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世界政治论坛

为什么郑和的表现与欧洲殖民者的表现大相径庭?正如崔英镇大使所说的，这是文化决定的。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扩张、征服、殖民化的概念。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侵略扩张不是中华文化，和平合作才是中华文化。

2014年12月6日晚，我从澳大利亚飞抵韩国首都首尔，出席世界政治论坛。世界政治论坛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与韩国方面联合举办的一个高层次论坛。

德·蒙布里亚尔是我的老朋友，我1998年出任法国大使时就与他结识，我们经常来往。他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1963年大学毕业后，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创建了法国外交部的分析与预测中心，这个机构相当于中国外交部的政策规划司。1979年，他创办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从那时起他一直担任该所所长。

法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被视为法国外交的第一智库。2001年11月4日至6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访问法国时，于11月5日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会见了德·蒙布里亚尔，出席了他主持的报告会，还在会上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演讲，并回答了听众的提问。胡锦涛作为国家副主席访问法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对于他的演讲法国媒体做了广泛报道，效果很好。

2014年初我去法国开会时，德·蒙布里亚尔专门约见了我，还请我吃早餐，向我详细介绍了他创办的世界政治论坛。他送给我一本画册，上面有世界各国名流出席该论坛的情况，也有现任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傅莹女士出席会议讲话的照片。

德·蒙布里亚尔对我说，之所以要创办这一论坛，是因为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全球治理滞后，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他创办这个论坛的目标就是让世界的精英人士在这个论坛交流思想、进行对话。各种思想可以在这里碰撞，撞击出一些火花来，为改善全球治理献计献策。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正处在上升期。世界政治论坛非常需要听取中国人的看法，但迄今为止，中方出席论坛的人士不多，这使德·蒙布里亚尔感到不安。我们是老朋友，他特别希望我出席2014年12月7日至10日在首尔举行的第七届论坛。

我问咸在凤，如何看待2014年的中国外交。咸在凤的回答直截了当。他说:“说实在的，在2014年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中国的外交看不清楚，感觉中国对外政策变得强硬起来，有一点咄咄逼人。但是近两个月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11月在北京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开得很好。中国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往前走。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会晤十分成功，特别是就气候变化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取得了新的进展，中美关系也达成了许多协议。同时，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尽管双方会见的时间不长，但是见了，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标志着中日关系在改善。近两个月来中国的外交成绩突出，看来中国方面考虑到外界的担心，正在采取措施予以缓解。”

咸在凤还说，韩国对于中美关系的状况十分关注，韩希望中美关系好。中美关系好，韩受益，日方会感到尴尬;中美关系坏，日受益，韩方会感到尴尬。展望2015年的中美关系，咸表示谨慎的乐观。

我说，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北京APEC会议的成功，和中美首脑会晤成果丰硕都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变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再想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已经很困难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后必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在谈及朝鲜半岛形势时，咸在凤说，韩国最大的担心是朝核谈判没有进展，朝鲜继续改善自己的核武器。韩国不担心朝鲜用常规武器袭击韩国，担心的是用核武器来袭击。美国乘机向韩方提出，在韩部署先进的“萨德”反导系统，中方当然不高兴。

我强调，韩国当然有自己的安全考虑，但你们的考虑与美国的考虑是不一样的。美国是利用你们对朝鲜的核袭击的关切，想在你们国家部署最先进的“萨德”反导系统，“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当然感到不安。咸在凤听后笑了。

12月7日下午，我会见了德·蒙布里亚尔先生。他见我来非常高兴，还拥抱了我。我们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

德·蒙布里亚尔认为今天的世界很危险。乌克兰危机尽管俄罗斯也有责任，但必须看到危机出现是由于西方犯了一系列错误，诸如承认科索沃、北约东扩等。看来乌克兰危机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发展下去，东乌克兰有可能实际上脱离乌克兰，成为俄乌之间的缓冲地带。谈及中东和北非的形势时，德·蒙布里亚尔显得十分悲观和沮丧，他说这个地区的局势乱成一团，老百姓受苦，倒了大霉。

这次世界政治论坛在亚洲举行，我们谈话当然谈到了目前东亚的形势。德·蒙布里亚尔说，今年东亚的紧张形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对峙，韩日关系紧张。他本来打算在本次世界政治论坛期间安排日韩对话，但由于韩方反对而作罢。

我表示赞成乌克兰危机是由西方的一系列错误造成的。现在欧洲和美国共同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实际受害的是俄罗斯和欧洲双方，对美国影响不大。2013年欧俄贸易额高达3200亿美元，而美俄贸易额不过300亿美元左右。世界变了，对于国际争端采取对抗的办法，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

关于东亚形势，我说确实2014年东亚形势出现了紧张，但必须看到现在紧张局势有所缓和。领土争端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当事各方均主张和平解决，没有一家主张诉诸武力。中日关系主要是两个问题: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历史问题是日方造成的，日本官方人士信口雌黄，否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和结论，当然引起了中方乃至亚洲国家的反感和愤怒。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希望日本能够利用这一契机，正视历史、面向未来。

我与德·蒙布里亚尔谈得很投机，最后他对我说，明年第八届世界政治论坛将在瑞士的蒙特勒举行，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士出席。讨论全球治理问题，这是当今世界所急需的，中国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

12月7日晚，我出席了世界政治论坛举行的欢迎晚餐，见到了许多老朋友，特别是来自法国的老朋友。我离开法国11年了，但不少老朋友还惦记着我，见面后很开心。有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说，不久前香港的“占中”事件处理得很好，没有出大事情，处理这种事情需要智慧。

12月8日上午举行世界政治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主题是“东亚与欧洲的安全治理”。

第一个发言的是法国“金牌外交家”勒维特。1998年我去法国任职时，勒维特是希拉克总统的外事顾问，我们经常打交道。后来他先后担任过法国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大使。萨科奇就任法国总统后，又把他请回来担任外事顾问。总统的外事顾问在法国外交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当于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为总统在外交上出谋划策。

关于亚洲和欧洲的安全，勒维特说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动向，就是出现了新版的“门罗主义”。中国提出了“亚洲人的亚洲”，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是俄罗斯的事情。

第二个发言的是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哈斯。他对比了欧洲与亚洲的情况，认为亚洲有领土争端，欧洲没有;亚洲没有安全机制，欧洲有安全机制。所以亚洲比欧洲危险。

第三个发言的是韩国前外长韩升洲。他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过于强势、咄咄逼人。他称中国外交有两面，既合作又竞争。美国重返亚洲、加强军事同盟对中国不利。

第四个发言的是俄罗斯主管亚洲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他显得有些底气不足，称普京无意恢复俄罗斯帝国，不想搞对抗。目前的局面是美国单边主义造成的。

第五个发言的是日本前任驻韩国和驻世贸组织大使大岛正太郎。他渲染亚洲紧张局势，中国军费快速增长增加了邻国的忧虑。

大岛正太郎发言后，德·蒙布里亚尔单刀直入地问了有关靖国神社的问题。他支支吾吾，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又没有讲清楚如何复杂。

我坐在会场的前排，听完大岛正太郎的回答后，立即举手要求发言。我深知在这样的国际场合讲话，不能拖泥带水，必须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我讲了三点:

(一)大岛正太郎大使说靖国神社问题很复杂，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症结是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靖国神社里面供奉了14名甲级战犯。请大家想一想，人们讲起希特勒，马上想到了大屠杀，600万犹太人遇难。如果今天德国总理去什么地方悼念希特勒的亡灵，那会带来什么后果?第二天，德国总理就必须下台。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死了3000多万中国人，是大屠杀的五倍。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参拜靖国神社，什么意思?是悼念14名甲级战犯。因此中国人民愤怒，韩国人民愤怒，亚洲人民愤怒是正当的。

(二)亚洲安全问题必须置于世界全局中来看才能看得清楚。当今世界全局中有三个中心:

第一是动荡、局部战争、冲突和仇恨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那里的战争如火如荼、天天死人。这个动荡的中心吸引了国际社会和大国外交的注意。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有这么一个中心还不够吗?

第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金融危机爆发已经6年了，至今欧洲仍然在同危机的后果进行苦斗。有人说欧洲会丧失10年的宝贵时间，这可能并非危言耸听。

第三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东亚。东亚经过几十年的大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有生气、增长最快的地区。东亚的经济增长是全世界需要的。

如果上述三个中心的说法成立的话，那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条结论:

一是亚洲国家十分珍惜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中日首脑最近的会晤就表明了这一点，双方都不愿意关系继续恶化，损害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

二是全世界的大国和国家集团没有一个想破坏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因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全世界需要。

三是亚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亚洲经济继续增长的。

哈斯先生说亚洲比欧洲危险。请问为什么在今天欧洲的乌克兰爆发了热战?尽管战争规模不大，但毕竟是热战。而在亚洲，虽然有领土争端，存在着紧张，但各方都主张和平解决争端，没有一个主张战争解决。亚洲没有发生热战，你凭什么说亚洲比欧洲更加危险?

(三)勒维特先生说亚洲的危险来自“亚洲版的门罗主义”。我对勒维特先生很尊重，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不能不指出，你犯了时代的错误。门罗主义发生在19世纪上半叶，那是大国瓜分世界的时代，那是零和游戏盛行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请你不要搞错了时代。

我的上述发言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一些与会者告诉我说，上午茶歇及中午午餐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我这篇讲话。记者纷纷要求来采访我，我接受了四批记者采访。法国《世界报》国际部主任阿雅德希望我以后去巴黎时告诉他，他要请我为国际部的记者们讲话。

世界政治论坛第二场全会的主题是“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前景”。这个议题是应韩方要求而设置的，朝核问题是韩方最关注的问题，希望与会者能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大会发言者都对朝核问题发表了看法，一致认为目前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强调中国对朝鲜影响大，应当发挥作用。

大会发言者没有中国人，由于发言者一再提到中国的作用，会议的主持人就点名请我发言。我即席讲了以下三点:

(一)中国与朝鲜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前面几位发言人都认为中国对朝鲜影响最大，应当发挥作用。我以为对于中国的作用不能高估。中国确实向朝鲜提供了燃料、粮食等援助，但那是因为朝鲜是中国的邻国。邻国有问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中国的一贯政策。与此同时必须看到，朝鲜是主权国家，有自己的外交政策。2014年7月3日至4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了韩国，与朴槿惠总统谈得很好。朝鲜可能为此感到不快。11月我们在北京举行香山论坛，讨论亚洲安全问题，不少亚洲国家的国防部部长和军队总参谋长出席了会议。我们请了朝鲜，但他们没有派人出席。

(二)必须看到2014年不是1950年。1950年世界处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今天冷战结束了，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中国都一致认为必须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朝鲜人自己说也要追求无核化的目标。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本地区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安全利益，必须坚持。

(三)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是:1.朝鲜半岛必须无核化。2.必须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3.朝核问题必须通过对话，特别是六方谈判来解决。这三条有关国家都是赞成的，这就意味着这个地区虽然局势紧张，但紧张的局势是可控的。只要有关国家携手合作，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必须实现，最终也一定能够实现。

第五次全体会议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中的非洲”。中非关系发展很快，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与重视。会议的组织者要求我就此发表讲话。会议的主持人要求我第一个发言，我讲了三点:

一、非洲正在崛起

大家都说非洲是全球最贫困的大陆，这是实际情况。但必须看到非洲正在崛起。过去10年，全球10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6个来自非洲。2013年非洲的GDP第一次突破了2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喜人的好消息。

二、中非合作大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中非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1962年中非贸易额为1亿美元，1980年上升到10亿美元，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2008年突破1000亿美元，201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中国和非洲的合作大发展绝非偶然。首先，双方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欺凌，都为独立和解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在中国和非洲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中非双方一贯相互支持、相互同情、相互帮助。今天中非又共同面临着发展自己国家的任务，双方都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共同挑战，要妥善应对这些挑战只能靠发展。双方都把发展作为政府的中心任务。共同的遭遇和面临的共同任务，使中非双方相互信任。

其次，中非是平等相待的。平等是中国外交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也希望其他国家平等地对待我们。中非关系发展迅速，平等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中非合作是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中非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经贸合作双方受益，双方都有很强的愿望和积极性。

三、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推动非洲的崛起

非洲的崛起有利于非洲，也有利于世界。中非合作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开放的。我在担任驻法国大使期间，就曾经收到过政府的明确指示，要求我探索非洲、法国和中国三方合作的可能性。这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希望能够继续扩大，扩大到非洲、欧洲、中国，非洲、美国、中国，非洲、印度、中国，非洲、俄罗斯、中国等多种形式的三边合作，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作出贡献。

我不能够参加世界政治论坛的全部会议，12月9日必须回国。这两天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当知道我12月9日要走，许多媒体纷纷来找我，希望我能在离开前接受他们的采访。9日上午，我在离开饭店前，先后接受了媒体的三次采访。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广播电台(RFI)组织的两场实况转播的广播研讨会。第一场研讨会的题目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出席广播研讨会的有德·蒙布里亚尔、韩国驻美国大使崔英镇和我等人。讨论是用法语进行的。

德·蒙布里亚尔首先发言说，外界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而且中国近两年来对外政策有些咄咄逼人，更加剧了外界的恐惧。

崔英镇大使随后发言，表示不同意“中国是威胁”的说法。他说:看一个国家是否奉行侵略扩张的政策，要看它的文化。中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有一千多年，但是中国没有向外侵略扩张，这是中国文化决定的。

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支持了崔英镇大使的观点。我着重从两个方面批驳“中国威胁论”。

一是对比了郑和七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中国的交流合作与欧洲殖民者在全球的扩张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事实。我说，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60多艘舰船，28000多人，浩浩荡荡，去了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东非。尽管当时中国文明比到访国的文明要先进得多，但是中国人没有宣布这些到访的领土是自己的。我们带去了茶叶、瓷器、中国的先进农业和建筑艺术，同当地人做生意，开展合作。我们去了，又回来了。然而，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他们去什么地方，就宣布什么地方是他们的。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1770年4月19日，库克船长首次到达澳洲大陆东南海岸，随即宣布这块土地归英国所有。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为什么郑和的表现与欧洲殖民者的表现大相径庭?正如崔英镇大使所说的，这是文化决定的。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扩张、征服、殖民化的概念。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侵略扩张不是中华文化，和平合作才是中华文化。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大发展证明中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的大发展是在国际合作中实现的。中国人没有把经济增长的成果只给自己，而是与世界分享。我们深知关起门来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国际合作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改革开放、国际合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的一项国策。如何才能使国际合作可持续?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之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侵略扩张就会破坏国际合作的基础，中国绝不会那样做。

中国所奉行的是和平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包含“三要”“三不”。“三要”是要和平、要发展、要合作。“三不”是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和平发展战略是行得通的，我们今后还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法国广播电台主持的第二场研讨会的主题是“如何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德·蒙布里亚尔首先发言，他认为中国与朝鲜关系不一般，掌握着朝鲜的经济命脉。如果中国停止给朝鲜供应燃料和粮食，朝鲜必定会就范，朝核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认为，德·蒙布里亚尔讲的是西方思维。西方在国际关系中非常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迫使对方作出让步。中国的思维不一样，我们认为那样做效果不好，有的时候还会适得其反。中国向朝鲜提供援助，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如果朝鲜出现了严重饥荒，导致难民潮，对大家都不是好事。随后，我着重介绍了中国对朝鲜的政策。

1991年10月，金日成主席访问中国，要求会见邓小平。邓小平此时已经退休了，许多外国政要访问中国时要求会见邓小平，邓小平都婉拒了。所以这一次当金日成提出这个要求时，中国外交部回复说邓小平先生已经退休了。听到中方的这个答复，金日成主席很不高兴，他说:“我和邓小平是老朋友，过去我每次访问中国都去见他，这次也一定要见。”中国外交部看到金日成主席十分坚持，随后就给邓小平先生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礼节性会见，谈10—15分钟就可以了。

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金日成。我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在现场。一开始宾主合影，邓小平两次把手伸出来说不供发表，所以你们诸位在《人民日报》上看不到照片，新华社也没有发布消息。但是邓小平与金日成坐下来后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邓小平说，战后的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结盟靠不住，“大家庭”靠不住，“牢不可破的友谊”也靠不住，最靠得住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朝两国关系就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关系是持久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同，并写进了1955年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中。这五项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朝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

关于朝核问题，中国的基本政策有三点:一是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二是朝鲜半岛必须无核化;三是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朝核问题。

我们十分清楚，解决朝核问题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中国以及国际社会要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推动朝核问题逐步取得进展，并最终得以解决。

我的上述一番话，在座的德·蒙布里亚尔和韩国的朋友好像过去从没听过，听得十分认真。

两场法国电台实况转播的研讨会结束后，我又接受了法国《回声报》和另一家电台的采访。此后我匆匆驱车赴仁川机场乘国航班机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