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矛盾的迅速发展

就在战后初期美苏维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合作关系的同时，美苏两国在战略目标方面的矛盾也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美国试图实行建立世界霸权的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另一方面，苏联指望在东欧建立一个封闭的势力范围。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无法调和的冲突。

1．美苏战略目标的冲突

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岁月中，面对威胁人类生存的共同敌人——德、意、日法西斯，美苏两国搁置了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对立，携手建立和发展了卓有成效的盟国合作关系。但是，随着共同敌人的削弱乃至最终失败，美苏战时同盟的基础逐渐发生动摇。更为重要的是，在战后的新的国际环境中，美苏两国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发生了严重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西欧的传统大国和日本的力量遭到战争的摧毁或削弱时，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却达到了新的高度，整个国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不仅拥有大规模的常规军事力量，而且成了唯一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此外，不可忽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美国的软实力——“使得他国要你所希望得到的东西”的能力——也有了大幅增长。^[20]罗斯福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的偏好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接受，就生动表明了这一点。实力的急剧加强不仅为美国在战后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提供了客观基础，更为它提供了强大动力。由于战争的结束和军事订货的减少，美国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在战时膨胀起来的生产力的需要，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就成了美国经济赖以维持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预见到了这一点，早在1943年4月，罗斯福就授意自己的亲信雷斯特·戴维斯在《星期日晚邮报》上发表了《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透露了一些罗斯福对美国在战后应当推行的对外战略的设想。其核心是，美国既不能退回到孤立主义，也不能满足于为自己划定某些势力范围的传统均势政策，而是推行能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理想的政策，即推行一种世界主义战略。事实上，罗斯福的世界蓝图就是实施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的计划，分别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其政治支柱和经济支柱。

但是，美国的全球主义战略与苏联谋求建立势力范围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尖锐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作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苏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战争中有2　700多万人丧生，国民经济损失达6　790亿卢布（按1941年价格计算）。^[21]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为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其军队数量和战斗力得到了巨幅的增长，军事工业和科技能力则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威望也得到了急剧的提升和扩大。

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这种结果以及苏联（沙俄）在历史上屡次遭受异国入侵的教训，在为战后确定战略目标时，斯大林将巩固战争期间取得的胜利果实、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置于优先的位置，同时又积极谋求推进和扩大苏联的势力和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斯大林力图在苏联周围建立起独占和排他的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将不仅是“军事上的缓冲地带”，对付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思想和心理挑战的外部防线”，^[22]而且是苏联实行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场所。

总之，美国试图推行全球主义，在整个战后世界建立起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而苏联则力求在本国周围构筑起不容他人染指的势力范围。这两种战略目标发生了直接的碰撞，每一方都成了另一方实现自身目标的巨大障碍。此种状况，加上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固有冲突，使得美苏矛盾和分歧的尖锐化变得不可避免。它们在雅尔塔等地达成的各种协议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情势。

2．美苏矛盾的迅速发展

从时间上看，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不久，美苏间的矛盾和斗争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从空间上看，这种矛盾和斗争主要集中在苏联周围地区，这显然是由当时苏联的实力和目标的有限性所决定的。

首先是东欧问题。这主要涉及波兰，但是也与其他东欧国家有关。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曾经说过：“对于俄国人民而言，波兰问题不仅是一个荣誉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安全问题。”^[23]为此，苏联极力在东欧各国建立追随并忠于自己的政权。至于杜鲁门政府，面对大战后期苏联红军在东欧迅速推进所造成的既定局面，以及出于换取苏联对美国全球主义支持的需要，它愿意承认苏联在波兰乃至东欧其他国家具有的特殊利益，但是依然将东欧视作阻止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向西推进的前哨阵地，绝不愿完全退出或放弃，并指望通过自由选举来实现这一企图。正如贝尔纳斯所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波兰）建立一个既对苏联友好又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所有民主因素的政府。”^[24]此话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东欧其他国家。这样，在战后东欧各国的政权组成问题上，美苏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持续不断。

按照雅尔塔协议，1945年6月，在华沙成立了“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在该政府的21个成员中，16个为原华沙临时政府成员，其余5个则属于亲西方的政党或团体。不久英美都承认了这一政权。然而，分别得到苏联和西方国家支持的波兰两种势力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并未因此终止。以波兰工人党为核心的左翼力量积极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影响，农民党等右翼力量也力图拓展自己的势力。这一斗争在1947年初的议会选举中达到了高潮。当时，以工人党为首的左翼党派联盟共得384席，而右翼的农民党仅得28席。美英两国指责此次议会选举违反了雅尔塔协议，破坏了自由和诚实的原则。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其他东欧国家，西方国家和苏联间发生了类似的冲突。在1945年12月的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贝尔纳斯攻击罗、保两国政府是违背雅尔塔协议的“极权”政府，拒绝加以承认，并声称与罗、保缔结和约的先决条件是对它们的现有政权进行改组。在此情况下，苏联作了让步，“劝说”罗保两国政府于1946年初分别接受了两名受西方支持的政党的代表。此后，在这两个国家中，围绕着将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左右两翼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美国试图通过盟国管制委员会进行干涉，而苏联则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选举结果，左翼势力在两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而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极度不满。

其次是中欧问题。这主要涉及德国。随着美苏同盟关系的逐渐破裂，它日益成为两国对抗的一个焦点。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想把德国问题的处理纳入本国的战略轨道，求得有利于本国的解决。

按照1945年6月四大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在柏林签署的有关文件，他们将组成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以保证能在各自占领区内采取适当的一致行动。然而，由于四国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都拥有否决权，该委员会就缺乏对各占领区和柏林实行联合管理的能力，形同虚设。在它存在的两年多时间中（到1948年3月苏方正式宣布退出为止），召开会议数十次，讨论了对德管制的各方面问题，但经常是议而不决。即使已经通过的100多项法令和布告对四大国也不能产生真正的约束力，它们往往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进行实用主义的解释，各行其是，推行反映了不同利益和立场的政策。反过来，这种互异的政策又加剧了苏联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对抗。在1946年4月的四大国巴黎外长会议上，苏联打出了推动德国政治统一的旗帜，主张在缔结对德和约前首先建立统一的全德政府，以此与美国主张的经济统一优先的方针相对抗。在一年后的四大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同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全面对立得到了进一步的暴露。分歧的核心是德国的统一方式。苏联坚持德国应在普选基础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而美英则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政府。此外，苏联反对邀请英联邦自治领国家、南美国家和土耳其参加订立对德和约。

中欧问题还与奥地利有关。与德国的其他盟国不同，按照苏、美、英三国在战时达成的谅解，它既被当作纳粹侵略的受害者，可以在战后重新获得独立，又被当作纳粹德国的仆从国，要为战争承担责任。1945年5月14日，奥地利民主共和国建立。7月，苏、美、英三国签署了《占领区及维也纳市行政的规定》，决定将奥地利划分为四个部分，由苏、美、英、法的军队分别占领；将维也纳市划分为五个部分，其中四个部分也由四大国的军队分别占领，另一部分——莫纳尔斯塔德区——则由四国军队共同占领。盟国对奥地利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四国驻奥军队的总司令组成的盟国对奥委员会，维也纳市的行政则由四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盟国管理局进行管理。同时，三大国还确定奥地利的领土应以1937年12月31日的边界为准。在随后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巨头达成协议：不向奥地利索取赔偿；奥地利苏占区的德国资产作为德国对苏联的赔偿，由苏联处理。

然而，在缔结对奥和约的问题上，美苏的立场出现了明显分歧。在1946年4月的四大国外长巴黎会议上，莫洛托夫坚持拒绝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直到1947年春四国举行莫斯科外长会议时，对奥和约的问题才得到了比较认真的讨论。但在具体内容方面，美苏的立场仍然存在尖锐冲突。苏联主张将奥地利南部的一块领土割让给南斯拉夫，并要求将1938年3月以后德国人在奥地利夺得的财产以及德国人掌握了大部分股票的公司都算作德国资本。西方国家则对此加以反对。

再次是以对日本的处置为核心的东亚问题。依照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对日本将实行盟国占领。然而，这一文件墨迹未干，美国政府就确定了独占日本的方针。杜鲁门声称：“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别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25]收到日本在8月15日发出的乞和照会后，美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由两国分别委任驻日盟军统帅的建议，坚持只能由美国人担任统帅，并通过对日本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垄断了受降和占领的权力。8月底至9月初，美军即以盟军名义单独进驻日本，杜鲁门还批准了《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这一纲领性文件。其中公然声称，如果盟国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之政策应居于支配地位”。^[26]此外，为了抵制苏联建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要求，美国提出了成立远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自然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在接到美国准备发给日本的总命令第一号后，斯大林迅速向杜鲁门发出一份密电，对此项文件提出两项修正，一是要求它指明整个千岛群岛包括在苏军受降地区之内，二是要求它将北海道北半部也包括在苏军受降的地区之内。斯大林特别指出：“最后一点对俄国的舆论特别重要”，“如果俄国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占领区，苏联舆论就会大哗”。经过交涉，杜鲁门有保留地接受了第一项要求（强调“这些岛屿的处理必须在和约中决定”），但否定了第二项要求。^[27]在此情况下，8月18日，苏军以军事行动方式登陆千岛群岛，包括南千岛的国后岛和择捉岛，同时占领了库页岛和本来属于北海道的色丹岛与齿舞岛。9月初，苏联提出了成立苏、美、英、中四国管制委员会的建议，并抵制了美国在10月底召开所谓远东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企图。

鉴于当时美苏两国在欧洲问题上互有所求，此后它们都就日本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导致1945年底的莫斯科三大国外长会议达成了如下协议：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取代远东咨询委员会，由美、苏、英、中、法等11国的代表组成，其职责是制订日本在履行投降条件所规定的义务时应遵守的政策原则及标准；在东京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盟军最高统帅或其代表任主席，美、苏、中各派委员一人，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联合委派委员一人，其职责是和盟军最高统帅进行协商并提出建议，但盟军总司令是盟国在日唯一的行政领导，他所作出的各项决定“将是最终的”。^[28]因此，这两个委员会都是清议式的机构，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事实，苏联自然是愤懑不已。

最后是地中海和中东问题。它主要涉及的是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美苏在这几个国家的斗争也相当激烈。

伊朗是连接欧洲和亚洲乃至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并且盛产石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苏、美三国曾根据“战时需要”分别驻军伊朗。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宣布，一致希望保持伊朗的完全独立、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1945年5月，在希特勒德国投降后，伊朗政府向三国递交照会，要求它们从伊朗撤军。英美军队遂开始陆续撤离，苏联却对伊朗的照会不予理会，直到日本投降后仍然维持着它在伊朗的军事力量，并支持伊朗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者进行反政府的活动。12月中旬，在苏占区内先后成立了“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和“库尔德人民共和国”。美国一方面利用这一事件在国际上大造“苏联扩张”的舆论，另一方面在年底的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向苏联提出了从伊朗撤军的要求。在遭到拒绝后，1946年初，美国便支持伊朗两次正式向安理会提出了对苏联的控告，指责它“干涉伊朗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要求安理会采取措施。^[29]在此情况下，4月间苏联与伊朗达成协议：苏将在5月9日以前从伊朗撤出军队，承认阿塞拜疆问题属于伊朗的内政；两国建立为期50年的石油公司，在前25年苏方拥有公司股份的51%，伊朗拥有49%，后25年则相反。美国插手苏伊争端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与苏联争夺石油资源，因而对成立苏伊石油公司一事严重不满。苏军撤退后，美国与英国一起加紧在伊朗培植亲西方势力，打击亲苏势力。1947年10月，伊朗议会以绝对优势否决了苏伊石油协定。

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衔接之处，并扼守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通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1945年3月，苏联废除了它和土耳其在1925年签订的《土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要求土耳其“归还”卡尔斯和阿尔的汗两个边境地区，修改1936年缔结的有关达达尼尔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在美国的支持下，土耳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同年11月，针对苏联控制土耳其海峡的意图，美国在一份给土耳其政府的照会中提出了修改蒙特勒公约的四项原则，其中包括：土耳其海峡始终对所有国家的商船开放，并且对黑海沿岸的国家开放。此后，随着苏土关系更趋恶化，美苏在土耳其问题上的对立也进一步加剧。1946年初，美国决定派出一支特遣舰队开往东地中海，以显示对土耳其的支持。8月和9月，苏联在先后向土耳其发出的两份照会中提出，应该由两国共同管理海峡。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则声称，这一要求表明了苏联控制土耳其、威胁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与中东国家的意图。在鼓励土耳其拒不屈服的同时，美国政府命令当时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通过黑海海峡以显示武力。此外，美国还加强了与土耳其的经济联系，包括增加贷款和发展贸易关系。杜鲁门政府明确表示，在控制土耳其海峡的问题上美国将扮演强有力的角色。^[30]

希腊与土耳其紧密相连，也是一个地中海国家。美苏在希腊问题上同样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事实上，这一斗争成了杜鲁门主义出笼的直接导火线。

综上所述，尽管战后初期美苏在对法西斯战败国及其仆从国的处置上仍然进行了合作与配合，但是其矛盾和分歧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演变为美苏关系的主要方面。换言之，它们的战时同盟关系正迅速为一种对抗性关系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