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政党的重组与政党政治的重建

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随着以美军为首的占领军的进驻以及民主改革的开始，大日本政治会等战时御用政治团体相继解散。战前和战时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在新的议会政治中掌握主导权，纷纷着手重建或组建政党，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分化组合。到1945年年末，相继建立和重建了日本社会党、日本自由党、日本进步党、日本协同党和日本共产党。其中属于革新阵营与保守势力相对立、代表社会主义倾向的有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属于保守阵营的主要是自由党和进步党及协同党。与战前受当局打击、镇压，遭受保守主流政党排挤不同的是，在战后解除了束缚和锁链的革新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迅速成为日本政坛的重要力量。

从建党时间顺序上看，社会党成立最早。其次，分别是自由党、进步党、协同党、日本共产党。随着战后新时代的到来，战前左翼革新政党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在左翼革新政党的恢复和建立过程中，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都突出地表现了对战前各自政党的继承性。

战后初期的民主改革过程中，各种政党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1946年4月的第22届大选中，参与选举的政党多达363个，^[2]其中不乏一人一党现象。1946年5月22日，自由和进步两保守党联合组成的第一届吉田内阁成立。民主选举的实现和政党内阁的诞生，标志着日本政治重新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战后各项改革措施，使复活了的政党政治扎根于广泛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中，从而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创造了合适的土壤与条件。战后民主改革不仅使旧的执政党以新的组织形式得以再生，而且使某些原来被视为非法的政党合法化，如日本共产党。在战后政党复活的过程中，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发展，为战后日本保革对立政党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这五大政党中，除共产党是战前组织的直接延续外，其他四个政党也都是在战前旧党派势力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程度的分化组合形成的，因此战前政党和战后政党具有连续性。首先是具有某种组织上的连续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组织成员上的连续性。战后各政党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的，因此各政党建立或重建时，其基本成员大部分是战前政党的成员。如三个保守政党即进步党、自由党和协同党虽然不是战前政党组织的直接继承，但基本上是以战前两大保守政党民政党和政友会的成员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尽管在1946年的“剥夺公职”中相当多的人被清洗，但由于1951以后公职处分被解除，许多旧党人派政治家复活并重新在党内或政界起到重要作用。与保守政党相比，社会党和共产党对战前组织的继承与延续，更为直接和全面。日本共产党在党的重建大会即第4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在组织上要与战前保持连续性。

另一个是组织体系上的连续性。从总体上讲，战后主要政党的组织体系基本上是在战前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后政党不仅内部组织体系延续了战前政党的形式，如总务会、干事长、政务调查会等，而且政党与政党之间活动的组织形式也基本上延续了战前的组织形式，如对日本政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政府与执政党首脑会议”就延续了战前的惯例。另外，战后政党政治不仅没有消除战前形成的特殊的“派阀政治”，而且还继承和延续了战前的派阀体系。虽然在战后民主改革的冲击下，从战前延续下来的派阀体系的具体构成已发生很大变化，但这种体系本身还是存在的。因此，从战后日本政党重建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战后政党政治与战前政党政治具有连续性的一面。

战后初期的民主改革，特别是新宪法的制定及各种制度改革的实施，又决定了战后政党政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使战后政党政治与战前政党政治具有非连续性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体制上看，战前政党政治是在明治宪法下确立起来的，战后政党政治是在战后新宪法下初步确立起来的。国家统治权的归属及其根据以及统治权的行使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旧宪法体制下，统治权归属天皇个人，神圣不可侵犯。新宪法则规定，国家统治权分属国会、内阁和最高法院，它们行使权力的根据是全体国民的意志，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的代议机关——国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而国会所有活动都是以政党为中心展开的，元老、枢密院、军部等权力极大的议会外政治势力消失，而且战后政党活动的舞台从众议院扩大到参议院，排除了被藩阀势力及贵族保守势力占据的贵族院对政党政治的限制。国家统治权的行使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旧宪法体制下，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三大统治权。新宪法则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在国会和内阁的关系上实行议行联责制，内阁的存在以国会的信任为基础。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其运行机制也随之变化，议会和政党成为战后国家权力运作的主体，政党的地位由此开始突出。在法律上，统治的正统性来自民意，政府再也不能像战前那样依仗天皇绝对权力的庇护为所欲为。

其次，从功能上看，构成战前政党政治的是两个无论在组织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主张上均与藩阀、元老、军部等统治势力具有密切联系的保守政党，不是多元社会利益的真正代表，因此无法真正承担聚合、表达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功能。其功能仅仅是协助帝国体制，统治国家和社会。战后民主制度的形成，为建立在代表社会多元利益的多元政党之上的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之间的对立、牵制乃至合作有利于聚合、表达，进而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要求。

最后，从社会基础上看，战后民主改革，虽然使旧政党以新的形式得以复活，但旧政党所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即“曾经支持昭和初期政党政治的诸条件，如由财阀提供政治资金，依靠内阁官僚制维持选举地盘，地方名望家族发挥拉票职能，无产阶级政党软弱无力等也消失了”。^[3]这就意味着战后政党政治是在新的社会基础和体制条件下确立和发展的。^[4]

各政党成立后，积极准备参加大选。1945年11月27日，召开了战后第一次帝国议会，修改了选举法、制定了工会法等，进行了重要立法作业。12月18日，帝国议会在通过了以降低选民年龄、赋予妇女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为主要内容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修改案》后被解散。

在1946年4月10日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大选，有2770位候选人参加，相当于定额人数（466人）的5.9倍。其中新人为2624人，妇女参加竞选的有97人。有363个政党参加，其中一人一党的政党有184个。无党派人士773人。自由党、进步党、社会党、协同党、共产党五大政党参加竞选的人数超过总竞选人数的一半，占1429人。投票的结果：自由党当选140人，进步党94人，社会党92席，协同党14席，第一次进入议会的日本共产党当选5人，其他党派38人，无党派人士当选81人，计464人。^[5]在当选的464人中，新人占81.8%，计381人。在这次大选中，以日本社会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对保守势力是个很大的冲击，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议席合计近100个。即使在战前无产阶级政党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即1937年大选时，也不过拥有39个议席。三木武吉看到社共两党的蓬勃发展，他感到，如果不建立保守各派联合的政权，“日本的前途就不堪设想”^[6]。这次大选奠定了战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保守对革新的政党结构模式的基础。^[7]

一般认为大选后，币原内阁将让位于政党内阁。不想交出政权的币原内阁于4月22日总辞职。不过，币原于第二天上午就任进步党总裁后，向自由党总裁鸠山表示，进步党愿意同自由党合作组成两党联合内阁。1946年5月22日，以第一大党自由党为核心组成了自由党和进步党联合的第一届吉田内阁。当时吉田不是众议院议员，因此成为旧宪法体制下天皇任命的最后一位首相。

在粮食危机和工人运动的威胁下，为了渡过难关，吉田首相开始考虑对内阁进行改组，准备同社会党联合组阁。但吉田同西尾和平野等进行了多次密谈，最终未同社会党达成协议。1947年2月7日，麦克阿瑟致函吉田，指示他议会结束后举行大选。吉田内阁于1947年3月31日决定解散最后一届帝国议会举行大选，并同时举行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

在大选前诞生了两个政党：国民协同党与民主党。1947年3月8日国民党与协同党合并组成国民协同党，所属议员78人，成为保守第三党。继承大日本政治会的进步党常常被视为极右派和旧秩序的代表，整肃越来越成为严峻的现实。进步党中年轻议员担心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很难取胜。于是，进步党发起组织新党的活动。1947年3月31日，举行了民主党成立大会。进步党114名党员全部参加了新党，自由党政调会长芦田等9人、国民协同党15人、小党派和无党派7人参加，总计145人，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

然而，形势的发展超乎想象。1947年4月25日的大选，共有1567人参加竞选。舆论认为能有110人当选并可成为第三大党的社会党，出人意料地获得143个席位成了第一大党。自由党获得131个议席，民主党获得124个议席。从得票率来看，三党伯仲之间不相上下。国民协同党获得31个议席，共产党获得4个议席。1947年4月20日第一次参议院选举结果：250个议席中社会党占47席，自由党38席，民主党30席，国民协同党9席，日本共产党4席，其他党派和无党派占122席。^[8]社会党获得出人意料的胜利，在众参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

在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的4月26日上午，片山委员长发表谈话说：“既然已知保守势力的政权不受国民的信任，所以下届政权必须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权。”^[9]但是，社会党还没有做好执掌政权的精神准备，还缺乏信心。西尾在《朝日新闻》4月27日举办的各党干事长座谈会上指出：“虽然根据劳动群众的强烈愿望，我党应努力实现组成以我党为首的内阁，但首相不一定必须出自第一大党。”但是，盟军总部对这个选举结果表示欢迎。盟军总部4月27日指出：从选举结果来看，选民们既拒绝右翼的极权主义，又拒绝共产主义，他们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选择了“中道”。盟军总部欢迎这个结果，并特别提到日本共产党，说虽然给予日本共产党十二分的政治活动自由，但它却失败了。^[10]

自由党虽然议席减少，如果与同是保守政党的民主党联合，仍然能够维持过半数议席并保住政权，当时保守势力联合起来要想阻止社会党组阁是很容易的。但吉田执意下野，对此吉田在《十年回忆》中表示：“当时的情况非常微妙，保守两党如果合二为一，便可绰绰有余地控制过半数。于是有人提议说，与民主党携手搞保守联合政权，甚至还有人说从民主党拉人出来组织第一大党，但是我决定把政权让给居第一位的社会党，从此树立起我国民主政治的规范。”^[11]

社会党虽为第一大党，但其议席数还不到众议院的1/3，如果不与其他政党联合便难以掌握政权。1947年6月1日，终于成立了将自由党排除在外的三党联立内阁。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担任国务相兼内阁官房长官，平野任农相，水谷任商工相，社会党出任阁僚的都是右派。一直反对联合的铃木、加藤等社会党左派在5月15日会见外国记者时声明“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但也未能入阁。取代币原掌握了民主党领导权的芦田均担任外务大臣，国民协同党书记长三木武夫担任邮政大臣，参议院绿风会和田博雄国务相兼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但实际上在执政党307个议席中，社会党只占47%未过半数，即使把参议院绿风会的和田博雄算在社会党内也未过半数。包括首相在内的17个阁僚位置的分配分别是：社会党7人，民主党7人，国民协同党2人，参议院绿风会1人。

片山内阁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战后民主革新力量的一大胜利。但社会党为联合保守政党，不仅在政策协议上作出重大让步删去了社会党一贯主张的“重要产业国有化”，而且在组阁前接受了民主党提出的“联立三条件”。“联立三条件”不仅排除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统一战线，而且要求社会党不要参与指导政治性大罢工和激进的大众运动。^[12]尽管如此，片山内阁的成立终究还是保守阵营的一种妥协。战后激烈的工人运动使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当时的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业主中有50%的业主希望通过建立保守和革新的联合政权以缓和紧张的劳资关系，认为保守政党或社会党单独组阁是无法缓和这种紧张关系的。^[13]保守政党同社会党联合组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种要求和愿望。

战后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片山内阁是一个短命内阁，仅仅存在了8个多月。面对社会党左派的反对和倒阁活动，片山首相失去了维持政权的积极性。^[14]1948年2月10日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内阁总辞职。1948年3月10日，民主党、社会党和国民协同党联合组成的芦田内阁成立。其中，民主党有6人入阁，社会党8人，国民协同党2人。西尾出任副总理兼国务相，加藤勘十出任劳动相，野沟胜出任国务相。芦田内阁同片山内阁一样也是个短命内阁。1948年10月7日，因现职大藏大臣涉嫌昭和电工事件被捕，内阁不得不宣布总辞职。12月7日，芦田本人也被该事件牵连而被捕（1952年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无罪）。

社会党参加的这两届联合内阁，几乎没留下什么同保守党执政有明显区别的独立政策，但作为革新政党社会党短暂的联合执政的历史意义却是不能低估的。

首先，它反映了战后日本在民主化改革基础上发生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战后这场新旧体制更替的改革中，过去统治日本的旧的右翼势力一度受到严重打击，20余万军国主义分子受到剥夺公职的处分，其中包括自由党、民主党、进步党等保守政党的80%—90%的议员。而左翼势力得以扶植，战前以工人和农民为中心的劳动者的政治参与受到压制，代表他们利益要求的政党也是软弱的甚至是非法的。随着战后民主改革的推进，广大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工会和农会的全国性组织成立起来，各界人士举行集会、游行、罢工，要求建立民主政府，这些活动有力地支持了革新政党的政治活动。因此，在战后新宪法生效后的第一次大选中，社会党跃居第一大党，并成立了以社会党为首的社会、民主、国民协同三党联合执政的片山内阁和芦田内阁。

其次，无论是以社会党党首片山哲为首相的片山内阁，还是其后的芦田内阁，战后初期“革保”“保革”联合执政的政权都以短命而告终。有了此次联合执政的经历后，社会党对联合执政失去兴趣，转而以单独夺取政权为努力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片山内阁和芦田内阁奠定了战后日本“保守”与“革新”对立的政党结构模式。^[15]同时，也决定了在保守与革新的对立中，社会党成为“万年在野党”的命运。因为社会党虽然是一个议会政党，但却缺乏获取政权的积极性，因而被批评为“不捉老鼠的猫”^[16]。在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时，党的实力者，无论是片山哲还是西尾末广，都欠缺担当政权的准备与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既然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就应该承担起担当政权的责任、应该履行对国民的义务，但社会党缺乏与之相应的实力、经验与准备。

再次，从众议院总体势力对比来看，社会主义势力社会党、共产党两党仅拥有148个议席。除无所属外，自由党、民主党、国民协同党、日本农民党等资本主义四党合计共300个议席。进而从各党的得票数来看，社会党是720万票，占有效投票的26.3%，社会党获得有效投票的1/4强。第二大党自由党，因选举后一部分党员加入民主党，去掉这一部分还有约726万选票，尽管只是些微之差，但还是超过了社会党。从得票数来看，保守势力总票数对革新势力总票数之比是1672万票对820万票。^[17]因此，无论是从政党议席数量来看，还是从得票数量来看，社会党政权时期，已经确立起保守势力占绝对优势的保守对革新的势力比。

最后，无论片山内阁还是芦田内阁之所以能在不断内讧和屡发渎职事件之中维持了政权，主要是因为有盟军总部民政局在背后支持。在盟军总部内部，理念派和现实派对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理念派以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副局长盖迪斯为中心，他们对扫除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实现日本民主化充满热情。吉田曾在《十年回忆》中指出：“占领初期，在参谋部以外部局的比较年轻的职员中，涌进很多被称为所谓拥护新政的革新分子。这些人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典型的理念派，他们希望利用占领下的日本，作为他们实现平素所向往的进步的革新论的试验场。”现实派的核心则是负责情报、治安工作的参谋二部，主要由职业军人组成。现实派重视日本的军事战略地位，他们认为民主化政策过火是不可取的。麦克阿瑟在占领初期，采取了重视以民政局为中心的理念派的做法。在1947年5月到1948年10月片山内阁和芦田内阁时期，正是美苏冷战迅速发展的时期。麦克阿瑟领导下的盟军总部，一方面夸耀民主改革的成果并期待民主化进一步发展争取早日媾和。1947年3月麦克阿瑟在会见记者时就曾主张，颁布新宪法和达到使日本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占领目的之后，就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媾和工作。另一方面又担忧“二·一”大罢工中显示出来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抬头，强烈感到有必要采取抑制日本国内革命主义势力的政策。随着美苏冷战的加深，在美国逐渐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过程中，民政局的规模日益缩小其作用也不断下降，现实派的作用却逐渐扩大。但理念派仍寄希望于保革联合的片山内阁。现实派则站在在野的自由党一边，企图联合民主党右派掌握主导权。从而形成了民政局—社会党—民主党左派与参谋二部—自由党—民主党右派盟军总部和日本政治势力都被卷入的对立的政治局面。片山内阁下台后，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协同党三党联合组成了芦田内阁，民政局希望继续走保革联合的中间道路。芦田内阁垮台后，民政局为阻止吉田出任首相曾策划让民主自由党干事长山崎组阁的活动。山崎组阁的失败为民主自由党打通了组织吉田内阁的道路，1948年10月19日第二次吉田内阁成立。在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这段时间，盟军总部内的斗争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现实派确立了主导地位，民政局留下一部《1945年9月到1948年9月的日本政治取向》结束了民政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