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

“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这是科举时代经常用来形容进士及第后命运骤然改变的一联诗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甲辰科大传胪典礼，一如既往，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进士向光绪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状元、榜眼、探花随榜亭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为他们进酒、簪花、披红，亲自送三人上马。由午门中道而出，用鼓乐、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导，出午门后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顺天府尹衙门宴饮后，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门，这便是骑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进士又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21]。

尽管科举制已走到穷途末路，但清廷对科举礼仪仍非常重视。在殿试那天（7月4日）出版的《大公报》，还刊载了《礼部示谕》：“现奉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嗣后新进士前三名于传胪前一日引见后，即赴该部演礼，鸿胪寺鸣赞官一并前往，带同演礼。钦此。为此出示晓谕，一甲三名进士，是日引见后，即赴本部演礼，勿得迟误。”^[22]事前彩排是为了保证鼎甲游街能够按部就班，因此礼部才会出此晓谕。结果，该科殿试发榜后的各种庆祝典礼确实不折不扣，隆重而又热烈。发榜数日以后，所有新科进士还要再参加选拔翰林的朝考。考试结果，又是谭延闿排名第一，王庆麟、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等60人名列一等^[23]。

然而，1904年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和状元游金街的喧天鼓乐却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绝响。在经历同样风光无限的金榜题名之后，接下来，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却不大相同了，有的进士可以说是命途多舛，也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可说是时势造英雄。作为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们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伴随着清末社会的转型，末科进士也面临着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而促进他们转型的是培训进士的专门机构——进士馆。

在设立进士馆之前，为使新进士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清政府有意将新科进士送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肄业。张之洞曾说到设立进士馆的目的为：“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法政、方言，以期皆能通时务而应世变。”^[24]从制度上设立进士馆是在1904年1月，在《奏定学堂章程》中便专门列有《进士馆章程》，该章程说明进士馆的立学总义为：“设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每日讲堂功课四点钟，三年毕业。”^[25]由于清政府视“新进士为从政之初阶”，将他们当作未来政府的栋梁之材，因此着意加以培养造就。

进士馆实际上于1904年5月26日开馆，开馆之始将所有仕学馆学生迁入。虽然进士馆招收的第一批学员是以往数科的进士，但甲辰科进士是进士馆设立后发榜的唯一一科进士。1904年9月26日，政务处奏《更定进士馆章程》八条，对于1904年1月之进士馆章程做了补充修改，将新进士入学时分为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内外班学员考试毕业均一律办理。由于当翰林和中书职司的进士较清暇，故作为内班学员，而分在六部任职的进士则作为外班到馆听讲。然而，进士馆设立才一年多，1905年9月科举制便被废止了，以后不可能有后续学员，因此及早考虑进士馆的结束事宜和学员的出路。到1906年8月26日，清朝学部奏请所有甲辰科进士在内班的学员，均送入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补修科，其外班之部分学员有志留学者则分别选择送入该大学速成科。学满毕业回京时一律考试，按照定章分别奖励。结果后来不少进士都曾赴日本游历留学，回国后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为所习法政学科及经义、史论等^[26]。与朝考类似，从考试成绩来看，原先殿试名列前茅者往往在游学毕业考试中分数也较高，如1907年12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试，朱汝珍的成绩为80分，名列最优等第六名，商衍鎏得78.75分，名列优等第一名^[27]。考试完毕之后，根据成绩分派各类政府职务。

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有的沉迹下僚默默无闻。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尤为突出者，如沈钧儒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王庚在民国时曾任参、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等。

甲辰科进士在文化界出名者较多。状元刘春霖是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随许多同年先入进士馆，后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1907年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监督等职。民国初年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1917年12月，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建立了伪政权，日伪企图借重刘春霖的高名，派人动员他出任北平市市长，被他严词拒绝。身处铁蹄之下，刘春霖坚贞不屈，始终不愿出来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保持了晚节，于1942年卒于北平^[28]。刘春霖最出名的是他的书法，尤其是小楷在民国时期名重一时，留下精美的小楷字帖和大量的墨宝。最后一榜进士还有不少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痕迹，如在民国时期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的陈焕章，民国初年“画坛领袖”、在诗文词曲方面颇有建树的姚华，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末科进士还对科举制本身做过研究与反思。末科榜眼朱汝珍也曾游学东京政法大学，回国后曾任国史馆编修、实录馆纂修，民国时期所编《词林辑略》由中央刻经院印行，该书对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号、籍贯、简历、著作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而末科探花商衍鎏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受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于1956年以83岁之高龄，写出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商衍鎏作为清末探花，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受到特别的关注，该书也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鎏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外，末科进士贾景德根据自己参加科举的亲身体验，写出《秀才·举人·进士》一书，1956年在香港出版。废科举后出版的科第中人撰写的科举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几部，而末科进士就占了四部，这也是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之一。1904年甲辰科考试是中国科举史的尾声，而朱汝珍、商衍鎏、贾景德等末科进士撰写科举研究著作，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奏出了最后的音符，也为科举制发出了隔世遗响，成为中国科举学史上特殊的乐章。

【注释】

[1]《清史稿》卷一○八《选举志》。

[2]W.E.Macklin，The Triennial Examinationsin China.The Eastof AsiaMagazine，Vol.2，1903，pp.372～375.

[3]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五《科目》。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东京：下河边半五郎发行，1952年，287～289页。

[5]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北京：礼部政务处，1901年，1页。

[6]C.H.Lacey Sites，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Special Educational Number，June，1904，pp.62～72.

[7]张之洞、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折》，《光绪政要》卷二九，上海：崇义堂，1909年，7～9页。

[8]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武汉：湖北学务处，1904年，1～6页。

[9]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0]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002页。

[11]范沛潍：《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

[12]《清代朱卷集成》90册沈钧儒《会试墨卷》。

[13]《清代朱卷集成》90册张茂炯《会试墨卷》。

[14]《清代朱卷集成》90册傅增浚《会试墨卷》。

[15]《清代朱卷集成》90册舒元璋《会试墨卷》。

[16]《清代朱卷集成》91册章锓《会试墨卷》。

[17]《清代朱卷集成》90册舒元璋《会试墨卷》。

[18]《殿试策题》，《大公报》1904年7月8日第730号。

[19]商衍鎏：《我中探花的经过——并谈光绪甲辰科殿试鼎甲名次变易的实在情形》，《大公报》1958年10月21、22日。

[20]《时事要闻》，《大公报》1904年7月8日730号。

[21]商衍鎏：《科举考试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3辑，1962年，14～16页。

[22]《礼部示谕》，《大公报》1904年7月4日726号。

[23]《新贡朝考等第名单》，《大公报》1904年7月16日。

[2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稿》第2册卷61《酌定新进士入馆办法片》，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28页。

[25]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44～45页。

[26]张亚群：《清末奖励科名考试的实施与变革》，《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

[27]陈璧等：《奏会考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情形折》，《政治官报》69号，1907年12月19日。

[28]李盾：《中国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炎黄春秋》199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