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执政党建设

加强执政党建设

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0年间，邓小平为加强执政党建设，殚精竭虑，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实践中，他做了辛勤的探索，在理论上，他提出了不少富于创见的思想主张。

在对待毛泽东思想方面，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1956年，邓小平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问题。1960年，针对当时出现的割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邓小平在山东、天津和北京等地，多次提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重要思想。他指出： 目前，在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割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并强调，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在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列主义的宝库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宣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提，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列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提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对于毛泽东个人作用的评价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不同，但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看做是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研究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对待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邓小平强调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共产党员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标准，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目的。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提出了共产党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服务者的观点。同年，波匈事件后，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由英国、加拿大等国组织的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研究者认为，不管是过去，还是事隔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观点都有深刻的警示意义，是难得的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指南。

在执政党的领导形式方面，邓小平提出，执政党不是权力机关，它的执政权就是要实行政治领导，而政治领导就是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性的总的领导。1957年，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党委领导必须是抓大事，管方针政策。党委去抓枝节问题，一揽子管，这肯定要失败。必须使党真正成为讨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机构。

在党的监督方面，邓小平提出，执政党必须接受监督。这个思想，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后来，在太原、兰州、西安视察工作时，他每天给党的领导干部作报告，都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好，就要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接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对于如何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的问题，邓小平也提出了一些设想。他说，所谓监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

在党的干部问题方面，邓小平提出，干部要能上能下，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教育。1962年11月，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干部要能上能下。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一是办事效率太低，二是不利于发扬民主，三是增加了国家负担。总之，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解决。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要能下，而下的办法有三个：一是让一部分人担任名誉职务，保留原来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二是让一些干部到基层工作，使原来的基层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三是让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离职休养。要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真正做到能上能下。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和工作能力，邓小平还提出干部加强学习、干部轮训和党校教育等问题。这样，邓小平就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执政党的干部问题的思想。研究者认为，这些思想，特别是关于干部要能上能下的一系列论断，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破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管理制度的思想，对于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党的制度问题方面，邓小平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制度建设。邓小平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主张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制度化，作为传统制度，作为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完善起来，坚持下去。同年，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制度上不好，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将来党风将不堪设想。对于如何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邓小平也从民主集中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干部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