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研究中的组合段

从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术语,到更加广泛的文学、文化符号意指系统研究的主要分析概念,“组合段”概念的重要性不容低估。然而,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巴尔特针对大众文化意指系统的特点,集中阐述了组合段的切分方法——对比替换法、组合段的意指单元的特点及其组合段单元之间的组合等问题。

索绪尔认为,“意义只能以一种分节方式产生,即通过对能指面和所指面的同时性区分的方式”^[49]。意义只能产生于对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双层分节中。同样,组合段也是以符号组合的方式出现,它处于不断延展的状态,只有对它进行有效切分才能确定其最小意义单元,即聚合单元或被称作意指单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巴尔特从语音学研究中借入了对比替换检验法(the commutation test)^[50]。根据这一方法,对比替换两个能指,如果引起了相应的所指的变化,则可以确定这两个组合段是最小意指单元或聚合单元。在非语言的符号系统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只能用于这些符号系统的语言媒介或曰元语言,如烹调论著或时装杂志的研究,即只有通过它们的语言媒介才能研究这类非同构的符号系统。在这类研究中,并不是预先给定,而是要不断构建对比替换检验法的研究对象。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非语言的符号系统的意指单元研究中,巴尔特还特别强调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服饰、物品等社会文化符号系统,往往要借助于语言系统才得以实现,然而实物系统和语言系统之间是异质的,并不完全一致。其次,不同于只有意指作用的语言符号,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符号,往往既有某种实际用途又具有一定的意指作用,这些系统中的组合单元具有实用性和表意性的复合特征。再次,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中存在“不规则”系统,如巴尔特所说的“无作用的组合段”,即无意指性的记号,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区别对待。巴尔特正是充分考虑到了社会文化和文学符号系统自身的特点后,才有效地展开了各种大众文化符号意指系统的组合段研究。

对比替换检验法通常首先发生于能指面,所指面有无相应的变化则起到辅助检验的作用。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确定“组合段”的意指单元。同时,这也确定了“系统”的基本单元,因为“组合段”中的每一个单元,都蕴含了一个“系统”的聚合体的存在。巴尔特还指出,这些“组合段”单元并不是任意的、无规律的并置起来,相反,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深受规则的制约,巴尔特称之为“受监督的”自由组合。他强调,在符号学研究中,研究这些规则和研究组合段单元本身同样重要,并且,这些组合规则也同样经历了从语言学到符号学的学理传承。对于语言符号组合段的组合及其关系的分析,首见于雅各布森对语言符号系统的分析,他从音素形成语素、从语素构成字词、从字词构成短语、从短语构成句子,层层剖析并发现各种组合单元之间的排列组合深受规则制约。正是在这些规则的制约下,语言符号由极为有限的音素,构成一定数量的词素,再通过音素和词素的组合和再组合,循环往复并最终形成无穷多的句子、段落和语篇。语言符号的这一特点,同样也存在于非语言的符号意指系统中,“沿着横组合链,我们确实发现一定数量的相同单元,符号的重复被相同单元之间的距离现象所纠正”^[51]。可见,组合段必然是由一定数量的意指单元的重复出现所构成,并且意指单元的重复率和相同意指单元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换言之,相同意指单元的重复率越高,它们之间的间隔距离便越短,反之亦然。

组合段总是处于不断延展的状态,只有通过分节才能表达意义,因此巴尔特借入了叶尔姆斯列夫所提出的对比替换检验法。在充分考虑到非语言的大众文化符号系统的非同构系统、功能符号和不规则系统等情况后,力图准确地确定这些文化符号系统中的组合段的意指单元,并强调这些意指单元在组合段中深受规则制约。对比替换检验法所确定的大众文化符号系统中的“组合段”中的意指单元,同时也是“系统”中的聚合单元。因此,在这一部分之后,有必要对符号学研究中的“系统”概念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