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战略的酝酿与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随着美苏矛盾和分歧的发展，美国的对苏遏制战略也逐步形成。杜鲁门主义就是这一遏制战略的体现，它的提出表明了美苏战时形成的同盟关系的结束，以及冷战的开始。

1．遏制战略的酝酿

随着美苏在一系列问题上矛盾的发展和斗争的激化，美国政府对待苏联的态度逐渐地变得强硬起来。这是因为双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杜鲁门及其主要谋士们感到，罗斯福的想法并不现实，美国无法利用一些政治上的让步和经济上的援助将苏联纳入它的战略轨道，而应该改弦更张，另谋对策。另一方面，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以及它在对广岛、长崎的轰炸中显示的威力，使得华盛顿增强了同苏联进行对抗的信心。在此背景下，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两年，美国的对苏遏制战略逐渐酝酿成熟。1947年3月正式出笼的杜鲁门主义揭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而对苏遏制正是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所在。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表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危机的结果。^[31]与此同时，他分析了苏联能够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原因，包括优越的苏维埃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具有英雄气概的苏维埃武装力量、完全现代化并且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同时数量充足的供应。斯大林强调，为了使国家在未来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必须积极实施新的五年计划，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超过这一水平。应当说，这篇演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但在当时美苏关系正在逐渐恶化的气氛下，却在美国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应。2月22日，在回答国务院的有关询问时，当时正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代办的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了一份8　000多单词的“长电报”，初步提出了所谓的遏制战略。具体地说，这一电报主要包含了下述内容：

首先，它归纳了苏联关于世界事务的基本观念并解释了其背景。凯南提出，苏联人相信，自己“仍然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从长远来说”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能存在“持久的和平共处”。而这种观念乃是双重因素的结合：一方面，它的基础乃是“俄国人那种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它是被列宁的解释弄得“更加残酷”、“更加不容异己”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体现。^[32]

其次，这一电报分析了苏联关于世界事务的观念在其政策中的表现。凯南强调了三点：第一，苏联将“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尽管目前这种努力仅限于“某些邻近”、被认为具有“紧迫的战略需要”的地区，但是“暗藏的苏联政治力量”所及的其他一些新的地区也“随时都可能发生问题”。第二，如果苏联认为“正式加入”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可以获得“扩张苏联势力或削弱别国权力的机会”时，便会谋求进入这些组织，否则便会“毫不迟疑地抛弃”它们，其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和策略性的”。第三，苏联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或附属国人民”的政策，“是以削弱西方先进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为目标的。^[33]

再次，长电报阐述了美国应当采取的对策。凯南声称，如何对付苏联这样一个对手“无疑是美国外交所曾面临的最巨大的任务”。但是，美国有“能力”在不依赖“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对此，他解释说，“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联“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的活动”；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可以轻易地退却”。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这就“几乎用不着动武”；如果对方“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34]

这一电报为美国的对苏遏制战略奠定了基础，尽管它没有使用“遏制”这个词。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见到后如获至宝。国务院表扬了凯南，并将他立即调回华盛顿。此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和杜鲁门的白宫助理克利福德的报告，进一步发展了凯南的基本思想，推动了对苏遏制战略的形成。

惯于实行制衡政策的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严重削弱，因而对苏联力量的扩大和发展十分敏感。还在欧洲的战事结束以前，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扬言：“苏俄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必须立即组成一条新的战线来对付它的迅猛推进”，“这条战线的欧洲部分应尽可能东移”。如果说当时美国还不想公开按照丘吉尔的意见行事的话，1946年3月初，在杜鲁门肄业的母校——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时，当时已经下野的丘吉尔便进一步强调了苏联和西方的对立，提出了和凯南的建议如出一辙的对策。他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得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俄“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假使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那么，“没有人会来冒犯它们”。^[35]

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对苏政策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一派以前罗斯福政府的副总统、现任商业部长华莱士为代表。他们反对与苏联公开破裂，甚至主张在政治上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以此换取苏联在经济上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另一派是以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分子”。他们虽然赞同对苏实行强硬外交，却要求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回到尽量避免介入欧洲事务的传统立场。为了进一步排除干扰、统一思想，1946年9月，杜鲁门要求政府高层传阅由白宫主要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起草的报告《美国与苏联关系》。这份报告长达30页，系根据总统指示所写。同凯南的长电报和丘吉尔的演说相比，它不仅更加全面地分析了美苏关系，更加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应采取的对苏政策，而且更加正式地反映了杜鲁门政府的战略意图。关于苏联的目标，克利福德声称，“苏联把控制斯德丁到得里亚斯特这一条线以东的欧洲看作是对它们现今的安全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地区内它绝不容忍出现对立的势力”；同时，苏联“企图沿着它的中、东部边界建立一个政治上臣服于苏联、无力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保护地区”；“由于苏联没有远程战略空军以及几乎没有海上力量，苏联迄今不可能对美国发动战争”。关于美国的对策，克利福德提出：第一，美国必须“首先采取步骤制止苏联进一步的扩张”，以保证“至少在近几年中西欧、中东、中国和日本将不落入苏联范围之内”。第二，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为了使自身力量保持在“对苏联作有效抑制的水平”上，“美国必须作好进行原子和细菌战的准备”。第三，“一切在目前尚不处于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在它们反抗苏联的斗争中都应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第四，美国应“使公众充分了解情况”，“从而支持这些因苏联的行动而迫切需要美国政府采取的严峻的政策”。^[36]杜鲁门要求在政府内部传阅这一报告的做法表明，他显然已决心推行以军事抑制为主的对苏遏制战略，剩下的就是选择合适时机公布这一战略了。

2．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1946年秋，一度遭受挫折的希腊共产党再次发起了武装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希腊政府的处境日益恶化，摇摇欲坠。到了年底，它连续向英国提出加紧援助的要求。这使艾德礼政府十分为难。为了维持对希腊的控制英国已耗费4亿英镑，再要进一步提供援助确实力不从心，因为其本身正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于是伦敦将目光转向美国，在1947年2月下旬向华盛顿发出了分别涉及土耳其和希腊的两份照会，一方面强调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形势正在加剧恶化，另一方面声称，英国已无法再向其提供经济及军事援助，希望美国担起这一责任。英国的要求不仅使美国获得了取代英国、夺取东地中海控制权的可能，而且为它同苏联摊牌提供了契机。按照杜鲁门的要求，国务院加紧为总统准备一篇要向国会提交的咨文，其内容将超出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的范围，把对它们的援助同在世界范围内对抗苏联的计划联系起来。杜鲁门特别强调：“在这一讲话中我不要躲躲闪闪。这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政扩张浪潮的回答。它必须干脆明确，没有犹犹豫豫和含含糊糊。”^[37]3月12日下午，杜鲁门在国会两院特别联席会议上抛出了这一咨文，其基本思想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在咨文中，杜鲁门首先谈到了希腊和土耳其形势的严重性和对其提供援助的计划。他说，希腊正受到“由共产党领导之数千武装人员”造成的“恐怖分子威胁”；它一旦“沦入少数武装分子控制之下”，将对土耳其产生“严重之直接影响”，“甚至可能引起整个中东之混乱”，并且对欧洲各国乃至整个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此基础上，杜鲁门请求国会同意在1948年6月30日以前向希、土两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选派美国文武官员前往那里参与重建任务，监督援助的使用情况。^[38]杜鲁门实际上指望通过这些经济和军事手段实现对希、土的控制。

更重要的是，杜鲁门在这篇咨文中进而阐述了美国政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准备采取的对策。他大肆宣扬“极权政权”对“民主国家”、“世界之和平”以及美国“之福利”的威胁，声称美国必须“支持自由之民族以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之征服企图”，“协助自由民族依照其自己之方式造成其本身之命运”。至于如何支持，杜鲁门说，美国的援助“应在经济与财政方面着手”。^[39]这实际上是暗示，如有必要，美国也应运用军事手段。

这样，杜鲁门便以总统身份将美国政府内部酝酿已久的反苏反共政策公之于世。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而其核心则是遏制战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具有重要影响。第一，它表明美国自己承担了反共的国际宪兵的角色，在谋求实施全球主义、建立世界霸权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杜鲁门后来自己都在回忆录中说：“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40]第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国的对苏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至此，美国真正放弃了罗斯福的拉拢苏联实现美国主导的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改采遏制苏联的战略。这为后来马歇尔计划的制订、北约以及其他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政治同盟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第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是美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起来并延续到战后初期的合作关系正式破裂，两国间的冷战全面展开。这是它们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特别是战略目标相互冲突的结果，主要是由美国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所造成的。第四，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的整个国际关系。以建立在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最终崩溃，世界上迅速出现了东西方两个对立的阵营，而这种两极的状态将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构成战后世界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3．凯南对遏制战略的进一步阐述

杜鲁门主义出笼后不久，凯南即以他的“长电报”为基础写成了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并在1947年7月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以X的笔名加以发表。这篇文章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对苏遏制战略，竭力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一个更具逻辑性和说服力的内核。

凯南在分析苏联对外政策的特点时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苏联领导人“仍然坚信资本主义是罪恶的、必然要灭亡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急于实现目标”，而是“可以耐心等待目标的实现”，“决不会为了虚幻的未来而冒丧失目前所得的风险”，“并不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敌手面前退却而觉得后悔”。第三，苏联领导人“对敌手的力量更敏感”，在对手的强大力量面前“更愿意在个别的外交领域作出让步”。第四，最重要的是，莫斯科“强调外部世界的威胁”，并不是因为确实存在这种现实，而是“为了给维持国内独裁制度制造借口”。^[41]

在此基础上，凯南首次公开、明确并且反复地提出了“遏制”的概念。他说，美国对苏政策“必须是长期、耐心然而坚定以及警惕地遏制俄国的扩张趋势”；“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压力”只能通过“灵活、警惕地使用反击力量而被遏制”，“不能以魔力或劝说使之消失”；美国应该“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坚决使用反击力量”；这样就能“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要比近年所为温和与谨慎得多，从而促进最终将导致俄国政权的垮台或逐渐软化的趋势”。^[42]

凯南的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文章中六次用到的“遏制”这个词瞬间进入了冷战的词库，并且成了最为热门的政治术语之一。事实上，不仅杜鲁门政府热情拥抱了遏制战略，而且直到冷战结束它都是历届美国政府对苏政策的基本内含，甚至影响着冷战后美国对待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策。华盛顿相信，苏联的政权在国内缺乏合法性，苏联领导人指望通过对外扩张的胜利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因此，有效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就不仅能促使它采取比较温和的对外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最终能导致苏联的政权因为国内的不满和反对而被推翻。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历届政府在如何推行遏制战略、特别是如何实行军事遏制的问题上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