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研究中的系统

“组合段”是语言符号在水平方向上的线性延展,“系统”则是语言符号在垂直方向上的选择性联想。关于“组合段”的研究为“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最小单位。反过来看,后者的研究对前者也有重要影响,因为每一个“组合段”单元的形成,都是对不同的“系统”进行选择并组合的结果。可以说,“组合段”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蕴含着一个“系统”。巴尔特对于符号学研究中的“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大众文化符号的“系统”的特点、“系统”要素之间的对立关系和中性化(neutralization)现象。

索绪尔曾提出,“系统”是语言的第二根轴,是按照语言符号在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表现出的相似性而产生的联想。不过,联想还有第三个触发因素,这就是语言符号的书写形式。可见,一个语言符号的声音、书写和意义均可引发联想,并构成不同的联想场。每个场都是潜在的词项的集合体,场中的词项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依存(是指词项之间的共同成分)又互相排斥(表现为词项之间的不同成分,这使得每次只能从联想场中选择一个成分,联想场内的不同单元不能在同一个“组合段”中共存)的关系。在“系统”单元中,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不同才使得意义区分开来,因此索绪尔更加强调联想场中词项之间的差异,而对它们的共性部分重视不足。巴尔特对这一做法进行了纠正,他在肯定语言的意义取决于联想场内的意义单元之间的差异时,还提出“绝对的区分性的价值可能只存在于自然(分节)语言中”^[52],在非语言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联想场的单元之间的共同成分发挥着一种肯定性或非区分性的作用。比如,服饰系统中的“长装”和“短装”,“长”和“短”是区分性的不同因素,而“袍子”则是肯定性的共同因素。这再次表明,大众文化符号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密不可分,但却不完全相同。当语言学的理论运用于大众文化符号系统的研究时,应因地制宜地灵活使用。

巴尔特将语言符号系统中,尤其是语音系统中的诸要素之间的内在配置称为对立。这些对立形式多种多样,而它们的类型研究也是对立问题研究的关键。巴尔特还受到由语音学家特鲁别茨柯伊(Trubetzkoy)提出、由康提纽(J.Cantineau)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对立类型研究的影响。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对立类型研究。按照对立体与系统的其他项之间的关系,区分出双边对立和多边对立、相应对立和单独对立等两类。按照对立项之间的关系,可划分为否定性对立和等价对立。此外,按照对立项的区分性值项的范围,可划分出经常性对立和可消除的对立(或称作可被中立化的对立)。在这些不同种类的对立中,巴尔特尤其重视否定性对立,即有标记项与无标记项之间的对立。无标记项通常是指常见的、普通的、没有特殊附加意指因素的形式,如法语动词“吃”(manger)的动词原形,在动词的本意之外别无他意。有标记项则相反,它的形式本身具有某种特殊含义,比如“吃”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mangeons),这一动词词形本身已经标示出主语的信息。

巴尔特从无标记词项中引发出“零度”的概念。“零度不是一种彻底的缺失(这是一个常犯的错误),它是一种意指的空缺。”^[53]巴尔特早在《写作的零度》中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释,“零度的”写作是指形式不负载任何信息的纯粹的写作,是一种没有所指的能指。从这个角度看,巴尔特所提倡的“零度写作”就是一种无标记性的写作。巴尔特还发现各种非语言的大众文化系统中的对立关系及其类型,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比如在道路信号系统中,为了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交通信号必须让人们快速而又准确地解读出它的意思,不能增加人们认知交通规则系统的难度。因此,这类符号系统主要包括多边对立、否定对立和经常性对立,并尽量避免等价对立和可消除对立等。在多义性的服饰系统中,各种类型的对立都存在。可见,与语言符号系统不同,社会文化系统中对立类型分布情况更加复杂,应该加以区别对待。

巴尔特发现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所构成的否定性对立,普遍存在于语言学,尤其是语音学中。不过,在非语言的大众文化符号系统中,巴尔特提倡用一种四项对立模式^[54]来取代这种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对立关系。这说明二元对立模式必定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使用的范围和时期,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比如,当一个对立失去了适切性,不再具有意指作用,这时中性化现象就得以产生。中性化现象多发生在一定的语境中,巴尔特认为这是组合段对系统的渗透和影响。虽然,在语音学和语义学中常有中性化现象发生,但在大众文化符号系统中,不同的符号系统对中性化的要求不同。巴尔特还依据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对符号学领域中的中性化现象进行了解读。他说:“当两个能指指向同一个所指,或者两个所指对应着同一个能指时,中性化现象便会发生。”^[55]与中性化现象紧密相关的是分散场(the field of dispersal)和安全边界(security margin)概念。分散场是由在意义不变的前提下,一个语言单位(如音位)在不同语境下的所有变体组成,而这些分散场的边界就是安全边界,分散场的成员则被称为这一单元的变体。换言之,在同一分散场内的同一语言单位的不同变体发挥着相同的意指作用,这些变体之间的互相替换不会引起意义的变化。这些变体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语言单元出现的语言环境不同而引起的无关乎意义的变化,另一种则是由个别性的使用所引起的变化,如方言变体。尽管这些变体产生的原因不同,但它们都不会引起意义的根本变化。不过,在大众文化符号系统分析中,巴尔特却发现某些在直接意指层面上不会引起意义变化、没有意指作用的单元变体,很可能在涵指层面上具有意指性。比如,某一语音的方言变体,在直接意指层面上不能改变这个音所代表的意义,但却能在涵指层面上意指某个地区、某种文化或某种身份。

通过上述分析,巴尔特在理论上为“系统”概念从语言学进入符号学铺平了道路,并具体分析了服装、道路信号系统等符号意指系统中的“系统”现象。在这些研究中,巴尔特充分认识到这些非语言系统和语言系统之间的区别,并对“系统”在广义符号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使得这个概念成为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术语。

综上所述,这一节是关于巴尔特的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指巴尔特符号学思想中的“组合段-系统”这一概念组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分析研究。在这一部分中,巴尔特仍遵守从语言学到符号学的理论发展思路,对“组合段”和“系统”这组概念进行了语言学上的探源,论证了它们进入符号学理论系统的重要性和合理性,揭示了将它们运用于社会文化符号研究的可行性和价值,并对文化符号系统中的“组合段”和“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巴尔特发现符号系统的“组合段”和“系统”之间彼此渗透,存在大量的越界现象,并取得了独特的修辞效果。巴尔特说:“全部隐喻系列是一种组合段化了的聚合体,而所有转喻则是在被一个系统所固定并被并入了的组合段。”^[56]这不仅说明了这两个符号轴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也为美学、押韵和修辞等语言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巴尔特看来,整个修辞学本质上都表现出“创造性违反”的特征。总之,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研究,既是巴尔特符号学理论构建的重要部分,也是巴尔特进行社会文化符号研究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