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法律效果

落实司法独立原则，还应当厘清司法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实践中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认识为外部干预司法提供了依据，成为阻碍司法独立的重要障碍。各地的党委，其他机关、团体以及社会群众借助于这种认识大行干预司法之事，司法成了“有法不依”“有法难依”，三者的统一演变为了法律效果迁就于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司法独立成为一种奢谈。当前暴发出的很多冤假错案，大多与过于追求社会效果、政治效果而牺牲了法律效果有关。例如河南赵作海案的发生，就与司法机关过分看重破案而迎合社会效果有关，导致司法机关不能够依法独立办案。再如云南李昌奎案，且不说案件实体处理得如何，单从程序的角度而言，云南省高级法院在作出生效裁决后，因为追求社会效果而最终被迫启动再审程序改判李昌奎死刑，看似维护了社会公正，实际上造就的乃是法院不独立，法院司法威信扫地后果。由此可见，强调三者的统一只能让司法无所适从，成为其他社会力量的附庸。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绝非司法发展的长久之计。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强调三者的统一，这是一种认识误区。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关系问题，解决的不应当是三者相一致的情况下如何协调的问题，而是解决三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通常情况下，司法的法律效果实现了，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便也就得以实现。因为如前所述，司法是以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为基础的，实现了法的要求便也就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也即是实现了相应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这种“统一”乃是在法律效果实现的基础之上的一致，即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是法律效果的一种效用。而在三者并不一致的情况下，追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乃是一种妄想，实际上乃是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强加于法律效果之上，其实质是干扰司法独立。前述实践中的案例即是最好的证明。对此，我们认为在三者并不统一的情形下，司法应当以追求法律效果为最终的依归。

【《全唐文》清·董浩等】伤风害理，莫甚于私；暴物残民，莫大于贿。

【译文】败坏风气和道义的，没有比谋私更厉害的了。残害器物和民众的，没有比贿赂更厉害的了。

有人可能会认为实践中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并不相一致时，追求法律效果可能会导致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不佳，危害到社会、政治的稳定。我们在实现法律效果的基础之上，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通常都能够达成，而三者并不一致的情况是少数。之所以会发生三者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处于转型社会的中国利益格局本身固有的特点所导致的，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司法问题。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立法、行政等多方面的调整，不是牺牲司法就能够解决的。司法的直接任务就是依法办案，唯法是从，至于其在维护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上面的作用仅仅是依法办案的效果，而不能够成为司法的直接或者唯一目的。而且，牺牲司法乃是在破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危害是根本性的和难于恢复性的，不可谓不深。我们不能以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根本利益。当然，三者的不统一也有可能是司法自身出了问题，即司法未能实现应有的法律效果，但这应当从规范司法行为本身、落实司法责任入手，而并不应当成为外部力量干预司法的借口。

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尽快转变这种讲求司法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观念，司法所追求的只能是法律效果：追求法律效果通常会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但这仅是法律效果的一种当然效用；在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并不一致的情况下，司法只能是以法律效果为最终归宿，不能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强加于法律效果之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确保司法独立，重塑司法权威。当然，法律效果的追求乃是奠基于“依法办案”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