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分组会点评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二届（2005）年会分组会点评

曹　璐

有的代表提交的论文紧密结合了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国情特色和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传媒发展的文化背景来论述，并且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于风险和危机的图示中，加入了对媒介责任、主流媒介——党报责任的定位新诠释。论文把对党报的研究、党报的责任定位置于多学科整合的背景之下，体现了研究视角的开拓性和包容性。论文不仅提出了问题也分析了问题，并且从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视角提出了构建主流文化体系建设性思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政治信仰的角度、心理文化的角度，以及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关于主流文化的建构、解构和重塑，作者提出鲜明的观点：我们民族文化、儒家文化对于国情、国史、国学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认为要注意对儒家文化不能全盘接受。有学者提到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重要的是人治，人治强调的是等级观念，而我们现在坚持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强调的是平等。所以在建构和谐社会主流文化中，儒家文化的扬与弃也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有的代表提交的论文论述党报与政府形象，题目针对性较强，整体思路比较清晰。本届政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效率型、亲民务实的政府，当今媒体如何反映政府形象就有了很多新的内涵，在这方面，媒介传播从理念到实际的内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拓展。所以这个研究的命题还是有话可说的，而且作者也讲到了其中的一些规律。

第一，是党报话语对政府形象的维护。建议“维护”是否改成“展示”，政府形象不靠媒体主观维护，而是客观的。媒介不能人为地为它加上光环，那样反倒会有负面效果。让公众了解和感知政府，这点很重要，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出于维护群众和大多数人最根本利益的。尽管很多同志把目标受众定位于高端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群，但我们的任务还是服务于绝大多数受众的利益。他们不一定看报纸，不一定买得起报纸，但党报确实是为他们来实践主流媒介的使命的。如果用过去的那种“喜庆体”的方式来报道我们的政府恐怕是不协调的，所以应该有和当代政府相匹配的文本建构的定位。论文从文本建构规则来对当代党报进行梳理和呈现，似是更高的层次。

第二，党报的舆论监督，促进政府工作形象的完善。虽然多数受众对媒介的话语权不一定能够直接参与，但应该让他们有这么一个渠道，这样可以有效地协调社会群体的冲突。论文提出了党报要起到“杀毒软件”的作用。这个比喻很贴切，建设性的舆论监督能够对社会舆论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

第三，党报在重大事件报道中对政府形象的重塑。“非典”以后，形成了一个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透明、阳光的报道机制，对公众的知情权给予了保证，这是非常大的突破。作者主张摆脱传统报道手法的“喜庆体”，用印刷媒介多元符号呈现和解读政府形象，使陌生的新闻事实经过报道和受众息息相关。我觉得，党报和政府形象的关系研究在今天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很值得去做，其中不仅有政府公关的把握，也有当代主流媒介规律的探索，从这个角度，论文从实践到理论的开掘还可进一步深化。

有的代表提交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党报研究针对性的课题，我们不能是全民读党报或者是全党读党报，那都不现实。论文提出党报的目标受众是重量级消费者，瞄准他们，发行量并不一定高，但他们却是忠诚的受众。作者还对党报影响力存在的问题和整体滑坡现象做了分析，很有针对性。论文提出党报影响力的一些思考环节，包括接触环节、保持环节和提升环节，这都紧扣着它的目标消费群体——重量级的消费者，提出如何让他们接触党报，接触之后能够持续地选择。高消费群体有比较高的决策话语权、消费话语权，这个群体拥有比较多的社会、经济、文化、信息资源，他们可以把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结合起来，包括组织传播。他们可以从党报中接受主流理念，包括他们的困惑和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深层次解读。论文指出，高端受众，有钱有权的地位让他们成了“香饽饽”，但我们党报的受众不是“金领”，不是时尚人群，那是一些杂志的受众定位。党报的高端受众实际上还应该以党政干部和企业领导、知识分子为主，我们党的声音影响到他们的政绩和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和参与，这样一个群体和一般的精英群体还是不同的，他们有更高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文化诉求。这样提出问题很重要，但如何深入展开，难度也比较大。

有的代表提交的论文从“入世”、全球化语境背景下谈党报的改革，反映了作者对党报改革的危机意识，能够从全球媒介竞争格局和目前党报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扎实，注入了作者的思考。但有一点，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就是文中提到的“中国步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轨道”，“全球化”是一种提法，“一体化”却是另外一个意思，因为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多边化的，文化是多元化的，尤其是媒介绝对不能和某些大国一体化，希望大家考虑。

有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在社会转型期，行业报、企业报，包括一些工人、妇联报纸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这一部分报纸反映了执政党通过群众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进行协调，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主流媒介多元功能开发的战略性措施。在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有所加剧，但是对信息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党报要责无旁贷地成为弱势群体和中下层人士共同享受的信息服务平台。这位代表的发言从这个角度给我们以启发：行业报不只是企业的形象展示，还应该是企业、工人利益的维护者、代言人，后者似乎更为神圣。

本届年会有一名代表，曾长期担任一个县委的宣传部部长。他的发言，我颇有感触。《人民日报》地域的优势应该说到了县这一级已经有所削弱，中国地域广阔，农业季节的变迁和多级行政体制从地缘服务来讲，中央媒体很难实现权威的覆盖。所以他提出《人民日报》办农村版，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8亿农民是社会转型期付出利益代价最大的群体，他们是最需要信息服务的，而目前这类信息湮没在面向城市或精英层面的新闻报道中。《人民日报》作为党报排头兵，应该考虑这8亿农民，特别是转型期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社会上为转型付出代价最多、最困惑的群体。现在真的是很难找到哪一类媒体在忠诚地为他们服务。有三个通缉在逃的杀人犯，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神州夜航》的主持人，请求协助投案自首，这说明边缘群体在社会转型期有时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媒介疏导得好，问题就得到化解，疏导得不好，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党报农村版的创办，重要的不在于对农业技术的指导，而在于对政策的解读，特别是结合农村实践中间的鲜活问题的解读，使农民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政府给“三农”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如何使它能够不走样地落到实处？《人民日报》农村版应该带头，对政策进行深刻的解读、鲜活的解读，通过具体的事情做深层解读，而不是一般的政府文件复述。还要有心理的接近，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和农村干部走出小农经济的束缚，形成新一代开放的思维视角。和谐社会不是以农村凋敝为代价，而应该建设好新型农村。我们的报纸实际上不是农民不需要，而是我们还没有办到农民、农村干部的心坎上。

有的代表的发言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认为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应该有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文化的引领。前面所谈到的儒家问题，构建转型期的主流文化要借鉴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儒家的精髓，我们要借鉴发扬。但是，我们今天已进入网络传播时代，主流文化也应该是多元的、包容的，否则难以被青少年接受。所以主流文化必须不断拓展创新。“超女现象”反映了当代社会新人类的文化需求，这类人群的文化追求在传统媒体得不到充分展示，一旦找到切口就“爆发”了。这种现象值得主流媒体思考：如何通过执政党的政策引导，构造与和谐社会匹配的新的价值观和文化引领，这既要继承优秀传统，又要包容、拓展、创新；需要政策引领，也需要社会心态包容。

即兴发言，仅供参考，请大家指正。

〔曹璐：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