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与提出

二、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与提出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推动下，党内一些同志开始实事求是地认真反思历史，重新思考和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一新的探索努力由于这一时期里我国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性视野，我国开始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

早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的同志就指出，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更加密切，国民经济和各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科技的发展。我国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落后。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在多数领域大约相差15年到20年，有些领域相差得则更远。因此，我们要想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如果闭目塞听，不了解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向、趋势和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无从谈起。这些意见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从1978年起，中国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状况。这一年，中国即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共到达51个国家，邓小平也先后4次出访了8个国家。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计划。接着，一批国务院的领导及各部门和地方的负责同志也先后奔赴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和考察，了解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经济的经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些访问和考察不但改善了我国的对外关系，而且还使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了全面的直观感受。他们深感中国不应再自我封闭，应奋起直追，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扩大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建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他们的考察报告和政策性建议，为中央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期间，邓小平多次谈话指出，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条件，我们可以利用，要把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世界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都会落空。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不但技术落后，而且管理水平很低。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邓小平的这些看法，逐渐成为党内领导层的共识。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为期两个月的务虚会，专门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与会的各部门负责人都提出了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设想，并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纷纷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建议。几位出访归来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国家计委提出了积极扩大出口，增加对外贸易口岸的建议；机械工业部提出了要把引进新技术同国内管理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的主张；国家劳动总局提出了改革工资制度，切实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意见。胡乔木在发言中列举了单纯依靠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弊端，提出这种方法“应当缩小到十分必要的范围，而最大量的经济工作应当由政府行政的范围转入企业经营的范围。企业本身也要尽量缩小纯粹行政方法的管理，扩大依靠经济手段的管理。”^[59]

李先念在总结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决策的主张。他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他还结合历史经验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变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次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60] 他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我们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

1978年9月国务院计划会议提出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这就是：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三个转变”的思想写进了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中。这些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确定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端，是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1978年9月，邓小平对东北三省及唐山、天津等地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视察。这是他为推动历史转折而作的一次重要努力。在视察途中，他多次向各地负责同志呼吁，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方针。他说，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可。他还反复强调，现在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61] 。所以，现在必须加速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此，邓小平提出要适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思考。

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时又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62]

在对外交往指导思想转换的推动下，1978年下半年，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明显加快，先后签订了22个成套引进项目的合同。虽然引进工作受到当时经济领域急于求成倾向的影响，出现了规模过大、要求过急的问题，但毕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高的起点，同时也为党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做了积极的实践准备和经验积累。

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计划会议酝酿的基础上，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开阔大家的思路和眼界，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材料，还印发了李先念1978年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与会人员认真学习和研究了这些材料和文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