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生命的最后几年比之青年

闻一多生命的最后几年比之青年 时期思想相对更成熟

诗人、学者、斗士闻一多一生中什么时期思想相对更成熟?这个问题主要要看事实。

一、看不出清华时代闻一多有什么思想比后期更成熟

闻一多的青年时期是在清华学校度过的，清华十年对他来讲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十年。入校时，他还是个满身憨气的巴河少年，毕业时却已经是一个有相当科学文化知识，有抱负，有作为的爱国青年。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个时候的闻一多就比他的后期思想更成熟。仔细解剖他在清华时期的思想，不外乎就是爱国思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优秀传统思想，基督教教义的思想，西方民主等几种思想，而其中基督教思想早就抛弃了，其他几种从认识论上说，后期都有新的飞跃。比如：

讲爱国，后期他说：“我现在思想豁然开朗了，过去我只晓得抽象地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甚至过去我曾经错误地以为‘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我才知道‘国家主义’是反动的，爱国只能是爱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5]

讲民族英雄气概，五四时是：“男昧于事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6]而到了后期他对华罗庚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7]

讲民主，清华时期闻一多倒是接触到了一些西方民主，并在实践中也受到了一定的锻炼，对他后期的言行可能有一定的影响，《血色》对这一点评价很高。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民主意识在他脑子里并没有成为主导思想，那时他既没有写出论述民主的重要书信、文章，也未见他从事争取民主的活动。而后期倒是极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积极投入民主运动，说：“今日之事，百孔千疮，似若头绪纷繁，而夷考其实，则一言可以尽之，无真正民主是也……故享自由若为我辈之权利，则争自由为我辈之义务。”^[8]说：“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但是，现在和五四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也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求的民主，也不是过去那样的民主了……”^[9]他看过《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懂得了新旧民主的区别。

可见，后期闻一多思想领域的这些方面，无论哪一条都比青年时期高出整整一个台阶，只能是相对更成熟，不会反倒不如年轻时成熟。

二、纵向看，闻一多的思想发展，也是后期相对更成熟

闻一多留美时期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曾经积极参与发起组建“大江会”，倡导国家主义，以为找到了救国真理，表示“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也”。^[10]回国后一度也曾十分热心于大江会务，甚至为此与共产党发生过冲突，但结果一无所成。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曾经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中彷徨，找不到适当的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11]称这一段是“数年来痛苦的回忆”。^[12]

1932年暑假闻一多回清华任教，一心钻进故纸堆中，把世界交给蒋介石去开垦，承认国民党政府是正统的中央政府，承认蒋介石是国家的领袖，自己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不介入政治。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合作，他对领袖及政府更加钦佩和信任了，相信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抗战必有光明前途，个人不但不去过问，而且不管遇到多么大的艰难困苦，都甘愿承受，毫无怨言。

到了抗战中期，1943年前后，看到国民党统治集团实在是太专制独裁，太黑暗腐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形势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太不像话了，毅然拍案而起，伸张正义，仗义执言，跨进了生命的新阶段——斗士阶段。不过，这时他尚未认识到一切问题的根结所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还没有失去信心，矛头并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制度、谁领导、谁统治一类的本质性问题。

进步的同学、教师，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及时伸出温暖的手，给予闻一多热情的关怀和帮助。由此，他交上了一批过去没有结交过的新朋友，听到了过去从没听到的声音，看到了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书报杂志，到后来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他对吴晗说：“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

他懂得了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观察问题，说：

“一切问题都是这不合理的社会产生，都该去找社会去算账”，“现在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社会里有阶级”，“历史照螺旋形发展，从当初开始有奴隶的社会到今天刚好绕了一圈，现在又要到没有奴隶的社会了”。^[13]他懂得了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根本的办法就是“革命”。他说，现在“就像一座房屋，盖得既不好，年代又久了，住得不舒服，修修补补是没有用处的，就只有小心地把房屋拆下，再重新按照新的设计图样建筑。对于社会而言，这种根本的办法，就是‘革命’”。他在国民党第5军军长邱清泉召开的座谈会上，公然直言不讳地讲：“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他认定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说：“国民党腐败、独裁，靠国民党国家没有前途，抗战要靠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建国也要靠共产党。”^[14]他看到了国家光明的前途，对此充满了信心，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就明白了有‘最低纲领’，还有‘最高纲领’，眼下要争取实现最低纲领，将来还要逐步达到最高纲领，那时，便是‘世界大同啊！’”^[15]

他的思想认识达到这样的高度，说明他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从一个自发斗争的学者，转变成了一个自觉斗争的斗士。当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成熟了。用这一观点来看闻一多，也可以说闻一多从自发斗争上升到了自觉斗争，思想更成熟了。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类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一个质的飞跃，每飞跃一次，认识就深化一次。闻一多的思想发展就是如此，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比之飞跃以前大大提高了。因此，拿这个时期的闻一多和30多年前在清华读书的闻一多相比，应该说是更成熟了，而不是相反。当然，所谓成熟也只是相对而言，以后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还会进一步深化、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