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认知往往导致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错误判断，决策和行为对实际的偏离也是必然。因此，对交往对象的理性客观的认知对中美军事关系也具有重要影响。“在中美两国关系中，认知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将是我们的主要挑战者，坚信它是一股‘修正主义’力量，并将我们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那它将成为我们的敌人，这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也将根据对我们的感知来制定安全政策，这将导致一场悲剧”[41]。中美对对方的认知是显然的非对等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过去美国对中国的两种无知——威胁、相互依赖，建立在美国霸权和文化至高无上的基础之上。而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基础，美国很难对中国有足够的尊重和信任，在军事外交领域也同样如此。
一、战略角色定位
战略角色存在两个认知维度，一个是对自身的战略角色定位，另一个则是对方给予自己的战略角色定位。这两个定位的差异度愈大愈容易引发摩擦和冲突，反之，则会给军事关系的发展带来更多正面效应。我们不妨采撷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在各位总统不同任期或一位总统的各任期阶段给予美国自身的战略角色定位、对中国战略角色的认知和中国自身对自己的战略角色定位以及中美双方确定的关系定位，以及由此对中美军事关系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威胁的淡化，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战略基础动摇。同时，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失去了长期以来的主要战略对手，在失序的战略辩论中，美国旧有的安全战略框架解体。由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角色开始了重新建构。在老布什总统眼里，中美战略合作虽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但仍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多数国会议员眼中，美国即将形成的战略框架中早已经没有了中国的地位。对华政策成为总统与国会争夺外交决策权的一个主要阵地。这一认知的磨合过程也是美国国内重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作用的共识过程。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保持与中国的“全面接触”政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小布什总统任内美国对华战略和安全政策进行辩论过程的实质是采取什么角度来审视中美关系的过程，两个愈益清楚的选项是，是从地缘政治的战略角度，还是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尺度？
1.中美双方对战略角色及中美关系定位的演变
从中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起起伏伏的军事关系中可以看到这一历程的艰难与复杂。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占主导的中国认知是“崩溃”的中国，这一观点来自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推断。但之后的事实却证明，中国在邓小平设计的改革蓝图的引领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于是美国对中国的形象认知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威胁”的中国形象悄然而起。从1993年至1996年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克林顿强调价值观念的倾向决定了他们更多地把中国当作其战略框架中的“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因素。虽然并没有完全抹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但他们更强调的是中国的问题。因应这一战略视角，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美国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对华政策，一边对中国施压，一边在需要中国的问题上争取合作。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根据所谓“中国航天工业部向巴基斯坦扩散了导弹技术的情报”而对中国进行制裁事件和“银河号”事件都是这一战略定位的具体表现。1993年7月，克林顿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并开始执行对华并不清晰的“全面接触”政策。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在《接触与扩散——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重新将安全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一支柱，视中国为与其合作从而解决亚洲安全和稳定面临威胁的前提，提出要推动中国参与地区安全机制，拓展中美安全对话，寻求与中国合作以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1996年5月1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在外交委员会的演讲中如此总结这一战略定位：“第一，……我们相信，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安定的、开放的和成功的国家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二，我们将支持中国完全融入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第三，虽然我们寻求对话和接触来处理我们同中国的分歧，但是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利益。”[42]第二任期伊始，克林顿总统就在其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与中国的接触战略，并将其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地位。中美两国在这一年的10月29日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明确定位，即“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积极而明确的战略定位无疑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中美军事交流的机制建设问题提出并开始实践，中美军事关系开始升温。1998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问中国，并签署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议》；1998年3月下旬，主管军控和不扩散事务的副国务卿霍勒姆（Holum）访问中国，就地区安全和防扩散问题进行双边磋商。1998年克林顿政府出台了两份安全战略报告，一份是国防部公布的《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国部分的标题是“与中国全面接触：加强信任以利合作”；另一份是白宫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了接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还列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未来主要安全目标。涉及军事外交部分的安全目标包括：使中国“进一步遵守”国际不扩散准则，特别是要坚持它对弹道导弹和两用技术的出口控制；使中国军队实行更大的公开性和“增加透明度”；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北亚安全对话等平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等[43]。
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时重弹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的老调，就任总统后故意降低中国的重要性，将中国置于日、韩乃至俄、印之后。2001年1月，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正式否认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认为中国“不是战略伙伴”，但也“不是敌人”，而是一个“竞争者”[44]。这一角色的战略定位，加之中美军机在海南相撞事件，最终使两国军事交流中止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使美国社会迅速形成一个共识：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起码不是直接威胁，中国是反恐战争中的合作对象。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10月下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峰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明确的战略定位：“坦诚的（candid）、建设性的（constructive）和合作的（cooperative）”。而在安全方面，与美国对中国的国家战略定位有所不同，出自于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出的“新防务战略”则认为中国是“拥有可怕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45]。即，美国对中国的国家战略定位与其军方对中国军队的定位发生了一定偏差。在整体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框架内，中美军事交流进一步加强。
到了2005年，中美关系中的噪声有所增加，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事报告》着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原先两国关系定位的“3C”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C，即复杂的（complex）。对于中国的发展，美国认识到地区和全球的重大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是无法解决的，但美国又不放心中国的强大，因此，这一时期美国提出中国应当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
自冷战结束，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崛起论”，从“问题中国”到“合作对象”，从“战略竞争者”再到“利益攸关方”、“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发生着过山车般的左右激荡。从1997年至2015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定位。在1997年《中美联合声明》中，双方正式宣布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1月，新任小布什政府否定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并认识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2001年10月，“9·11”事件后，中美元首在上海会晤时共同确立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新定位。并于2006年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9年4月，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会晤时，双方一致同意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这是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又一次定位。2009年年底，奥巴马在首次访华行程中提出中美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成为中美关系前一次定位的补充。2011年，中国提出了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表述。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庄园会晤中确立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最新定位。
有两个重要因素与这些变化密切相关，一个是美国的战略视角，如果美国是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尺度定位中国战略角色，那么其结论往往是负面的，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也是消极的；如果美国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去定位中国战略角色，那么美国就更强烈地意识到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中国的缺席将产生有损自身利益的后果，因而，其采取的政策往往更务实，承认分歧，但总体推进中美各领域关系向积极合作的方向发展。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则是美国对自身的战略定位，冷战时期，美国对自身的战略认知是清晰的：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对中国的战略借重要求美国将中国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40多年来的主要战略对手，这导致美国安全战略框架的解体，需要重构国家安全战略，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提则是美国对自身的战略角色定位（如表3-4所示）。但是，在克林顿第一任期里，美国对自身的战略定位是模糊的，这也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既缺乏实质内涵，也不够明确，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不恰当政策，导致一段时期中美军事关系的严重倒退。
表3-4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战略角色、战略关系定位
续表
中美两军的交往由于军事力量上存在着的事实上的非对等性——美方处于强势，而中方往往处于中美关系中的弱势，因而，美方对自身以及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往往决定了其对华政策，因而也就主导着中美军事关系的走向。与此相应，国际战略格局中力量消长的变化也对中国对自身战略角色的定位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实力的提升、融入国际社会的愈益强烈的愿望，中国对自身地位、权力和责任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相对于美国的战略演变及其战略定位对中美军事关系的曲折影响，中国对自身的战略角色定位也发生着变化。
从邓小平为中国设计了改革开放道路起始，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各个领域先后打开了开放的大门。作为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一角”，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在明确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部分地承认了中国是个大国：“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46]此时冷战还未结束，中国对大国的认知仍然是基于冷战国际局势下对大国的特殊权力认知。
步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政治的冷战结束，经济热战正酣，冷战思维依存。在中国明确提出“做负责任大国”之前，在传统权力观的影响下，中国在国家实力迅速增长之际表现出对全面接受大国地位的犹豫[47]。在国力逐步增强的同时，中国对大国角色的定位经历了从“内向型”到“外向型”的转变。在十四大报告中，中国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从人口这种纯粹的国内特征来界定“大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对于“自我”的内向型关注和对国际社会环境以及其他“他者”的心理排斥。
而在十五大报告中，中国则以“外向”的态度，从本区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范围来界定自己的大国角色和身份：中国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东方大国。而在十六大报告中，中国则是通过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对比之后确定了自己是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20世纪末依然继承邓小平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准确定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因此，对于中国在世界政治力量角逐中的位置，邓小平说得明白：不当头[48]，这就明确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不当头”是一个需要中国长期恪守的战略，一方面中国在自身实力有所提升的情形下对自己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定位要清晰客观，保持清醒，中国还是一个区域性国家，而非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角，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另一方面，从更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中国要成长为世界性大国，首先要先成长为区域性大国，很难设想一个自己区域板块内的事务还未能解决利落的国家，先去承担过多的世界性事务。由于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的发展和稳定，因此，作为区域大国的一员，中国理应加强和加速区域的整合，首先深化自身东亚大国的角色定位，表现出中国善于守成的战略用意。因此，整个20世纪的后十年，中国始终处于一方面深化自己是国际社会一员的意识和形象的塑造中，另一方面开始推进界定自己作为区域性大国的身份。
进入21世纪，中国对自身进行了“多重复合的战略定位”：中国是个大国但还不是个强国，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仍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还不是全球性大国。中国官方文件更多使用“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大国”。近年来，美方对中方而言，角色变得更为多重，是竞争者，有些领域还是伙伴、朋友，而在另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上又是当事国的盟友或者滑向敌对边缘的国家。
2.美国对中国战略角色定位与中国对自身战略角色定位的差异
依照角色理论，国家角色认知牵引国家角色实践。依照中国官方认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49]，这是中国对自身的角色界定。而美国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认知则与此存在认同差异。譬如，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发展，“它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就像19世纪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50]。因此，他建议美国要尽量延缓中国的崛起，推行强硬的遏制性政策。这种差异存在原因主要如下。
一是中国将自身界定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霸权主义的反对者”“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世界多极化、多样化的提倡者”等，这些角色界定基于中国自身责任观念和国家利益，但这却被美国视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主导，即对自身霸主地位的维护产生了冲突，甚至会被认为是蔑视国际责任、不负责任的行为。
二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俱乐部成员之一，显然具有大国地位；但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从物质力量上还不足以发挥与一个大国形象相称的角色[51]，中国不能像美国一样关照到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问题，而这与美国所希望的中国担当起美国所希望担当的责任之间存在冲突。
三是中国倡导文明多样性、包容性，而美国主张通过西方价值普世化来实现国际和平，这亦被美国视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又一挑战。
四是美国自身对中国战略角色的认知也存在序列混乱。一方面，美国不断放大中国的实力，尤其是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发出诸如“中国威胁论”的信号；另一方面，美国在对中国大国地位认同上又存在争论。因而，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保持特别的警惕和高度防备，在某些领域遏制甚至牵制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又要利用中国已经上升的影响力共同合作，包括解决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
这种战略角色认知的差异深刻影响到中美军事关系。譬如，在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安全领域责任方面，美国往往忽视中国军事实力发展还不够强大的现实状况，甚至夸大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制造“中国军事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又无视中国国家领土主权，经常在中国领空领海抵近侦察。美国凭借其综合国力以及价值观上的优越感，往往主动提出扩大交往规模和加大基层交往的建议，并在自身以“军事透明”为威慑途径的同时，要求中国军方展示出其希望领域的透明。美军在交往中展示出的一些东西，对中国来说可能是先进的，但对美方来说已经不是了，而美方所提出的关于中方的透明领域却往往是中方最为敏感的。譬如，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曾对中美军事交流项目提出：美国从军事交流项目中得到了什么？美国应该怎样评价双方已经进行的交流项目？这种交流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吗？美国以后是不是应该对此采取一种不同的做法，多进行还是少进行？无视战略力量上的差异而一味要求双方采取完全对等是事实上的非对等，对处于战略相对弱势一方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二、形象认知差异
很显然的事实是，中美两军双方对彼此的形象认知都不能说是全面的、清晰的，尤其是美国眼中的中国军队形象更为模糊，在有些部分甚至是缺损的。
近年来，美国通过对《中国军力报告》的发布完成了其美国眼中的中国军队形象的集中表述。美国国会于2000年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报告》，分析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军事战略。两大结论在2006年的报告中尤其引人注目，一个是五角大楼眼中的“中国对美国的看法”。五角大楼认为，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美国意味着“最大的机遇（greatest opportunity）”，尤其在贸易和技术方面。但在中国实现总体的国家目标方面，美国同时也给中国带来“最大的挑战（greatest challenge）”，充分反映了在美国眼中中国形象的矛盾性。报告认为，中国将美国看作是唯一对中国真正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也是唯一对中国可以进行有效经济制裁的国家，因此北京在寻求同华盛顿保持稳定和非对抗性关系的同时，也在发展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同美国在世界上，尤其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制衡。这同2003年的调子明显不同。2003年谈到中国眼中的美国时，五角大楼的报告说：“虽然眼见同华盛顿接触的机遇和利益，首先是在贸易和技术方面，北京明显认为美国对中国构成了重要的、长期的挑战”。当然，美国对中国军队形象的抹黑并不仅仅通过其每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在可能的情况下借题发挥，损毁中国军队军事技术能力的行为并不在少数。在网络这个第五维新地缘政治空间里，美国对中国也同样进行战略挤压。2013年2月，中国无端遭到美国媒体的“狂轰滥炸”，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事件起因于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发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污蔑“中国军方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予以了有力驳斥，该报告仅凭IP地址的通联关系就得出攻击源来自中国缺乏技术依据；仅凭日常收集的一些网上行为就主观判断出网络间谍行动缺乏法律依据。显然，美国在国会即将批准年度预算案前夕发布这一信息的确别有用心，借机增加网络安全部队是其动因之一，而在这一动因背后则是中美之间在“互联网自由”和网络自主权上的立场分歧，进而凸显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的警惕和担忧。另一数据则更为清晰地表明美国对中国军力现代化发展所持有的不信任和敌视心态。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在驳斥美国“中国军方网络间谍”的污蔑时表示，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表的报告，2012年，7.3万个境外IP地址作为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参与控制中国境内1 400余万台主机，3.2万个IP通过植入后门对中国境内近3.8万个网站实施远程控制。根据IP地址显示，2012年中国国防部网和中国军网每月平均遭受来自境外的攻击达14.4万余次，其中来自美国的攻击点占62.9%[52]。
美国防部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中对中国军事外交所从事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都采用了带有偏见色彩的语言进行表述，如对于中国派出的“和平方舟”号医疗船所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在该报告中美国防部将其称为“中国的‘安慰’级军事医院船”，对于中国自2008年12月起就开始执行的亚丁湾反海盗部署任务，该报告将其称为“除偶尔的巡航外，这也是解放军海军在西太地区外执行的唯一作战部署任务”。而在其“反太空”一节的内容中依然坚持错误的信息解读，认为“中国试图在公开场合打消一切对其太空军事意图的怀疑。2009年，时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许其亮上将公开收回了其早期关于太空军事化是‘历史的必然’的诊断”[53]。而事件的真相则是，在2009年纪念空军成立60周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许其亮说明了关于中国空天战略的一些观点，但却遭到境外媒体的扭曲，对后面一段关于和平的阐述只字不提，却断章取义、大肆炒作中国太空威胁，声称：“北京反对外层空间军事化的立场发生变化。”之后，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对中国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外太空军备竞赛的立场进行了表态，才使得这一误读没再继续。但在该报告中，却仍执意依照误读信息进行阐述，其冷战思维凸显无遗。
产生如上模糊形象认知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意识形态差异。中国方面始终强调求同存异，但美军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两军交往中，美军更关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观点、军事观点的影响，在《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一书中对此就曾有过明确的阐述：“通过一项包含以上措施的美中防务交流方案，美国可以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对一批关键人物施加影响。时不待人，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美国和中国对两军之间的交流抱有不同的目的。美国从自身的长远安全利益出发，希望借此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政治、军事观点”[54]。
二是美国传媒掌握更多国际舆论主动权。据统计，美国等西方媒体垄断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信息传播，世界上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大约有80%来自西方大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美国称霸的国际舆论更轻易地达到塑造自身军队形象的目的，也更容易达到“妖魔化”中国军队的目的。而中国塑造军队形象的声音则往往被这种强势声音所覆盖，反受其害。
三是中国在军事外交中的形象塑造还有较大作为空间。一直以来，中国军队形象的塑造有着很明确的目标：和平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这是中国军队所致力于塑造的目标形象。但是，正如迈克·麦德沃所言，中国从不缺乏需要表达的素材，欠缺的或许是表达力量背后的方式和方法。今天的中国军事外交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局部的谋篇布局，而是以国际大局为整体的造势与战略布局，要求中国军事外交逐步打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思维定势，实现被动到主动、保守向开放的转变，尝试回答好“我是谁”和“我以何种方式与你交往”的问题。尤其是在“我是谁”的问题上，对于与西方国家军队不同之处，中方一直未能做出完整立体清楚的说明。譬如中国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根本作风等，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是中国人民军队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最为本质的部分，最能充分说明我是“这一个”，而非“那一个”。
三、对交流动机的认知
中美双方对两军交流动机的认知左右着中美两军向对方支出信任的最高额度。当中美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出于维护共同安全的需要而加强军事交往时，两军关系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而当共同安全需求缺位时，两军失去了对对方交流动机的判断标准，负面的解读就乘虚而入，两军关系就显示出脆弱的一面，会出现明显倒退。冷战结束前后的中美军事关系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历史写照。
冷战结束后，对于美方而言，他们需要重新认知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武装力量，这支军队的战略布署、作战能力、军事思想、军政关系、军事变革、现代化程度，尤其是军事实践中的假想敌等必然成为美军关注的对象。而就军事交往而言，上述这些信息要素又与中国武装力量与美军的军事交流动机息息相关。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在美国军方人士看来，“美国和中国对两军之间的交流抱有不同的目的。美国从自身的长远安全利益出发，希望借此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政治、军事观点”[55]。美军在军事交流中的政治影响意图溢于言表。事实上，美军对中国方面遏制与接触的两手策略始终没有改变过，只不过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调整了遏制的方式，由原先的直接主导者转变为赋能者，致力于更为隐晦的“伙伴能力建设”；接触方面，身段放得更为柔软，但美方总体战略意图的实质没有改变。
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看来，中国军队与美国国防部门开展军事交流的目的是想改善它的作战能力，包括获取技术和装备，而这一目的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基于这样的认知，多年来，美国一直严格限制其高技术及其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这阻碍了中美军事关系的推进。譬如，1999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该法案含有少数议员提出的多项反华条款；美国国会在2000年通过的《迪莱修正案》，则限制在导弹装备和技术、卫星发射、喷气式飞机等12个领域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其原因在于这一领域的军事外交会提升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能力[56]，美国的限制并不仅仅是中美军事交流的内容，在军事外交的层次、场所方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和限制。在奥巴马于2011年4月签署的《2011财年开支法案》中，专门有一项关于禁止美中两国之间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甚至还禁止美国航天局所有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的歧视条款[57]。譬如，在“奋进号”踏上告别之旅时，中国记者被挡在了肯尼迪航天中心门外。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美国军事实力对中国军事实力的绝对领先，自2000年，美国国防部开始根据1999年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并借此输送“中国军事威胁”论调。
在美国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希望掩饰自身的弱点，而两军之间的交往有可能会暴露出这些弱点。鉴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会极力阻挠短期内实现更大的透明度”[58]。为了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更大的透明度，美国将其关注焦点集中在中国的武器和技术进口、中国的军费增长等发展方面。2003年9月，美国一份题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常规武器买卖，1995—2002年》的研究报告认为这三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武器进口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武器进口市场中进口份额占41.5%，名列第一。中国也在和以色列合作，学习更先进导弹的生产技术，以求通过本土能力生产战斗机。中国军费自1998年开始的正常增长引发美国持续关注，并一度成为其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证据。事实上，1978—1998年，中国为照顾经济建设的大局，军费预算长期处于“欠账”状态，其增长基本停滞。自1998年开始，中国军费开始正常增长，其实质是弥补长期欠下的军事开支行为。
由武器装备到国防费用，对这些内容的关注引出一个必然的话题——中国军事透明度。在2010年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再次提出：“中国只是公开了有关其军事现代化项目的进展速度、范围和最终目标的有限信息。”[59]
进入21世纪，经过多年磨合后的中美军事关系发展依然充满挑战，但中美两军都有了对对方更进一步的认知，这其中就包括对对方交流动机的认知。尽管中国军队的形象在美军眼里相对清晰起来，但仍然存在诸多误读。譬如，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所做的题为《美军眼里的中国军队》的研究报告就指出：“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构成对外军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对话、合作与交流——在解放军的军事外交排序中所处的位置相对靠后，居于应对对中国主权的威胁，遏制‘台独’和反对帝国主义之后。……这进一步说明了解放军的军事外交并不是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独立活动，而是促进党和国家战略性国家目标的工具。不断使用‘和平’、‘和平的’以及‘合作’等词语表示中国试图使用军事外交作用实现其消除他国疑虑这一政策的重要工具。”[60]再譬如，针对美军提出的加强中美两军间基层官兵的军事交流的建议，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予以的积极配合，美军研究者们给予了较为负面的评价：“通过这一交流可以看出中美军方看待士兵态度的差异。表明解放军对自己的士兵缺乏足够的信任，不认为他们能胜任军事外交这一使命。”[61]而在其关于中国军事外交的结论部分则依旧表明其分析仍然没有改变对中国对美军事外交的曲解：“因而和过去相比，中国更容易挑战美国的利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军事外交在促进中国自身利益的同时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的。”[62]
美方借中国军事透明度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手法依旧。在美国于2012年1月5日发布的《防务战略指南》——《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防务重点》中，在仅八页的“指南”中，有三处明确提到中国，“从长远看，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出现，将有潜力以多种方式影响美国经济和安全……中国军力增长必须伴之以更加透明的战略意图，以避免在该地区引起冲突……像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将继续寻求以非对称方式对抗美国的力量投送能力，而尖端武器和技术也将扩散到非国家行为体”[63]。
在这一系列解读中，美方误读了一个原则性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原则。一方面，反霸是中国对外军事交往的根本遵循，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基础，也是亚太地区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心声；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外交思维中，反霸并不等于反美。美军的解读并不准确，他们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出解读时，很明显地将霸权主义和“美国及其盟友”等同起来：“但他们（指中国，作者注明）也意识到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美国及其盟友）继续主导全球事务。”[64]中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需要建立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的多方互动，适应对话与交锋并存、斗争与合作同在、右手相握示好左手准备搏击的阶段性状态。同时，中国也希望借由两军军事交流、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能够敦促美军多做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事，鼓励其采取建设性军事行动，并提供积极主动的配合；但对于其破坏性军事行动则进行坚定公开的斗争，建立地区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自卫意识。
中国致力于中美军事交流的原则是清晰的：中国主张地区共同和平，而不是建立反美联盟，也不是取代美国称霸；中国建设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军队，而不是与美军比拼最强大的军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探索中美两军交流合作路径，欢迎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建设性存在，但也认识到美国霸权现实的双重性，既承认具有一定的历史客观性，同时反对霸权的主观能动性，清楚地认知反霸不等于反美，而是要在反霸中发展中美两军关系，探索多元互动方式，探索发展与美军霸权既合作又斗争的新路线。
【注释】
[1]《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5日。
[2]［美］弗雷德里克·邓恩：《绝对武器》，于永安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3]Rand Corporation，“An Interactive Look at 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RAND，http://www.rand.org/paf/projects/us－china－scorecard.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2月28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2页。
[5]凯尔·沟上：《美国令中国害怕的五种武器》，乔恒译，《环球时报》，2014年5月16日，第6版。
[6]王逸舟：《提升国际意识，超越“低调不能”——从海洋方向面临的问题说起》，《社会科学报》第1367期，第3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8]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Budget Estimates for FY 2013”，http://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13/FY－Green－book.pdf，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13日。
[9]《中国国防费增长10.7%从“补偿性”迈向“协调性”》，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05/c_114892640.htm，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5日。
[10]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80.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2]徐成芳、罗有锋：《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3]潘锐：《冷战的美国外交政策》，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14]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页。
[15]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封底。
[16]Zalmay Khalizad，“Congage China”，RAND，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IP/IP187/IP187.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5日。
[17]刘小彪：《“唱衰”中国的背后：从“威胁论”到“崩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18]［美］夏伟（Orville Schell）：《塑造品牌化的中美关系印象》，《南方周末》，2013年12月16日，绿色版。
[19]同上。
[20]王湘穗、玛雅：《“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与中国战略》，《决策与信息》2014年第9期。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22]同上书，第1页。
[23]钟声：《发展中美关系需要历史眼光和宽广胸怀》，《人民日报》，2012年2月14日，第3版。
[24]郑永年：《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
[25]［英］杰夫·贝里奇、艾伦·詹姆斯：《外交辞典》，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26]［美］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第3版）》，潘忠岐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63页。
[27]《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1984年10月15日在联大特别政治委员会上的发言》，载中国联合国协会编：《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发言汇编（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12页。
[28]于冬：《军营揭秘中国出兵：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南方周末》，2014年10月9日，时局版。
[29]吴心伯、汪伟民：《中美军事交流特点披露，制约因素难以根本排除》，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2003-11-03/12032058813.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5日。
[30]《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人民日报》，1989年6月8日，第1版。
[31]沈丁立：《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及两国关系的本质》，载谢希德、倪世雄主编：《曲折的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32]David M.Lampton，“Power Constrained：Sources of Mutual Strategic Suspicion in U.S.－China Relations”，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o.93，June 2010，p.8.
[33]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34]“Shangri－La Security Dialogue”，U.S.Department of Defense，http://archive.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681，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3月8日。
[35]与美国签署有军事同盟条约的亚太五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中，只有美泰还没有建立“2＋2”对话机制，但美泰建有“战略对话”机制。
[36]美国2010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东南亚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与美国建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如菲律宾、泰国；一类是“战略伙伴”，如新加坡；第三类是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潜在战略伙伴”。
[37]Michael D.Swaine，et al.，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hina Strategic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2013，参见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us_china_security_perceptions_report.pdf，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3月8日。
[38]王玮：《战争冲动、社会约束与武力的使用——美国的经历》，《美国研究》2014年第4期。
[39]［美］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林和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40]Richard F.Grimmett，“Instances of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1798-2010，CRS Report R41677，March 10，2011.
[41]卜睿智（Richard C.Bush）：《中国复兴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载门洪华主编：《关键时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
[42]Christopher，“Amercian Interest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Address befor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Washington D.C.，May 17，1996.
[43]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December 1999），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http://www.fas.org/man/docs/nssrpref-1299.pdf，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17日。
[44]倪世雄：《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45]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September 2001），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QDR/qdr2001.pdf，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19日。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05页。
[47]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48]王湘穗：《赶超与遏制——中美博弈的历史逻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49]《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实录》，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4/content_4301180.htm，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5日。
[50]［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晓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
[51]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
[52]赖竞超：《网络攻击频繁诬陷中国网络空间成角力新战场》，《南方日报》，2013年2月25日，第A12版。
[53]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2013”，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16日。
[54]［美］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55]［美］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56]USCODE00，“Sec.2778.Control of Arms Exports and Imports”.
[57]《中美军事关系焦点话题一览》，《环球》2011年第11期。
[58]［美］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59]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2010”，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0_CMPR_Final.pdf，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16日。
[60]［美］甘浩森（Roy Kamphausen）、赖大卫（DavidLai）、施道安（Andrew Scobell）编：《美军眼里的中国军队——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研究报告》，郭拓荒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235页。
[61]同上书，第246页。
[62]同上书，第257页。
[63]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2012），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16日。
[64]［美］甘浩森（Roy Kamphausen）、赖大卫（DavidLai）、施道安（Andrew Scobell）编：《美军眼里的中国军队——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研究报告》，郭拓荒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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