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设立植物园

1925年3月12日，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逝，治丧完毕之后，为实现中山先生之遗愿，亦为表达国人对其领导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千年帝制之崇敬，决定将孙中山遗体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关于安葬事宜，1925年4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首先在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推定张人杰、汪兆铭、林森、于右任、戴传贤、杨庶堪、邵力子、宋子文、孔祥熙、叶楚伧、林业明、陈去病十二人为委员。葬事筹备处于4月18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并推定杨铨为主任干事，负责具体事宜。两年之后，杨铨也被国民党中央委任命为葬事委员会委员。杨铨（1893—1933），字杏佛，以字行，江西清江人，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1911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在美期间，曾与留美同学任鸿隽、秉志、胡明复等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为该社早期主要成员。1918年回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与秉志、胡先骕一同创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跟随左右。孙中山去世后，为中山陵园之建设而奔波，其后，陵园设立植物园亦得其推动。

随着孙中山葬事之展开，在杨杏佛领导之干事部下渐次设有四个部门：①陵墓工程处，专为监督、清理陵墓工程；②购地处，办理收购陵墓范围内土地；③测量工程处，测量陵墓地形及修建陵区公路；④中山陵园，专办陵区园林事业，植物园即其事业之一。

1926年1月中山陵建筑开始兴工，7月27日葬事筹备处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在上海举行，参加者仅叶楚伧、林焕延、杨杏佛三人，会议“通过陵园内设中山植物园计划”，但与会人员不及半数，尚不能形成最终决议。其时国民革命正在广州酝酿北伐，委员会大多成员均在广州，故会议决定“推楚伧先生至粤接洽”[1]，就设立植物园计划征求其他委员意见。

图1 陈嵘，摄于1951年（采自中国林学会编《陈嵘纪念集》）

在中山陵园兴建之初，提议设立植物园，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陈嵘向杨杏佛提出。杨杏佛曾有介绍“陈宗一，本园计划最初起草人”。陈嵘（1888—1971），字宗一，浙江安吉人，林学家、植物分类学家，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3年毕业于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回国后在杭州创办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曾于校中设立一小规模之树木园。此时，陈嵘刚自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树木学，获科学硕士学位归来，任教于金陵大学。陈嵘起草植物园计划书，甚为重要，但尚未见到陈嵘提议之直接材料，不过他曾有创办树木园之经验，及其在哈佛大学留学时，该校所属阿诺德树木园定予其深刻感受，致有创办植物园之兴趣。此提议创办植物园被杨杏佛所采纳。与此同时，陈嵘还建议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3月12日定为“植树节”，也被政府采纳，此前植树节为清明节。

叶楚伧赴广州，携有葬事筹备处致张静江、孙科信函。该函系杨杏佛执笔，对设立植物园的旨意，有所阐述，藉此可知当初是将整个陵园之园林事业，一并归入植物园之中。该函抄录如下：

静江、哲夫先生大鉴：

总理陵墓及祭堂工程虽已积极进行，告成有期。惟陵园全部计划尚无眉目，种树、建屋及经营附葬墓工均须先定，总理陵园全部计划始可进行。若任意为局部之布置，必至损及全部之庄严和谐。现经驻沪葬事委员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总理陵园内设立中山植物园计划，拟以植物园为全部结构之基础，造林莳花，既可增进陵园天然之美，专家、园丁复可同时担任护灵之责。而植物园之目的及职务仅在整理陵园之风景，与将来任何事业及建筑均无冲突，较之以兵士或学生去担任护灵，易被外界误会或内部纠纷者，似胜一筹。兹特推定叶楚伧先生携带此项植物园计划草案来粤面商，拟恳就近召集驻粤委员详细讨论，并希以讨论结果见示，俾便遵循为荷。

专此，敬颂

党祺

处谨启 七月三十[2]

函中所言计划书，今无处查考，未知确切内容。至于叶楚伧是如何与广州诸委员商定，也无从知晓。待1926年9月5日，杨杏佛亦往广州之后，由张静江主持，在其寓所召集驻粤委员邓泽如、叶楚伧、孙哲生、宋子文、陈果夫开会，即通过植物园计划。“暂定开办费四万元，经常费每月一千元，筹备员推林焕廷、陈宗一、杨杏佛”[3]。

植物园是集植物学、林学、园艺学于一体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山陵园之建立，为其时国家重要公益事业。中山陵园内有大量森林绿化、庭园布置等工作，设一植物园即可指导陵园工作，又可从事植物学研究。但是，其所言植物园计划并未言及研究内容；且葬事委员会通过设立植物园议案后，亦未立即付诸实施。究其原因：当时陵园主要工程是陵墓之建设，且时局不宁，工程时辍时续，无暇顾及植物园。大约至1926年底，杨杏佛起草一份“陵园应尽快决定的重要问题”之文件，首言道：“植物园计划及范围须先决定，始可进行种树等事。植物园计划委员会拟以南京农林及植物专家三人及吕建筑师与筹备处代表一人组织之，由葬事委员会函聘，悉为名誉职。办公车马由筹备处支付。专家三人即为前拟聘为种树委员之过探先、陈宗一、陈焕镛。”[4]过探先、陈焕镛均为著名学者，且留学美国，为中国科学社成员。过探先时为金陵大学农科主任，陈焕镛时为东南大学植物及森林学教授。杨杏佛再次呼吁，仍未见诸实施。其原因系墓地范围此时仅不过百亩，且陵园界址尚未确定，故植物园建设难以提上日程。

1927年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获得成功，是年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亦自上海迁至南京，并增加蒋介石、伍朝枢、邓泽如、古应芬、吴铁城为委员，另聘夏光宇为主任干事。同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鉴于陵墓范围局于一隅，未足表扬孙中山之伟大精神，提议将紫金山全部作为建设中山陵园之用，以在陵园内建设图书馆、博物馆及植物园等。遂于1928年1月函请江苏省政府将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紫金山林区移转管辖。至此，遂有广阔之山林地亩，建设植物园计划才有实现之可能。

陵园地亩确定之后，对图书馆、博物馆均未遑举办，独于植物园先为筹划。1928年2月7日葬事筹委会就陵园界址及经费事宜致函国民政府，并言明陵园创办植物园计划和目的：“拟于明孝陵前建设植物园，搜集中外植物种类种植，作科学上之研究。”[5]并将植物园事业费列入经费预算中。陵园接管江苏省第一造林场紫金山林区时，该林场主任为傅焕光，继而在1928年3月2日第五十七次筹委会决定，聘任傅焕光为中山陵园主任技师，章君瑜、唐迪先、王太一为技师，另有6名工作人员，此等人员即中山陵园成立之时之职员，担任陵区内之造林、育苗及布置和植物园建设。其后学者将1928年2月作为中山陵园成立之日期，其源在此。

图2 傅焕光（傅华提供）

傅焕光出任主任技师，实为中山陵园主任，总持一切事务。傅焕光（1891—1962），字志章，江苏太仓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毕业于菲律宾大学林科。傅焕光之求学经历，其于1961年作《自传》有云：“我六岁入私塾，十三岁入新式小学，十八岁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附中，二十四岁毕业于中院转入大学专科选读。二十四岁选考入菲律宾大学森林技术管理科，二十六岁毕业，转农学院研习植物一年。……在南洋公学时代，校长唐文治提倡国学，又教导学习程朱之学，有引入形而上学的影响。在菲律宾大学林科注重实际锻炼，同去东吴大学的胡经甫、圣约翰大学的陆以礼，均不耐劳苦转学，我始终坚持到底，故黄炎培同志等到菲考察，见我坚持学习，予以好评。”[6]由此可知傅焕光不仅受到良好之国学教育，且又经过严格之科学训练，为其后成就事业奠定基础。

1918年回国之后，傅焕光先后曾任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教员，东南大学农科总编辑，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校长，江苏省第一造林场场长。其时之东南大学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大批有留学欧美背景之学者云集该校，在教学之余，提倡研究。前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人员均为该校农科生物系教授，除秉志、胡先骕外，著名者尚有钱崇澍、陈焕镛、陈桢等。1922年以后三年中，傅焕光任该校农科编辑，一定与生物系诸教授交集频繁，且其后亦有联系。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生物系诸教授均为离开，傅焕光亦为去职。

1928年总理陵园成立，傅焕光任陵园园林技师，园林组主任，并列席由国民政府要员组成的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会议，对陵园建设贡献良多。关于傅焕光入总理陵园，1961年《自传》有云：“当时余任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场长，紫金山为该场场地一部分。紫金山划归总理陵园，余被邀请为陵园主任技师，规划布置陵园建设事宜。”[7]傅焕光写此《自传》之时，已是时过境迁，但所言与事实依然相吻合。此后，陵园事业发展与维持，与傅焕光有莫大之关系。

在葬事筹备委员会聘请傅焕光为陵园主任技师人选之同时，还通过陵园管理章程及计划大纲，并请国民政府自第三月起，如数拨给经费，陵园建设由此进入常态化。当孙中山奉安完毕，葬事筹备委员会主要使命已完成，为长期有效管理陵园，将葬事筹备委员会改为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其办公地点设于浮桥二号。1929年7月2日陵园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总理陵园管理结构，并任命相应人员，主要有：夏光宇为总务处处长、傅焕光为园林组主任、刘梦锡为工程组主任。林祜光为园林组森林股主任，唐迪先为技师；王太一为园林组园艺股主任，章君瑜为技师。由图可知植物园在陵园中特殊地位，直接受园林组主任傅焕光领导，但其地位又在园艺股和森林股之下，实为植物园尚在筹建之中，其人员未曾聘定。按其时总理陵园《总务处办事细则》第十三章园林建设之第九十六条规定“（陵园）园林内造林布景之设施，农田沟渠之整理，果蔬茶竹之经营，家畜鱼类之繁息，花草之培养，植物园之筹设，及其他树艺之研究推广，统由园林组主任商承总务处处长督率所属职员办理”。

总理陵园组织系统表

总理陵园事业繁多，傅焕光为之主持十年，成效卓著，享誉国内外。首先是其与政府要员周旋得宜，获得陵园管理委员会之信任。但是，傅焕光并未藉此而走上仕途，仍不失知识分子之本色，专心在陵园各项事业之上；其次，是其知人善用，选聘多名得力技术专家，将陵园各项事业予以实施，且见诸成效。其后，他这样总结：“工作十年，得章宁五、叶培忠、吴敬立、王太一诸先生的协助，布置陵园、绿化紫金山、建立了植物园、开辟了茶圃果圃、观赏苗圃、瓜菜圃等，使陵园成为科学、生产、观赏和纪念的公园。”[8]如今中山陵园成为南京著名风景区，即为傅焕光等为之肇始，开创之勋，当永垂后世。

图3 1950年代，前总理陵园园林组专家合影。前排左起宋世杰、傅焕光、叶培忠；后排左起赵儒林、吴敬立。（傅华提供）

至于傅焕光其人，此引用跟随其时间最为长久之吴敬立于1956年所写《自传》，在交代其社会关系时，对傅焕光评论云：

他是反动国民党员，在旧社会一般贪污腐化气氛中，拿那个时期眼光看，还是一书生本色，公正廉洁的人，对员工爱护照顾，对事业认真负责。平时也很接近进步人士如黄炎培、陶行知，陵园委员会委员都是反动政府委员，因业务关系，也很接近。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从爱护青年出发，能有办法保释几位政治性进步青年。[9]

以1949年为界，此前之知识分子，在经过思想改造，交代历史问题后，历史话语多有变化。不少人为表现积极，虽不会落井下石，但也不会讲傅焕光多少好话。而吴敬立所言，虽也有拉开与傅焕光距离之嫌，但尚能尊重历史，已属难得。正因如此，可以断定所言之真实。由此进一步可以看出傅焕光除有办事才干，蒙得政府要员之信任，还能获得下属之爱戴，即能吸收优秀人才在陵园服务。本书不是傅焕光个人传记，仅简述至此，还是回到陵园历史之进程中来。

植物园只是陵园诸项事业中的一项，且因植物园与植物学研究密切关联，其时之中国植物学研究刚刚起步，故植物园尚属新生事物，如何引进？ 如何使之本土化？ 且看傅焕光对于设立植物园意义之阐述，其云：

世界各国现有植物园约三百四十余所，欧洲最多，大者数百英亩，小者数十英亩。英之皇家植物园，南洋荷属之别登兆植物园，美国之阿诺德树木园，其尤著者也。英国皇家植物园种有植物二万四千余种，别登兆植物园种有植物一万余种，阿诺德树木园有树木约六千种，其贡献于世者甚大！ 建设植物园之目的，大多在增进植物知识及研究各种植物利用之方法，如农艺森林工艺医药等科学之进步，与植物学互为消长，人生衣食住行随时随地皆仰植物为原料，棉麻米油、蔬果竹木等生产之多寡良窳，关系国计民生至大且切！ 桑，我国之原产地也，意法日本仿而效之，青出于蓝矣；茶，我国出口之大宗也，今印度锡兰等处遍地种植矣；数年前我国桐油远销至美，年值二千余万元，今美国创导种植，其产额将能自给，我川湘等省，又将大受损失矣；至若食粮则不足自给，木材则全赖美国、日本及南洋群岛之输入，农学之不振，经济不能独立，危乎殆哉！

孙总理提倡科学者也，提倡民生主义者也，其言曰“外国的长处在科学，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两百年的光阴，我们到了今日地位，如果还是睡觉，不去奋斗，不知道恢复国家地位，以后便要亡国灭种！”其言痛绝！ 夫科学之种类甚多，植物学为科学中极重要者，其性质虽偏重纯粹科学，但以研究植物学而推及于农学、俾增加生产改进民主，其效用至大；今为纪念总理，在其陵园之西南部，划地三千余亩，有山阜平地水泽之处，辟植物园一所。广采中国原有植物，并集世界各国名种，繁殖其中，以备学者之研究，都人士之游观，使总理之精神，如花木之欣欣向荣。[10]

傅焕光对于植物园素有认识，否则不能作如是言。正因如此，其才能将杨杏佛、陈嵘之倡议予以落实。文中所言南洋荷属别登兆植物园，即今日马来西亚之茂物植物园，或者其在菲律宾留学时，曾往该园参观，故特为列举。傅焕光还曾游历香港植物园，有云：“然在中国境内除香港植物园外，求有巨数树木汇植一地，可供我人之研究者，尚未之闻也。”故创设植物园，乃是科学文化发展之需要，且符合孙中山关于中国发展科学论断，因而在总理陵园之中，以植物园纪念孙中山，允为恰当。

[1] 葬事筹备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记录，《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2] 葬事筹备处为筹建植物园致张静江、孙科函，1926年7月30日，《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3页。

[3] 驻粤委员会议记录，《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8页。

[4] 杨杏佛：总理陵园进行上应决定之重要问题，《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169页。

[5] 葬事筹委会为陵园界址、经费事致国民政府函，1928年2月7日，《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6] 傅焕光：《自传》，1961年，《傅焕光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第592页。

[7] 傅焕光：《自传》，1961年，《傅焕光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第592页。

[8] 傅焕光：《自传》，1961年，《傅焕光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第592页。

[9] 吴敬立《自传》，1959年8月26日，南京市档案馆藏吴敬立档案。

[10]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1931年10月。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459—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