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学校的作用在于培养统治人才，而科举制度的作用则在于选拔统治人才，其关系即养士与取士的关系。两汉以来，学校教育与选举取士并行，学校与取士结合尚不紧，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兴盛，学校毕业须经科举考试方可出身入仕，学校受科举的制约，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唐代学校的教学内容便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学校的分科与科举的分科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其具体关系如下图[1]：
不少人有一种误解，以为学校既受科举的制约，则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学计划都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来安排的，书学、算学、律学学习的课程也是按照科举考试的内容设置的。事实上恰好相反，唐初科举的设科开考正是按中央六学的分科教学而设置的，在科举制起源之初，其影响并不像唐中叶以后那么大。学校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是西汉以来直至隋唐的一贯传统，并不是等到科举九经取士后才如此的。晋代已有律学，隋代律学隶大理寺，国子监并有算学，却不见有明法、明书、明算科，这证明唐代正是根据学校中此三学的学习内容而设此三科的。按《唐六典》、《通典》诸书所载，唐代律学“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而明法试律令各一部；算学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缀古》、《缉古》、《五经算》等十部算经，而明算科也试此算经十书，“帖各有差，兼试问大义，皆通者为第”；书学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而“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诂，兼会杂体者为通”。因此，在科举制产生之时，其考试科目主要是沿袭历史传统和根据学校所学专科而设置的，并非学校按科目而分专业拟定培养方案、制订教学计划、编排教学课程。唐代科举对学校教学内容的影响是逐渐增强，到中后期才更为明显的。
唐代学校与科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轻重消长的演变过程，总的趋势为科举渐盛而学校渐衰。李渊建唐伊始，“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于武德元年下令建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二年，又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是以学者慕向，儒教聿兴”[2]。唐太宗即位，更是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并提高学官的地位。唐太宗提高学官的品阶，这一点以往很少有论者注意到。按《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所载，贞观年间改动武德令，提高了九种学官的品阶，将太学博士自从罗六品上改为正六品上阶，国子助教从七品上改为从六品上，太常博士、太学助教从八品下改为七品上，太医署针博士、四门助教从九品上改为从八品上，京兆、河南、太原大都督府博士从八品下改为八品上，中州博士正九品下改为正九品上，唐太宗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并赐予束帛，一时出现了教育繁荣昌盛的景象。《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以称颂的笔调描述了当时学校的盛况：
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贞观政要》卷七也说当时国子监学生“几至万人”。唐初不仅学生人数众多，而且较易通过科举出身入仕。贞观初，曾规定“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3]，当时由于官员不充，因而采取了由学校直接入仕的应急办法，这也是对国子监学生的优待。唐代科举考生，由学馆升者曰生徒，由州县升者曰乡贡。唐玄宗开元以前，“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于时场籍，先两监而后乡贡。盖以朋友之臧否，文艺之优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扬去就，与众共之”[4]。当时“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而“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5]。这就是说，当时朝廷重臣皆以由国子监毕业、进士及第而入仕为荣。开元中，仍然重视由太学登第者，一代名臣娄帅德、郭元振、苑咸、陈子昂，以及赵晔、邵轸、萧颖士、李华和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等人，都由两监毕业。他们“同志友善”，故天宝中语曰：“殷、颜、柳、陆，萧、李、邵、赵”[6]。
这种情况到天宝中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科举仍“重东府西监”，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号之为“棚”，推有声望者为棚头，走谒权门贵戚，以至可以干扰主司的视听[7]；另一方面，“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十二载敕天下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生”[8]。安史之乱中，国子监遭到致命的打击，以至“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归”[9]。此后，虽经代宗振兴学校，国子监已不可能恢复往昔的盛况，生员从未及唐前期的定额，科举取士变成重乡贡而轻生徒。代宗为改变此状况，曾于广德二年制京兆府进士，并令补国子生，“斯乃救压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虽拘之以法，犹不能胜”[10]。元和二年，国子监奏准重新厘定国子监生员定额：“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请每馆定额如后：两监学生，总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馆七十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二十员，书馆十员，算馆十员。”又奏：“伏见天宝以前，各馆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后，西监置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未定每馆员额，今谨具定额如后，伏请下礼部，准额补置”，敕旨依奏[11]。韩愈为国子祭酒，也曾提及“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国封等六百人”[12]。这与唐前期六学生员定额2210人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唐后期再也没有“或太学高第，或诸州进士”[13]这样谈及科举的排列次序，而是重科举轻学校，生徒无足轻重，以至“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14]。太和七年、会昌五年政府为挽救学校衰废的颓势，改变重科举轻学校的状况，曾两度下令公卿士族子弟及贡举人皆须入国学习业，于国子监就试通过后方许贡举。然而统治者的补救措施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科举取士已由重生徒轻乡贡变为重乡贡轻生徒，学校在唐代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已不可逆转地下降了，而与之相关的科举的影响则愈益增大，并逐渐渗透到唐代政治文化乃至社会风尚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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