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所说的科举制，是指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建立的进士科以来的考试任官制度。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考试选才的科目，但多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贡举科目，真正被后世称之为“科举”的则是从隋代才兴起的进士科。发展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定型为具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的国家“抡才大典”[1]。第一级为考秀才的童生试；第二级为考举人的乡试；第三级为会试，会试是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贡院举行，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第四级为殿试，殿试在会试发榜后的次月就举行，名义上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者是贡士，殿试没有淘汰，只是考出名次，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从唐代至清末，科举制对官僚政治、教育模式、文学风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进士在中国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指出：“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2]确实，在古代社会，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科举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集权统治，并且在相当范围内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因此，当时一些学者也想当然地认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3]。但是，经历过鸦片战争的冲击和甲午战争的震动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的生存环境也起了重大的变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情况下，科举制不得不进行变革。虽然在戊戌变法中改革科举的努力未能成功，不过却为后来科举制的革废发出了先声。
进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愈加明显。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4]经历过庚子国变的刺激之后，慈禧太后等统治者痛定思痛，下决心将戊戌变法时提出来的多项改革措施加以实施。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5]。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随后有的西方人士便认为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6]。这些规定在清末最后两科考试中都得到了遵守，在1904年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考试内容改革的精神。
在清末学堂与科举的矛盾互动中，当时的执政者多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起，于是考虑将梁启超早先提出的“合科举于学校”的办法，逐渐以学堂来取代科举，各级学堂毕业生获得不同的科名。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认为，“其患深切著名，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因此提出“俟万寿恩科后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的办法[7]。也就是将科场递减之科第名额，移作学堂取中之名额，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之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如此一来，则学堂才可以兴盛，人才方有希望出现。这虽是一个渐进的计划，实际上已是将废科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1904年初是清朝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战争正酣，辽东大地不断有战事传来；另一方面，设立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专门机构“学部”或“文部”的呼声越来越大，废科举的声浪也日甚一日。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奏《重定学堂章程折》连同《奏定学堂章程》一起公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的学制。与此同时公布的奏折还有他们三人所上《奏请递减科举折》，在此奏折中，他们再次提出并拟定了递减科举的具体办法。而光绪皇帝的上谕也明确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8]也就是说，在1904年初，朝廷已正式批准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决定渐废科举。
正是在这样一种彻底改革甚至废除科举的时代背景中，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迎来了甲辰恩科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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