预料不到的情况，出现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正如拉法兰先生所说，这是成长中的危机，是能够克服的。

关于中国经济，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情况，就是中国正在出现第四次创业的大潮。中国的大发展离不开前三次创业大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在农村的乡镇企业大发展，这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第二次创业的浪潮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方谈话之后。南方谈话带来了中国人思想又一次大解放，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二次创业的浪潮。创业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公务员。这次创业大潮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次创业大潮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当时大家看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巨大商机。一大批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回国创业，与本土的企业家合作，带来了中国2001年至2011年的大发展。2001年中国的GDP为1.32万亿美元，2011年上升到7.32万亿美元。

现在中国大地上正出现一次新的创业大潮，这次创业大潮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创业者很年轻，多是刚大学毕业，甚至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在创业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这大概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的年轻人下海创业。二是，这个创业大潮同移动互联网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三个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三个关键因素是:发展、稳定、改革。发展是目标，中国面临的很多难题大概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稳定是前提，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发展。改革是动力，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由改革所释放出来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宏伟的改革纲领，包含几百项措施。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改革措施到位后，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变化。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现在世界上有些人对中国的战略满腹狐疑。什么是战略?战略的制定要考虑各种根本性的因素，一旦制定出来，会管很长的时期。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考虑到三个根本因素:时代主题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世界大变化，什么是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时代主题变了。20世纪很长时期里，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而今天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不可挡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1年9月初，“9·11”10周年前夕，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来采访我。他坐下来第一句话是:“吴大使，中国是‘9·11’的最大受益者。你看过去10年中国发展得多好，我们美国就顾打仗了。”

我说:“我不赞成你的第一句话。”认为中国是“9·11”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国也有人持这种看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也有中国人在网上声称，中国又赢得了10年的战略机遇期。我也不赞成这种看法。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发展和进步与人家的倒霉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既站不住脚，也不符合事实。

我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的确，过去10年中国发展得很好。2001年中国的GDP为1.32万亿美元，美国为10.63万亿美元，大约为中国的8倍。2011年中国的GDP大约为7万亿美元，美国为15万亿美元，是中国的2倍多。你讲的后两句话我赞成，过去10年中国发展得很好，美国就顾打仗了。”

我接着说:“中国为什么发展得好?因为我们顺应了世界潮流。时代主题变化之后出现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我们顺了这股潮流，所以大发展。你们逆了这股潮流，所以倒了霉。”在今天的世界上，谁要举起战争的旗帜，违背世界的潮流，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谁要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谁就会走向进步与繁荣。

在21世纪，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那就是邓小平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那就是要保持发展的势头。而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发展的势头才能得以维持。

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全世界的人都想过好日子，只有和平与发展才能带来好日子。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具体而言就是“三要”“三不”。

“三要”是要和平、要发展、要合作。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才能解决中国乃至世界今天所面临的难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关起门来不可能发展，只有开展国际合作才能发展起来。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大发展就是这样实现的。

“三不”是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不扩张是指中国绝不重蹈昔日殖民大国在海外侵略扩张的覆辙。不称霸是指中国绝不会重蹈苏联与美国争霸、进行军备竞赛的覆辙。不结盟是指中国绝不会同任何国家结成军事联盟。不结盟是中国单方面作出的承诺，我们是考虑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这个承诺的。因为如果中国同某个大国结成军事联盟，毫无疑问就会爆发一场新的冷战。其结果是没有赢家，只有输家。中国绝不会做那样的事。

2013年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一带一路”的倡议涉及整个欧亚大陆，几十个国家，40多亿人，需要好几代人才能完成。“一带一路”的目的，是实现欧亚大陆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欧亚大陆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是这些国家经济上都有很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就是要把这些互补性结合起来，成为推动欧亚大陆经济增长的动力。欧亚大陆经济发展好了，不仅会惠及这两大洲，而且会惠及全世界。

我这篇讲话与会者听得很认真。在论坛结束后，不少人上台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俄罗斯大使奥尔洛夫还专门上台向我表示感谢，认为我讲得比较客观。拉法兰先生在离开会场时，同我紧紧握手，感谢我对这次论坛作出的贡献。

8月29日上午，我从普瓦提埃乘高速火车赴巴黎，然后换乘法航班机返回北京。我这次出席论坛，在法国总共停留54个小时，真可谓来去匆匆，但是向法国、欧洲说明中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