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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代序)

时间:2022-03-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语文教学通讯》的领导与同志们,认为我是全国青年教师中劳动量最大的人,愿意再次选择我为封面人物,让我再认真些总结自己的教学工作。“文革”既然开始,学校生活便告终结。于是,我跟同学们一起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去参加“文革”。到厂的第一天,便向领导提出不愿在工厂而要到学校的要求,但未获批准。批林批孔时,我因赞扬孔夫子是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并且不满“文革”运动而受到批判。

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代序)

11年前,《语文教学通讯》封面人物选择了我,我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为题,总结了自己的教学工作。编辑与教研人员给我以多方面的鼓励。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给我以肯定,这些都成为我在学生心田里耕耘的力量。

这11年,我不仅教语文课,还一直当班主任,自1986年起又任学校的校长兼书记。我不仅在本校的园地里耕耘,还得到别的地里干活。每年要外出开会4个月以上,已经跑了40多万公里路,在30个省、市、自治区作了660多场报告,讲了520多节公开课,接待了28个省市的38000多人次来访,处理了15000多封来信,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主编或撰写出版了12本书。另外还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中学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全国现代教学艺术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38项社会兼职。

不停地干活,不停地耕耘,便愈加品尝到了劳动耕耘的乐趣,也便有了一点收获。

《语文教学通讯》的领导与同志们,认为我是全国青年教师中劳动量最大的人,愿意再次选择我为封面人物,让我再认真些总结自己的教学工作。我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我们觉得,从回顾教学经历的角度写,可读性会强一些,这便引发了我一串串的回忆。

我为什么愿意教书

我爱读书

16岁,正是渴望读书的时候,中外文明史上那黑暗的一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开了。“文革”既然开始,学校生活便告终结。我刚念完初三,一切升学的美梦均告破灭。

于是,我跟同学们一起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去参加“文革”。运动了两年,愈加莫名其妙。正在不知将来以什么为职业的时候,“文革”浪潮又把我们推到了广阔天地,据说去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便从沈阳市三十二中学,下乡到了有祖国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

同学们付出的劳动时间不算短,常常日未出而已作,日已落而未息,劳动所得却连辘辘饥肠都无法填饱,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更无从谈起。端起碗来喝白菜清水汤,放下筷子却绝没有人敢骂娘,原因是劳动归来还要抓各种各样的斗争会、批判会,大家都绷紧了那样一根弦过日子。“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人们饿得要命,却能够搜肠刮肚,想出各种各样权势者爱听的话来进行“大颂扬”。并且表决心,要进一步勒紧裤腰带,去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因为据说,他们正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苦日子,在水深火热中受着煎熬。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10个月,我便当上了民办教师。那一年,我19岁。

我读书的时候,并没想过能去教书。

刚听到让我去教书的时候,我并不愿去。我们全班55名同学下乡在一个青年点,有一位同学先我得分配,到县城的公路工程队去做筑路工人,同学们都羡慕得厉害。对我去教书则感到惋惜。有的朋友劝我不去,以便等待能当上领导阶级的机会。尽管不愿去,但我又不敢不“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于是,便服从命令去教书。

教书之后,我才发现学生们心灵世界的广阔。农村孩子们真诚、质朴、勤劳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我教的第一届学生便是小学毕业班,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第二届的学生,年龄大的,才比我小四岁,这样我们共同语言便比较多。当时教材又比较浅,剩余时间,我便给学生读《红岩》、《欧阳海之歌》,讲我看过的一些书,介绍城里的一些事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些在城里人那里听不到的农村的习俗、秘闻。生活在他们之中,我感受到精神的满足,灵魂的安宁。

那时,大人们为了适应形势而违心地斗争、批判、清队,整自己的同胞,我感到深深的悲哀而又无可奈何。于是我便决心在学生的心田里开辟一片绿地,播撒上真善美的种子。

我想,这世界上,如果由于自己的存在而多了一颗真诚、善良、美好的心灵,那我便获得了生存的幸福,有了一分生存的价值。

我一直认为,人活在世上,能不能幸福,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有一颗好心。心肠好,那么生活穷点富点,工作轻点重点,寿命长点短点,他都能坦然无愧、豁达大度地对待,从而活得心安,活得幸福。人活着对他人、对世界有没有益处,有没有贡献,最主要的也在于他有没有一颗好心。心肠好了,那么体力强点弱点,才能大点小点,他都能尽心竭力地为他人为世界做好事。反过来,心肠坏了,就不好办,他自己活得太累,太麻烦,别人也会由于他的存在而累,而麻烦。教师显然是最有利于培养真诚、善良、美好心灵的职业,于是我便迷恋上了教书。

为了教书,我放弃过招工进城的机会,在农村教了两年零四个月。

1971年秋,辽宁省历史博物馆要招工作人员,从我们农场近四千名知青中选两名。农场领导确定了我,同志们也劝我去,我心灵的天平向去的一方倾倒了,办了回城手续,办了户口。正在整装待发的时候,事情又有了变化,这两个名额不给盘锦而给沈阳了。后来我被分配到当时盘锦最好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

我深深地想念着学校,想念着学生,想念着学校的老师们。到厂的第一天,便向领导提出不愿在工厂而要到学校的要求,但未获批准。我便继续申请着,即使在两年以后,确定我做厂领导接班人时,我仍一遍又一遍地申请当教师。

批林批孔时,我因赞扬孔夫子是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并且不满“文革”运动而受到批判。某一位领导从我的日记、文稿中摘录出的我的“反动言论”竟达108条之多。有的时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由政工干部下放到车间做工人,头上顶着若干顶帽子,自然没有了申请做教师的资格。

好在只过了两年多,“四人帮”便折腾完事了。他们一朝覆灭,人们也就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便又让我离开车间,负责所谓的“七二一”大学工作。我想,我既没有罪了,何不要求去教书呢?领导同情我被批判时的遭遇,终于答应了我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六载夙愿,一朝得偿,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初试教改

1978年2月,我到盘山县三中教语文课,当班主任。不到半年,学校便不再让我教课带班,而让我当教导处副主任,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

听到这一消息,我连夜写辞职报告,因为我费尽唇舌,历尽辛苦,谋求的就是能带班教课,如果愿意当干部,我早就可以当比教导主任大得多的官了。于是,我苦苦要求让我继续带班教课。半年以后,领导答应了,但条件是以学校工作为主,兼班主任,教语文课。

当时学校1500多名学生,26个教学班,两名主任,一位主抓教学,我负责学生思想教育。那时学生纪律又特别不好,我每天忙于学校事务,自己班级学生自觉性也不强,双方常常无法兼顾。于是便开始尝试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教改实验。

当时是1979年3月。

那时我觉得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首先碰到的是学什么的问题。我同学生谈心,相当多的学生苦于不知语文究竟学些什么。他们感觉练习册到处是,花样翻新的试题如海浪般涌来,思维之舟掉在里面,不辨方向,不着边际。于是我便和学生商量讨论,画出了“语文知识树”。15年前我们画的语文知识树有10个分枝:拼音、生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文学常识、文言文、阅读和写作。分枝以下还有小枝和杈。自学语文就先要扎扎实实地学习这些最基本的知识。

学生按照语文知识树去学语文,就像司机按照交通路线图驾驶汽车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做到了心中有数,少走许多冤枉路。

明确了学什么,紧接着就要解决怎样学的问题。自学能力既是一种优良的心理品质,又是一种个性特征。任何心理品质和个性特征都要经历知、情、行、恒的心理过程才能形成和发展,我便按照这个规律去培养学生。

首先,提高学生对培养自学能力的认识。其次,使学生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学的幸福和欢乐。第三,教给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如怎样读总体语文书、怎样读一本语文书、怎样读一类文章、怎样读一篇文章、怎样提高学习效率、怎样制订语文学习计划等。第四,引导学生持之以恒地坚持执行自学计划。

1979年,我没批改过一本作业,没批改过一本作文,除统考外,我没搞过测验、考试。但我教会了学生怎样留作业,怎样批改作业,怎样批改作文,怎样出考试题。一学期的教材,我只用30多节课就讲完了。我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全校学生的管理工作,但这届学生的语文成绩在县内却遥遥领先。参加县内中学语文能力测验,我们获第一名;参加全县30所中学听说读写竞赛,获第一名;学生升学考试成绩比重点中学平均高7.8分(当时我校是一般中学,学苗是经重点中学选拔后剩下的)。

1979年末,我便在营口地区语文教研会上宣读自己作文教学改革的论文,在会上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支持者热情鼓励,反对者亦慷慨激昂。

1981年暑期,第一届实验班学生毕业,我写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一文,在省中语会宣读,得到多方面支持,同年送全国中语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交流。《中国教育学会会刊》全文刊载了我这篇文章。广西《中学文科教学参考》杂志为我开辟了一个专栏,广西教育学院王世堪院长亲自为我写短评。专栏还登了我的两名学生的文章。那时我的中学教龄还不到四年,学历只是初中。得到这么多老师、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既有感激,又有惭愧,还有不安。我默默地把感激、惭愧、不安在心灵深处转化为上进的动力,继续朝着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处探索。

曾经有人认为,我的语文教学不像语文教学的样子,而是思想教育,是班主任工作。但我越往语文教学的深处探索就越感觉到,人脑这部机器应该分为两部分,动力部分和工作部分。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学习的动力不能代替学习的实践;反过来,学习的实践也不能代替学习的动力。回忆自己走过的语文教改之路,我感觉最满意的一点,就是始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我教语文极为轻松,根本原因也在于育人,在于引导学生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人。

语文是工具学科。但不同的人利用这一工具做着不同的事,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是学习的工具,有人用阅读能力读伟人传记、技术资料、先进理论,有人则读黄色书刊、反动文章。同是工作的工具,有人讲话劝人具备真善美的品质,写文章宣传周总理、雷锋的精神,传播先进的科技知识,激励别人为人民、为祖国做出贡献;有人说话怂恿人作恶,写文章宣传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引诱别人为了个人私欲不顾别人死活。

显然只教会学生语文知识不行,只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也不行。姚文元如果不具备那么一定的写作能力,便不能用笔“杀”那么多的人,也许不会受牢狱之灾。没文化很可怕,有了文化心术不正,有人认为更可怕。我觉得至少是同没文化一样可怕。

我深深感到,一位教师,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教书的同时始终注意育人,这是我个人心理上的需要,是学生切身利益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党的利益的需要,是语文学科性质的需要,是提高语文成绩本身的需要。育人是语文教师分内的事,只有坚持育人,才可能进入语文教学的自由王国。我的这一观念和教书育人的具体做法,1983年在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介绍时,受到与会者赞同,许多同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更坚定了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

1984年暑期,全国中语会在大连开会,重点推广我教书育人的经验。德高望重的吕叔湘先生亲临会议,从头到尾听了我的汇报发言。吕先生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我以多方面的鼓励。吕老的鞭策,使我获得了极大的动力,增长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坚定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往。

1984年8月12日,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联合作出《关于开展向魏书生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同时省政府授予我“特级教师”的称号,那时我34岁,中学教龄才6年。同许多教师相比,我是幸运的,我得到的关怀、支持、鼓励要比别人多。唯其如此,我才更应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加倍努力工作和学习,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

适应环境 深化改革

1984年以后,我的语文教改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万事万物,有一得便有一失,我得到的是支持,失去的是时间。

我一直觉得自己像时间的乞丐,本来不多的时间,又被四面八方分割着。

教改成功,往我的班上送学生的家长便多起来。班额越来越大,涨到100多人了,只好一分为二。1983年,我当了两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课。每届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我都要教三年,近10年教了四届毕业班。除94届外,91届、88届、85届,我教的都是两个毕业班。

1986年3月14日,组织上任命我为校长兼书记,我所在的县三中更名为盘锦市实验中学,并被定为省重点中学(当时有学生1516人,教工112人)。8年多来,学校工作或多或少也占用了一些原本用于教学的时间。

最占用时间的还不在于学校工作,而是我必须面对的“五多”的环境。

第一是兼职多。我在党、政、工、青、教各个方面的兼职已经有38个。即便每个兼职每年只做一天工作,也要用去一个多月。

第二是会议多。1984年,我外出开会4个月又11天。尽管经过各级领导的支持,帮助我压缩会议,10年来,每年还是要有4个月以上时间外出开会。

第三多是负担最重的,即来访客人多。10年来,每个学期,从开学到放假,客人络绎不绝。有时一天,四五个省的客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学校。也有时,同一天有二三百人乃至四五百人听课。常常听完了课,还要同我座谈。有的客人在班级和学生一起活动半个月、一个月,最长的两个月。每年在校时间,常常要有三分之一用来接待客人。

第四,信件多。近10年平均每年收到1200多封来信。不少信写得都很长,即使来信都不复,而只用10分钟看一遍,也要用去200多小时,以8小时一个工作日计算,要用去25天多,即一个月的工作日。

第五,稿债多。尽管我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主编出版了《中学生用功术》、《思维能力引发与训练》等三本书,出版了《魏书生教育文选》等三本文章辑录,出版了《语文教学探索》、《班主任工作漫谈》等专著,但仍欠一些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许多稿债。

见我身处“五多”的环境,有人给我计算说:“你用于语文教学的时间,仅占你全部工作时间的十分之一。”

我自己也觉得用于教学的时间确实太少了,但“五多”的环境自己无法摆脱,我又不愿离开教学第一线;时间是个常数,只能越分割越少,显然要提高教学质量,出路只能在深化改革。

改革怎样深化?一方面是向自己的大脑深化,更多地开发自身的潜力。另一方面是向学生的大脑深化,到那里面去扶植更为好学、善思、乐观、积极、豁达、坚强的我的助手。

就深化对自我的改革而言,我注意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一、和社会的关系。用理想主义者的态度鼓励自己去学习、工作,决不用理想主义的标准来苛求社会。认识到我们当今生存的时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政治最宽松的时代。应让自己适应社会,而不能幻想社会适应自己。

二、和工作的关系。认识到想有理想的工作需有素质加机遇两个条件,工作高不能成时低也能就。认识到任何平凡的工作,研究起来都是一个宏大的世界,都有无穷无尽的学问,也就有无穷无尽的乐趣;认识到每件事都有100种做法。

三、和他人的关系。不神化别人,也不鬼化别人,千方百计和老师们、学生们、领导们建立互助的关系。

四、和自我的关系。不给自己编织精神的网,肯定自己的长处与特点,并不断强化。不断施加有所作为的指令给自己的潜意识,用尽可能多做实事的简单方法来超越自我。

就深化对学生大脑潜力的开发而言,我主要靠两大点,一小点。两大点,即一靠民主,二靠科学;一小点就是领着师生员工强身健体。

所谓民主,就是千方百计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我从以下五方面入手,帮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1.教师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我不是站在学生对立面指挥、命令学生的长官,而是深入学生内心,辅助、帮助、协助他要求学习上进的那部分脑细胞成长、壮大、扩大范围的服务员。

2.建立互助的师生关系。我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生帮助我提高教育能力。

3.发展学生的人性与个性。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内心世界的广阔,学会用自己的能源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用自己的积极、乐观、实干、豁达、好学去战胜自己的消极、悲观、空谈、狭隘、厌学。

4.决策过程多商量。我没受过专业训练,教书带班的方法,大都是同学生商量。是学生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班怎么带,怎么管理;语文学什么,怎么学;课怎么讲,教材怎么处理,怎样留作业,怎样考试,我都和学生商量。既使我了解了学生的需要,又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增强了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

5.给学生参与教学管理的机会。班级既然是大家的,每个人就都要为集体办事。学生既然是学习的主人,就要在参与教学实践中不断增强做主人的能力。我经常请学生讲语文课,帮助学生备课,让学生学会留作业、批改作业,学会出考试题、评考试卷。学生能做的事,我尽量不做。如:刘月承包教字,陈小闯承包教词,孙玲玲承包通假字,张雪松承包语法,孟欣承包修辞,郑岚岚承包默写,张颖承包文学常识,雷蕾承包课后练习题,宋君承包检查日记,赵平承包检查作业,王磊承包组织考试,张一楠承包补考等等。教学过程学生都参与,成为学习的主人,当主人的实践又强化了学生当主人的意识。

所谓科学,就是从管理的角度组织语文教学,减少无效劳动,帮助每位同学都成为管理者。我通过建立三个系统,提高语文管理自动化的程度。

1.建立计划系统。计划为三类:①按时间范畴订的计划,叫做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即把和语文教学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34件事分成六类,制订日、周、月等常规,使学生明确到什么时间该做哪件事。②按空间范畴订的计划,叫做事事有人干,人人有事干,使学生明确哪件事由谁具体负责。③对偶然接受的学习任务,也制订计划,制订程序,以提高效率。

2.建立监督检查系统。建立一系列的计划、规矩、制度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在于说了算,定了干,一不做,二不休,坚定不移地执行。要将计划落到实处,我们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系统,建立了自检、互检、班干部检查、班集体检查、教师抽检五道关口。并规定了各道关口具体的检查办法与补救措施。

3.建立反馈系统。只有计划系统和检查监督系统,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语文教学管理系统。因为任何计划、制度都只适合于一定的时空范畴,一旦时空条件发生了变化,仍按老规矩办事,就免不了要犯错误。为使语文学习适应变化了的时空条件,我们建立了反馈系统,确立了个别讨论反馈、班干部反馈、班集体反馈、家长反馈等四种方式,保证了学习计划、制度符合学生、家长、干部、老师的心理实际,也保证了在时空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计划、制度能从新的实际情况出发,得到及时的修改、补充,或者废除。

制订了较完善的语文教学管理制度、计划,并坚决执行,再建立了检查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这样就基本走上了以法治语文教学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无穷的奥秘。面对信息骤增,十几万家报纸杂志争鸣,日出万种书,日益喧闹的地球,人要获得生存、工作、学习的主动权,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快乐,就得更深入地认识、研究自我,从而更多地挖掘自身的巨大潜力。

回首过去,心潮汹涌;展望未来,激情满怀。

我只是站在教育科学的大海边上,感到了它的广阔与迷人,我会继续朝着海的深处探索,争取进入教学的自由王国。

宇宙浩茫,人生须臾。从日月星辰的空间角度望地球,它只是一颗星;看自我,微小到无形。从古往今来的时间角度看人类,她还在青年时代;看人生,更为短暂。唯其渺小,唯其短暂,个人才更应该将自己这一滴水溶进为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滚滚洪流中,多做实事,快做实事,去寻求生存的幸福。

199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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