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及其政党伦理建设

如何推进“四个全面”？从理论上讲当然是齐头并进，但具体说来，或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重点上说，则应侧重于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建设与保障，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毕竟公民的道德水准不是齐一化的，而呈现为不同阶层总体向善向上的差序与梯次格局，而执政党的道德水准显然应要求达到诸阶层的最高水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政党组织及政党伦理至关重要。“关键少数”搞好了，纲举目张，顺风顺水；搞不好，群众不满，甚至满盘皆输。因此，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有效地实现制度文明建设，特别取决于党风廉政建设、取决于政党伦理建设。

共产党承担着民族复兴的现代“天命”，承担着实现普通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崇高使命，这是共产党得民心的根基。正因为如此，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也不能容忍贪官们豪言壮语与其贪腐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反腐败无疑反映了百姓的根本利益。王岐山在2015年“两会”的分组会上讲得形象，他说近几年反腐败“只是试那么一下下，就试出了党心民心”。相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反腐败一定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制度文明拒斥乌托邦化，但显然不是拒绝一定的理想信念，在一定的制度文明框架内，理想信念本身就规范着人的行为。

如何看待理想信念对人的规范？这个问题很复杂。对多数人而言，规范的约束效力并不源自信仰与追求，而是源自惧怕与恐惧；来自信仰的约束是自律，因惧而产生的约束是他律，是制度。这不是说不需要信仰与追求，有信仰与追求的自律，可以恰当地转化为敬畏，从而巩固制度的他律。而事实上，仅因惧怕与恐惧而生效的制度，虽然的确是他律的，并且常常是有效甚至高效的制度，但却是一个低品质的、不良的制度，因为事实上，其所针对的是小人及高度依附性的人格模式；宗派组织、黑社会往往才实施如此制度。善治一定是具有信仰基础的。现代政党组织区别于宗派组织及黑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前者是以信仰与追求所承担的正义与道义为其事业的。

具有崇高信仰与追求，这是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与资源，是其先进性的重要标志。这一崇高信仰与追求本质上是为苍生大众与国家民族的奉献与服务意识，是儒家家国及天下关怀的现代体现，它蕴含着普遍的人性关怀与人道主义价值，因把自己的立足点确立为劳苦大众及现代劳动者，故又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与立场，并且要求光明正大地付诸实践。这样的信仰与追求，本身并不是乌托邦。

政党伦理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关键。从理论上说，党纪的伦理要求高于国法，讲规矩、守纪律，做到“三严三实”，是当下建设政党伦理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四个全面”战略的政治保证。政党伦理显然要高于规范公民行为的制度伦理。在中国政治制度框架内，政治逻辑本质上是通过高标准的政党伦理与政党建设引领制度伦理与制度建设的。这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提出了很多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奉献与牺牲的精神是需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的。这本身也是当前政党伦理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战争年代，在物质匮乏年代，在以奉献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时代，这些精神的呈现自然而然；但在市场社会及利益主导社会主流价值的时代，公仆精神与奉献精神的呈现便变得比较艰难。不少贪腐官员坦陈，其腐败的动机全在于心理失衡：一方是县委书记，手握一方大权，但囊中羞涩，月薪不到四千；另一方是房产商老板，腰缠万贯，因此，就希望用钱撬动能够满足个人私利的资源乃至权力的分配。二者之间形成一个交易互利空间。官员的心理失衡竟成为其腐败交易的“合理”动机。

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指其超越特有主体及其利益阶层，并面向社会进步的自我批判、自我净化、自我变革，体现了主动创新精神。要实现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实非易事。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时同黄炎培纵论历史周期率，断定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历史周期率的固有逻辑，而此后，在进京前夕的“赶考论”，所凭据的就是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国家与社会的艰巨建设得以开展；十年“文革”则是从基于建设的自我革命退回到为革命而革命的激进革命，犯了错误，使各方面事业蒙受损失。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再次倡导自我革命精神，邓小平则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近些年来，随着改革事业进入深水区，自我革命的任务尤为艰巨。李克强在2013年“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句很精辟的话：“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当然，触动利益难，看来也得“触”，而且必须得“触”，于是便有了今天明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里亦涉及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信仰的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革命，恰恰是要触及并破解灵魂深处的“物质利益难题”，并由此真正成就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在很大程度上，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开放事业的自我革命，是改革者面对利益难题的自我革命。利益同样是人的本质需要，并且，同理性、权利相比，利益往往更容易自我巩固，并使利益相关者达到集体性的巩固。理性本身即是理由与边界，不关乎制度的合理性，因而总是“说得通”，但“说得通”是否“做得到”，取决于权利的合法性，即，取决于是否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然而，即使有相应的制度体系，一旦碰到利益难题并且碰到利益集团及其樊篱，也常常会使制度规范流于形式。我国晚近这些年加剧的利益樊篱现象，本身仍然是制度建设不足、监管乏力的结果。利益难题反过来无疑加剧了制度建设的难度。改革只剩下了“难啃的硬骨头”，之所以“硬”，一是因为其原来就“硬”且被绕了过去，二是由于在“啃”的过程中不断变“硬”。但再“硬”也得“啃”。套用一句行话：制度并非万能，但没有制度却万万不能。这里，如同约束权力与欲望的肆意扩张一样，利益的肆意扩张也同样需要被加以约束。正因为如此，制度设计需要体现出公平正义，即，使各种利益诉求保持在合理区间。触动利益再难，也得触动；不仅触动，还须改变，改变固化的利益格局，更好地释放和开放流动性，让各种社会活力与资源竞相涌现，让普通的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中国必须坚持不懈地走常态化的制度文明建设之路。当前中国面临的很多体制机制的顽疾痼疾，即所谓“难啃的硬骨头”，有一些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新形成的。具体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全面深化改革，恰是近年来从改革中获利的改革者面对新的改革目标的自我革命。因而，从初级的市场经济社会向法治社会的全面转型乃必然之路。而全面从严治党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组织保证。就现阶段而言，反腐败与遏制腐败蔓延乃当务之急。最近这些年的腐败，实是金钱、权力与欲望密切结合的产物，也是制度建设方面存在欠缺的表现。对此，阿克顿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用习近平的话表述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关键是要形成新常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官员们还是不那么适应新常态。

时代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革命年代，同时也是物资匮乏时代，共产党人确立了一种崇高的理想信念：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同时也是物化程度越来越深的时代，物欲化与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之间形成了某种矛盾，因为权力失控、利益及欲望等因素，执政党内滋生出严重的贪腐现象，改革本身也形成了阻碍深化改革的利益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显然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其中，从严治党，实际上还是要注入执政党自我革命的活力。法治建设必须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作为公权执行者的共产党员，必须较普通公民具备更高的道德与政治文明要求，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只要自身具备自我革命的精神，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正大、敢于担当，广大公民自然会心服口服。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与艰巨的改革任务，必须要有一种精气神，一种积极奉献、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自我革命精神，才能有效地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执政者及管理者的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大批优秀人才，但队伍中无疑存在一些异类，其所作所为影响了党的形象。马克思主义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性即体现了这一要求，在成为党员之前，个人须进行自我审视，看看是否把欲望限定在一定的边界内，是否能够自律或能够通过他律而实现自律。但是，多数腐败者实际上是在自律及他律均不具备的情况下，在党性原则上表现得很虚伪，党性实际上成了这些人实现私欲的幌子，这不仅玷污了党性，也败坏了党风，带坏了社会风气。在这里，显然需要强调党性的要求不仅是职业性的，必须置于监控体系之中；而且是信仰性的，因此表现为不限于职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因此，全面依法治国，包括通过法治建设遏制和预防贪腐，显然是实现治理文明的基本途径；而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则是实现治理文明的组织保证。政党及政党伦理建设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产生积极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