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工党政府的定居点政策

第二节　战后初期工党政府的定居点政策

在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前夕，以色列组建了以工党联盟为核心的民族团结政府。战争结束后，这届政府只是应急性地在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迅速确立大规模的犹太存在(如在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犹太定居点活动)，至于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的系统而具体的政策和计划，当时尚未提出。从以色列的角度考量，由于尚不清楚阿以之间的政治谈判何时开始，在国际社会建议分割耶路撒冷之前快速修建犹太定居点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而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活动则肇始于犹太定居点——卡法·埃齐翁的修建。

一、批准修建卡法·埃齐翁

以色列最初对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政策就是:在不作出任何有约束力的承诺的情况下，把土地作为即将到来的政治谈判的重要筹码。基于这种考虑，当时的以色列政府也就无意或不允许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修建犹太定居点。然而以色列政府对这项政策的坚持并没有扛住来自以色列国内有其他想法的利益集团以及有影响力的个人施加的压力。这些利益集团和个人要求在整个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地区(即约旦河西岸地区)自由定居。

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以色列政府于是就批准了卡法·埃齐翁(Kfar Etzion)的修建计划。这也是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第一个犹太定居点。

该犹太定居点位于圣城耶路撒冷和希伯伦之间，也是20世纪40年代埃齐翁集团4个犹太定居点之一。在1948年5月阿以双方的激烈战斗中，埃齐翁集团的犹太定居点被阿拉伯军团和当地巴勒斯坦民兵力量摧毁。在后来的“六五”战争中，埃齐翁地区被以色列国防军重新占领。此后，一小群以色列人，他们主要是当年的犹太定居者的后裔，就立即请求在那里重新定居。在他们的请求遭到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明确拒绝后，埃齐翁集团中的一些领导人就决定，即便在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允许的情况下也要在1967年9月23日举行一个犹太定居点建设的破土动工仪式。通过议员米切尔·哈兹尼(Micheal Hazani)从中斡旋，埃齐翁集团在8月中旬又直接同列维·艾希科尔总理举行了会谈。事后，艾希科尔就于8月18号向工党政治委员会通报了其与埃齐翁集团的会谈情况。并在9月10号的以色列内阁会议上再次就与埃齐翁集团的会谈情况进行了通报。在以色列内阁里，埃齐翁集团定居行动的主要反对者就是时任以色列农业部部长的海姆·吉夫特(Haim Gvati)。他反对在尚未就约旦河西岸问题作出政治决定之前就修建犹太定居点，理由是:“犹太定居点的建设必须基于安全和政治考虑，决不能因为政府受到了压力就批准修建犹太定居点。”^[7]由于当时也没有一位部长要求政府就此作出决定，所以在9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艾希科尔总理再次提出这一议题。在随后作出的内阁决议中写道:“定居点:总理宣布很快将在埃齐翁集团修建一个新犹太定居点。在贝特·哈纳瓦(Bait Ha'arava)定居的可能性也将在一个月之内给予考量。”^[8]有了内阁决议这把“尚方宝剑”之后，埃齐翁集团成员并没有等多久就破土动工了，并很快就在该地定居下来。

很显然，埃齐翁集团的犹太定居点活动与当时以色列政府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主导思想即阿隆计划的战略逻辑不一致。因为埃齐翁集团所进行的犹太定居点活动的区域既不是约旦河谷的一部分，他们建造的犹太定居点也无法服务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即保护以色列免遭来自东部阿拉伯国家的威胁。而且，埃齐翁集团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的区域正好位于巴勒斯坦人口稠密的中部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政府就很难根据阿隆计划的战略理念来支持埃齐翁集团成员定居该地区。然而，最终以色列政府还是批准了修建犹太定居点卡法·埃齐翁。以色列政府之所以作出了违背阿隆计划战略逻辑的决定，笔者猜想其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根据联合国1947年11月29日的分治计划(即安理会第181号决议)的设计，埃齐翁集团犹太定居点划归巴勒斯坦国。假如在未来的解决中该集团不能被包括在以色列之内，那么它只能留在巴勒斯坦区里。

二、阿隆计划

随着中东地区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阿以间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政治和解这一点也越来越明显，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以色列也不准备从被占领土上撤离。在上述双重因素的作用之下，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也就日渐增多，并且势头也日趋迅猛。以色列政府开始时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则来批准在被占领土上修建新的犹太定居点的:第一个就是基于伊加尔·阿隆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这样的犹太定居点主要在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修建。第二个就是意欲向当地巴勒斯坦人传达这样的信息:即暴力抵抗会导致以色列复仇性修建更多的犹太定居点，这必然就增加了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土地的数量。

因为在伊加尔·阿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点计划出炉之前，以色列就已经有了一份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的计划，即瑞恩·维兹(Ra'anan Weitz)犹太定居点计划。所以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对其作一个介绍。

1967年8月19日，担任犹太代办处定居点部主任的瑞恩·维兹教授向以色列工党政治委员会呈递了他自己的犹太定居点计划。这个时间可以说是相当早的，因为此时以色列内阁尚未就被占领土及犹太定居点问题进行系统讨论，更未形成具体的政策。除伊加尔·阿隆之外，工党政治委员会中的所有其他成员也尚未就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进行政策构思。瑞恩·维兹教授的犹太定居点计划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在约旦河谷地带修建一个犹太定居点缓冲区:

一个缓冲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一个供讨论的建议……犹太定居点缓冲区由30到50个犹太定居点构成……包括市区在内，该缓冲区的犹太定居者共计将有3万～5万人。这个缓冲区将依靠道路把从贝特·锡安谷地(Beit She'an Valley)到因吉迪(Ein Gedi)间的地区联系在一起，也将解决一系列复杂的国内问题。我们不仅仅是在书面上保证这个地区的非军事化。然后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没有持续摩擦的、能够确保我们真正安全的、真正独立的阿拉伯区。^[9]

我们无法知道，伊加尔·阿隆的犹太定居点计划是否是以瑞恩·维兹教授呈递的犹太定居点计划为蓝本的，但二者间具有相似性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时任以色列副总理的伊加尔·阿隆是于1968年11月正式提出他的犹太定居点计划即“阿隆计划”的，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10]

1．以色列政府宣布，约旦河和死海中心是以色列和外约旦(即约旦河东岸地区)的边界线。

2．沿着约旦河建立一条15至25公里宽的“安全走廊”和一条通向杰里科地区的约旦河堤走廊。

3．在这些地方建立二十来个以色列移民点^[11]。这些移民点的地理位置是根据以色列的安全来选择的。

4．草拟一项总计划来解决阿拉伯难民问题。

5．正式合并加沙地带。

6．同阿拉伯方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举行谈判，以便成立自治区。

7．确保以色列在西奈北部至阿里什和在西奈南部至沙姆沙伊赫的“有形”存在。^[12]

8．最后，向约旦建议开辟一条通向以色列港口的通道。

阿隆在其计划的文本中也阐释了在约旦河谷地带修建犹太定居点的原因:“定居点……保证我们的安全，也留下供我们根据自己意愿而又不损害自身安全情况下的发展空间。”^[13]

虽然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以色列工党内部当时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决议并成为工党执政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当时以色列工党政治委员会就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问题的讨论气氛表明，主要入会者并不反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修建犹太定居点这种想法。这一点有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工党成员列维·艾希科尔的话为证，他说:“我和达扬、拉宾坐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主意而惊慌。假如那里有土地，而犹太人又能够在上面定居——很好。”^[14]显然，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都不反对这个主意。

由于在以色列国内，没人去有力地阻止和反对在约旦河谷地带进行犹太定居点活动，也由于缺失针对在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活动的替代性方案，伊加尔·阿隆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态度再同职业犹太定居点集团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一般的反对意见尚无法与之相抗衡的强大犹太定居点运动推力。这样，在几个月里，以色列的相关国家机构和实体就呈递了与瑞恩·维兹和伊加尔·阿隆观点一致的约旦河谷地区犹太定居点活动的具体行动计划。于是，约旦河谷地带的犹太定居点活动也就迅速展开了。

三、大力推进纳哈尔前哨定居点建设

除犹太定居点卡法·埃齐翁之外，占领初期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新修建的所有犹太定居点从类型上讲都是纳哈尔前哨定居点。以色列通常使用其纳哈尔部队去试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就安全、气候、地理状况以及其他相关方面而言)在一地修建犹太定居点的可行性。假如这种定居点活动被证明是可行的，那么从事犹太定居点活动的纳哈尔部队就撤离，然后将此犹太定居点移交给犹太平民定居者使用。^[15]

对以色列而言，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纳哈尔前哨定居点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以色列可以实施“打擦边球战略”。因为纳哈尔部队是以色列的准军事青年组织^[16]，如果有国际舆论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的犹太定居点活动，以色列可以进行狡辩，说纳哈尔前哨定居点的定居位置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力量在被占领土上的日常部署。这样它们也就与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及其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的相关规定不相冲突。毕竟，作为军事占领者的以色列有权决定其军事力量服务的地点所在，这也就包括了纳哈尔前哨定居点。另一方面，纳哈尔前哨定居点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暂时性的存在。因为以色列政府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随时不受任何限制地撤走这些纳哈尔前哨定居点。可以说，亚穆纳哈尔前哨定居点就是这种灵活性政策的典型代表。该定居点位于埃及西奈半岛北部地区的瑟巴凯特·巴德维厄(Sabkhat al－Bardawil)，是一个实验性渔业农场。作为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以色列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建立的第一个纳哈尔前哨定居点，亚穆纳哈尔前哨定居点虽然存在了长达12年之久，但是始终没有被以色列转为民用犹太定居点。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其一，在一个如此荒凉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个以渔业为基础的犹太定居点，其可行性和这个犹太定居点的生命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其二，以色列也很清楚，除非其从阿里什－拉什(Al－Arish－Ras)一线以西的整个西奈半岛撤离，否则以色列和埃及之间是不可能有达成政治协议，实行真正和平的机会的。当按照1979年3月26日埃以双方达成的《埃以和平条约》^[17]，以色列撤离这个犹太定居点时，既没有反对意见出现，也没有反对行动发生。

四、使西岸的非法定居合法化

1968年4月，以色列政府接受了拉比列文·杰尔和一群犹太定居者制造的既成事实，非法定居在希伯伦的阿拉伯居民中间。这些定居者的计谋之所以得逞，是因为他们此前曾正式向以色列军事当局申请并获得许可:于1968年4月11日在希伯伦的阿拉伯公园饭店庆祝逾越节^[18]，并且在申请的时候，这些犹太定居者向以色列占领军当局领导人纳克斯将军(General Narkiss)信誓旦旦地承诺:庆祝活动结束后他们就会迅速离开，丝毫不会给将军本人以及以色列政府增添麻烦。但是逾越节庆祝活动结束后，他们变卦了!这群人拒绝离开并要求永远定居在希伯伦的阿拉伯居民中间。以色列政府对这种非法制造的既成事实的接受最终导致了犹太定居点凯尔亚特·阿巴(Kiryat Arba)的出现。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早在1968年1月14日，伊加尔·阿隆就向以色列政府呈递了一份建议，即“鼓励在正好紧邻希伯伦的地方建造一个犹太定居点区”。然而列维·艾希科尔总理并没有立即将阿隆的建议提交给以色列工党政治委员会以及以色列内阁进行讨论。在等待了将近两个月之后，阿隆就有点急不可待了。于是，他就主动向艾希科尔总理发出了希望讨论该建议的提示性信号。他的第一个提示性信号就是在1968年3月13日指使其助手丹尼·艾格蒙(Danny Agmon)给总理办公室主任写信问询何时讨论阿隆的建议。第二个提示性信号就是在拉比列文·杰尔及其追随者搬进希伯伦公园饭店后没有几天，阿隆就造访了他们。顺便提及一下，阿隆也是第一个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此次犹太定居点活动的以色列政府内阁部长。阿隆在拜访过程中不仅向他们表达了他的支持，而且还负责从卡法·埃齐翁犹太定居点向他们供应武器。

伊加尔·阿隆将出的这一军使得列维·艾希科尔总理在如何处理拉比列文·杰尔及其追随者试图定居希伯伦问题上甚感为难。不过艾希科尔仍然竭力避免将此问题提交给以色列内阁讨论。直到一名来自统一工人党(马帕姆)的部长的问询才促使艾希科尔总理对此作出决定，责成达扬迅速处理此事。4月30日，达扬向以色列安全问题部长委员会提交了妥协性解决方案。达扬很清楚，让以色列内阁形成撤离这些犹太定居者的决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建议将这些犹太定居者从位于阿拉伯市中心的公园饭店里撤至以色列占领军政府的军事基地里，在以色列政府对此问题作出正式决定以前，这些犹太定居者可以一直住在那里。在达扬妥协案付诸实施后，以色列又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替代性方案。专门委员会最后形成的应对之道就是:在紧邻希伯伦和族长墓穴(Cave of the Patriarchs)的地方修建一个新的犹太定居点凯尔亚特·阿巴。两年后，也就是1970年4月30日，列文·杰尔集团正式定居在了凯尔亚特·阿巴。

无疑，一小撮犹太民族的宗教狂热分子在设法同以色列政府的“胆小鬼博弈”中获胜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和未来解决问题的模式，这种先例不仅使被占领土尤其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处于某种程度的失控状态，同时也要挟了全体以色列人的意愿和整个以色列国的资源，这在以色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如果把他们的犹太定居点活动放在整个巴以关系的大背景中去审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要全体以色列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也许就是宗教和理性之间的距离。

毫无疑问，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即在阿拉伯人口占主体地位的希伯伦修建一个犹太定居点将会产生非常深远的政治影响。因为一旦犹太定居点在希伯伦建立起来，那么阿隆计划中所潜藏的战略考量就荡然无存。从某种角度来说，原来的犹太定居点计划确实是为以色列的安全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并且至少从以色列的角度看是给了巴勒斯坦人一个合理的选择。然而，一旦将希伯伦从这个平衡模式中剔出，几乎无任何东西可供同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了。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直试图从战略角度去考量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的伊加尔·阿隆却走在了支持希伯伦列文·杰尔定居者集团的前列。一般认为正是阿隆的这种支持才使得该犹太定居点集团没有被直接从希伯伦撤离。当然，阿隆也一直竭力为其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态度进行辩护。他说他一直想沿着希伯伦山地东坡建立一条安全带以确保以色列能够完全吞并死海北部地区，因此他想让这条分界线穿过埃隆·默尔(Elon Moreh)。该犹太定居点虽然毗邻犹地亚荒漠(Judean Desert)，但是并没有位居人口稠密的阿拉伯地区。^[19]

话说回来，拉比列文·杰尔及其追随者并没有仅仅满足于此，因为他们想在族长市(City of the Patriarchs)^[20]定居。经过一番准备后，1968年8月，在没有取得营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他们擅自在族长墓穴入口处附近开设了一家饮料摊点并在摊点的招牌上打上醒目的标语——“希伯伦定居者”。这些犹太定居者的行为显然与以色列当时的占领政策不相符，所以当地军事长官奥弗·本·大卫(Ofer Ben David)中校就命令他的士兵拆除了该摊点。拆除摊点行动引发了以色列国防军和这帮犹太定居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此情形下，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官方行动的协调员沙洛姆·盖泽特就急忙赶到现场进行调解。在了解详情以后，沙洛姆·盖泽特决定吊销三个涉嫌寻衅滋事的犹太定居者在希伯伦的居留许可证。

但事情并没就此了结。由于这伙犹太定居者呼吁反对沙洛姆·盖泽特的决定，所以此事件就被提交到以色列内阁进行裁决。而由伊加尔·阿隆、以色列·加利利领导的部长联盟同民族宗教党以及自由运动党的部长们一起反对国防部部长的意见，当然也就取消了沙洛姆·盖泽特的命令。^[21]

12年之后，也就是1980年1月31日，一名依希瓦(yeshiva)^[22]的学生在希伯伦市场被杀后，一群来自犹太定居点凯尔亚特·阿巴的定居者便进入希伯伦市中心的一些遗弃建筑物。这群人是想利用犹太教学生被杀事件造成的紧张氛围去实现他们最初的定居迷梦，这无异于让已经开始的帕克公园定居点活动火上浇油。尽管当时的看守国防部部长梅纳赫姆·贝京十分恼火，但是他并没有撤离那群擅自占房的犹太定居者。这样，就在反抗意识强烈的穆斯林城市中心出现了一个犹太教狂热分子主导的犹太定居点。显然民族冲突的温床里已经播下了灾难的种子。这实际上也就造就了一个新的、出现连续摩擦和冲突的着火点，而由布鲁斯·金斯敦(Baruch Goldstein)在族长墓穴制造的大屠杀则把阿犹两族之间的这种摩擦和冲突推向了顶峰。

五、达扬—加利利文件

在趋近1973年10月的以色列议会大选时，达扬竭力劝说工党联盟中的其他成员接受和采纳他提出的针对被占领土问题的新政治纲领。达扬的这个新纲领是基于对被占领土实施更新式、更全面的治理方式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达扬把他的这种想法形成文本并冠之以“未来四年在被占领土上的政策”标题，然后呈递给果尔达·梅厄总理。纵观达扬的这份建议案，可以发现其共计包含了十项内容，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用以满足当地阿拉伯人需求的政策，以及达扬所设想的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具体如下:^[23]

1．难民问题:为现有难民营增加预算。在未来5年里，加沙地带每年1亿以色列镑^[24];西岸地区每年5 000万以色列镑。

2．发展: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每年得到总额为2亿以色列镑的发展资金(这个数字包括对上述地区的管理成本);预算外资金是3亿以色列镑，另外每一个地方再追加5 000万以色列镑发展预算。

3．城市和工业中心:

(1)耶路撒冷:城市人口和工业区应该向“绿线”外的南部、北部和东部扩展。

(2)亚迈特(Yamit):应该加快亚迈特的发展，使其成为拉法赫·色列特(Rafah Salient)地区的区域城市中心。应该在加沙南部建设一个深水港口［无须考虑海法和阿萨达(Ashdod)港口的未来发展］。

(3)凯尔亚特·阿巴:继续并加速该城市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

(4)内比·塞缪尔(Nabi Samuel):应该在该地建造一个城区。

(5)卡尔吉利耶－图勒凯尔姆地区:应该在无主土地(面积大约有300英亩)上建造卡法·萨巴(Kfar Saba)工业园区;犹太企事业主可以以有计划、可控的方式在卡尔吉利耶－图勒凯尔姆地区建造工厂和开发住房项目。

(6)戈兰高地:在戈兰高地上建设一个城市工业中心。

4．定居点。应该按照犹太代办处定居点部所提的建议建造额外的犹太定居点并确保向现有犹太定居点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预算支持。

5．应该鼓励在被占领土上建设工业企业。

6．优先考虑事项。优先增加城市和农村犹太定居点以及在被占领土上建设工业企业。

7．土地购买:

(1)以色列土地局应该在被占领土上购买土地以便于建造犹太定居点、公有和私有企业以及土地置换。

(2)尽管也应该考虑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因素，但是如果出于积极的目的，应该准许以色列公司和个人购买被占领土上的土地和资产。

8．应该控制和监管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劳工，采取措施确保他们享有以色列主流的福利和工资待遇。

9．与约旦的关系。应该鼓励和增强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居民同约旦的联系。

10．促进被占领土上当地巴勒斯坦人的就业。管理职位，包括负责民事事务的高级职位应尽可能地向当地巴勒斯坦人开放。

在达扬的这份包括十项政策要求的政策建议案当中，其中有三项遭到了以色列政府中“鸽派”^[25]的反对，它们分别是:第二点、第三点第一款和第七点第二款。而果尔达·梅厄总理和两位部长平哈斯·沙皮尔、阿巴·埃班则对达扬的计划全盘否定，他们否定的理由是，一旦以色列将达扬的这些政策措施付诸实施，必将关闭以色列同其相邻阿拉伯国家间任何可能的谈判的大门。然而，允许以色列的个人在被占领土上购买土地，则意味着赋予了他们“取代”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土上实施既成事实式的犹太定居点活动之权力，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赋予了这些犹太定居者操纵以色列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权力之机会和可能性。后来，以色列在有关巴以和平以及在犹太定居点问题的政策当中，这一点清晰可见。当然，达扬的上述建议在被媒体披露后也立即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甚至连以色列的亲密盟友美国也透过外交渠道表达了其正式抗议。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则召见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优素福·泰克瓦(Yossef Tekoa)，并向其转交了约旦、叙利亚和埃及驻联合国代表的抗议书。

1973年4月8日，在以色列政府对达扬的建议案进行讨论和表决时，达扬的建议，即“允许个人在被占领土上购置土地”遭到了与会微弱多数代表的反对。但是达扬并没有就此放弃。达扬很清楚，在大选即将到来之际，要想让工党通过该政策建议案，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公众舆论的推力。因此他选在7月23日公开表示，在下次大选中他不能保证是否还将继续为工党拉选票，假如他决定将不为工党拉选票，那是因为(他不赞同)工党在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并同时声称，他坚决反对政府中多数人的态度，即“(其)视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存在是一种暂时性现象，劝告我们不要在建立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之间强有力联系问题上做出任何努力。他们拒绝在那里投资、他们拒绝在那里定居、他们也拒绝恢复巴勒斯坦难民营……被占领土并非一个托管地。我们不得不在那里建造工业和城市中心。没有在纳布卢斯中心，也不是挑衅。我们不得不围绕耶路撒冷扩大我们的定居点存在。我们不得不允许在被占领土上购买土地。最好的方式，也是对推进和平最有帮助的就是培育和发展同阿拉伯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被占领土上投资。这应该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26]

在当时的以色列政坛，财政部部长平哈斯·沙皮尔可谓达扬这种政策观点的最坚决的反对者。顺便提及一下，他们二人在政见上的分歧和争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毫不夸张地讲，他们之间的这种争论自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军事管制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如在1969年5月19日以色列议会的发言中，沙皮尔就犹太定居点与被占领土、吞并与和平之间的关系问题阐述了他自己的看法:“自从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政府对被占领土的未来问题的一贯政策就是不明确表态。这是一种能够使我们处于有利地位的明智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和希望定居在希伯伦，把希伯伦、比尔谢巴和加沙统一成一个经济单位，把被占领土和以色列的水电系统联系起来，允许当地巴勒斯坦劳工进入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等想法都是不相容的。这些想法与(以色列)政府的政策都是不相容的。他们表明了以色列有吞并被占领土之潜在意图。”^[27]

所以，在工党政府准备批准其竞选纲领时，财政部部长沙皮尔要求政府重申其控制阿拉伯领土的暂时性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以色列才能够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继续控制阿拉伯被占领土，同时操纵业已存在的未来谈判的空间:“我们必须完全、无条件地表明我们在被占领土上的存在是暂时性的。”

在达扬和沙皮尔意见完全相左的情况下，从中调和与意见折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就为天生的和事佬、不管部部长以色列·加利利发挥其聪明才智提供了良机。以色列·加利利一向以善于提出妥协性方案而著称。这样，形势要求加利利再一次提出一个能够消弭各方分歧并能够让整个工党接受的妥协性方案。如是，“加利利文件”应运而生。这份在8月14日提交给总理并在9月3日的工党书记处会议上获得通过的文件中，包括了16个能够被工党(主要是能够被总理以及平哈斯·沙皮尔、阿巴·埃班两位部长)接受的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1．文件的前言声明:“在未来四年，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土上的行动并不必然牵涉被占领土地位或者居民和难民地位的改变。”紧接着，该文件说:“下一届政府将根据现任政府制定的政策原则在被占领土上行动。”设计这些程式的目的是为了缩小被批准文件的重要性，同时让人感觉所呈递的文件只不过是现行政策的延展。

2．加利利文件避免将数字具体化:只是说“拨付必要的预算”，这就为以色列政府留下灵活的操作空间以及在资源不足时有消减该项目的选择权。

3．在达扬建议案的有关开发耶路撒冷周围地区的部分中，向耶路撒冷北部扩张的计划被删除。加利利很清楚，以色列政府不愿意扩大在撒玛利亚(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的犹太存在，也不愿意侵入拉马拉和拜尔(al－Bireh)地区。

4．亚迈特和加沙南部深水港项目留待仔细研究，不能贸然行动。考虑到“亚迈特”这个名字是财政部部长沙皮尔的大忌，所以在整个文件中只字未提。

5．至于未来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活动，达扬计划中提到的“根据犹太代办处定居点部的建议行动”被删除。

6．就有关在被占领土上购买土地问题，该文件认为应该加大购买土地之努力，但一切都应该由以色列土地局进行，或者在同以色列土地局完全合作的情况下进行。^[28]

尽管加利利妥协案对工党或者说对以色列的犹太人而言是一个折中方案，但其他利益攸关方却并不这样认为。所以加利利文件一经披露，对该文件的抨击和谴责便随之而来，而且势头凶猛。首先是巴勒斯坦人对此文件的激烈反应，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三家阿拉伯报纸指出，以色列的计划如同其在文件中所表明的那样，是想要将阿拉伯人完全从他们自己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上赶走。接着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在8月28日刊登社论，抗议美国政府在以色列实施这种终结未来谈判可能性的政策(即吞并大片阿拉伯土地)时的不作为行径。^[29]同时，以色列《国土报》也在9月4日的社论中指出:“达扬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政府已经同意他的要求即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修建犹太定居点和城市……这是在还没有吞并它们的情况下控制被占领土，不会给予这些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以以色列公民权。”^[30]

尽管舆论和媒体对加利利妥协案的反应异常激烈，但一个月后爆发的十月战争取代了这个问题成为以色列政府和公众讨论和关注的核心。

以色列工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末举行的会议上批准了该党的竞选纲领。在讨论中，伊加尔·阿隆说其实他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支持加利利文件，原因在于这个文件已经终结了由达扬所代表的更加激进的犹太定居点活动方式。的确，修正后的党纲声称该党无意于将大量阿拉伯人并入以色列，因为这将与“保持以色列的犹太特征”这一原则背道而驰。考虑到议会选举推迟到12月末，而且前线战斗正酣，所以工党内部就没有人再考虑把加利利文件作为该党竞选纲领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加利利文件将被束之高阁了。

虽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我们姑且假设当年的十月战争没有爆发，也没有在以色列国内造成影响深远的政治地震;假如前述的达扬计划在以色列政府的讨论和表决中得以通过，并且事后以色列政府也努力去贯彻和实施。今天，我们很难说历史将会发展到哪一步。一方面，达扬计划事实上就是以色列努力实施在阿拉伯人看做是“蚕食吞并”他们土地，同时也是一个套在他们脖子上让他们难以忍受几近窒息的枷锁——犹太定居点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忽视的是达扬的计划在努力推进以吞并阿拉伯被占领土为目的的犹太定居点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要促进巴勒斯坦部分之发展，如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以色列所给的“胡萝卜”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