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崇科举的时代

科举时代是指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社会高度重视科举、科举具有重要影响的时代。中国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虽然科举在社会上的重要性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属于科举时代。可以这么说，所谓科举时代，也就是实行科举、尊崇科举的时代。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创建了进士科，虽然因国祚短促，进士科的影响还未充分显露，但标志着科举时代的开始。到唐代，科举制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1]。自唐太宗以后，进士科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崇高，所以士人趋之若鹜，“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2]。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推动，科举考试内容日渐丰富，考试条规趋于繁密，科举在社会上真正占有了重要地位。

从唐中宗神龙（705—707）以后，还形成了曲江宴会、杏园探花、雁塔题名等科第风尚。当新科进士泛舟于曲江之上宴饮之时，请宫中教坊派乐队演奏助兴，长安城士女百姓争相观看，万人空巷，有时皇帝也登临曲江南岸的楼台观看，成为唐代京城的一大景观。这种风尚到唐玄宗时期更是盛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科举时代人们对科名的重视程度。唐代进士科竞争相当激烈，一旦及第，就是一件十分荣耀风光的大喜事，有如鲤鱼跃龙门，故云“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3]。新科进士甚至被形容为头上有“七尺焰光”^[4]。“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5]。据说有位进士落第者曾将记有进士及第者名录的《登科记》放在头上顶礼膜拜，并说：“此即千佛名经也。”^[6]晚唐时期，朝野进一步重视进士科。“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7]。

宋代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十分崇高，状元登第仪式风光无比，甚至有领兵数十万恢复幽州蓟州、班师凯旋都不可与状元相比的说法。《儒林公议》卷上说：“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下瞰者，庶士倾羡，欢动都邑。”士子一旦及第登科，意味着十年寒窗生涯到了终端，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人生发展阶段。与现代社会职业多样化不同，在实行官本位体制的中国古代，科举是读书人出人头地实现人生抱负、施展才华的唯一途径，造成整个社会高度重视科举，出现“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情况。

南宋科举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了当时流传的得意、失意诗两首：“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诗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8]金榜题名与应举落第成为人生四大快事与悲事之一，足见科举在宋代社会影响之广泛。

元代科举所取人数虽然不很多，但进士的素质也很高，故《元史·选举志》说“科举取士，得人为盛焉”^[9]，元代民间也有“国朝入仕之门，莫尚进士科”^[10]的说法。

明代则是一个高度崇重科举的朝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诏说：“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11]明清时期，科举发展得相当完备，政府对科举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的地步。明太宗时，已将考取进士视为“国家取人才第一要路”^[12]。有明一代，“国家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13]。史载“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14]。科举考试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15]

读书应举是科举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仕宦的必由之路，因而科举成为当时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和士人发展的首要步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七回中借人物之口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第十五回中则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及第不仅意味着人生际遇的转折，而且可以光耀门楣。有的西方人认为，就是古代希腊奥林匹克的得胜者也不及在北京殿试及第者来得荣耀^[16]。彭元瑞在《录遗告子》中说：“科举一道，得失颇重，不特功名之路，抑且颜面所关。”^[17]《二刻拍案惊奇》中载有《女秀才移花接木》的故事，其中谈到社会上重视进士的情况，并说“世间情面，哪有不让缙绅的？”《警世通言》第十八卷和《今古奇观》第二十一卷《老门生三世报恩》中则说：“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

科名为社会所崇尚，流风所及，甚至还形成了榜下择婿的习俗。唐代进士放榜之后，“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18]。由于科举制的兴起，在人们的择偶观念中，郎才女貌比门当户对更重要，而所谓才，主要是指能考中科举的文才。宋代女子择偶，最重进士及第，乃至盛行“榜下捉婿”的风尚。“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试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家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于饵士人，使之俯就”^[19]。这种婚姻重科第的习俗到清代还普遍存在，并有所发展。在有些地区，甚至认为与新秀才接触都会给女子带来好运。据《清稗类钞》载：“科举时代，江苏之常州各属院试，必于江阴，凡赁庑者，一衿既青，门前屋角，必有妇女于暗中牵襟弄裾，名曰摸秀，谓可得佳婿，兆宜男。又或于院试奖赏之日，小家新妇联袂出游，故与新秀才摩肩而过，谓曰轧秀。”^[20]连与新进秀才触碰都能带来福气，说明科第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的美妙。

总之，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影响重大而深远，几乎到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程度。只是物极必反，清代科举也极盛而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根基发生动摇，终于在1905年走到穷途末路，结束了1300年的科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