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型法治体系实施的关键

管理型法治体系实施的关键，一是如何确保从君主到各级官僚都能信守法律，依法执政。二是如何有效防止各类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破坏法治的实施。这两项，正是法家代表人物在推行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关注的重点所在。

韩非在这方面的论述便很有代表性。

韩非强调君主不能任性，首先必须带头做到依法治国。他指出，君主即使像尧、舜那样圣明，也绝不可放弃法治而任凭自己的心志以治国：“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12]“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13]中国两千多年中，大部分君主至多只能算是中主，而大一统的总格局之所以能够持续，正是依靠了韩非这里所说的“抱法处势”，即较为稳定的法律与制度。

韩非论国家安危之道时，也特别强调安与危都和君主能否信守法度密切相关。他说：“安术有七，有六。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斫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14]安术，就是严格按照是非、善恶、法度办事，而警惕听凭个人爱恶、非誉、意度决策；危道，则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正因为君主在能否依法治国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韩非特别告诫君主必须高度警惕“八奸”用各种方法将君主引向歧途：“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他解释说：“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同床，就是走夫人、子女路线以售其奸。“何谓在旁？曰：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谓‘在旁’。”在旁，就是走君主近侍路线以售其奸。“何谓父兄？曰：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延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犯其主，此之谓‘父兄’”。父兄，就是走君主近亲和近臣路线以售其奸。“养殃”指利用物欲诱惑君主：“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民萌”指制造所谓“民意”以抬高自己：“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权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流行”指利用一些御用文人巧言虚辞以淆乱君主视听：“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威强”指集聚私党，形成团伙，以胁迫威逼他人：“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焉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四方”指那些里通外国借外力以遂其私者：“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这八类人，韩非提醒君主及人们要随时随地加以警惕，因为他们会从根本上破坏依法治国。两千年来，历代王朝的宦官、外戚、朋党之祸，一再证实了韩非这番论述完全不是危言耸听，而多么切中要害。

韩非已经注意到集群多元化倾向一旦出现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为保证管理型法治体系和国家体制有效运行，他写了《六反》一文，提醒人们要特别警惕以下六类人：（1）“畏死远难”变节投降之民；（2）“学道立方，离法之民”；（3）“游居厚养，牟食之民”；（4）“语曲牟知，伪诈之民”，即所谓“辩智之士”；（5）“行剑攻杀，暴憿之民”；（6）“活贼匿奸，当死之民”。反之，对行为与此正好相反的另外六类人，则应充分信任与保护，因为这些人方才是管理型法治体系和国家体制真正的中流砥柱。这六类人就是：赴险殉诚，死节之民；寡闻从令，全法之民；力作而食，生利之民；嘉厚纯粹，整谷之民；重命畏事，尊上之民；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他要求对于前六类人，必须严防“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对于后六类人，则必须防止“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

法家代表人物力主依法治国，更注意如何使法治真正得到实施。申不害主张法治当与用“术”相结合，“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5]。慎到则主张法治要以“势位”为阶梯：“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16]韩非对此二者都抱保留态度。他主张“奉公法，废私术”^[17]。至于势，他指出，“势者，胜众之资也”^[18]，“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19]，“凡明主之治国，任其势”^[20]。但势，贤者固然可以用，不肖者也可以用，“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今日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尧、舜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这所得势也而已矣。”^[21]因此，韩非对术与势，都主张慎用。两千多年来，在中国管理型法治体系和国家体制运作中，如何恰当地处理法、术、势一直是困扰着君主及各级官僚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