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奉天图书馆与“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

第一节　“满铁”奉天图书馆与“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

一　“满铁”奉天图书馆时期（1910—1931）

“满铁”奉天图书馆与满铁大连图书馆一样，有着百年风雨、百年沧桑的历史经历，其藏书与建筑是代表日本殖民者实施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物之一。1905年8月3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并转租旅顺与大连湾，夺得了俄国在东北经营铁路等一切权利。当“满铁”会社在大连正式营业之时，日本已将奉天（今沈阳）作为政治、经济、工业、军事、贸易、文化等开发和掠夺的重要城市。1906年6月1日，随着日本殖民者在奉天设立总领事馆、警察署，日本军部又宣布日本人居住许可的规定实行之后，日本人居住街在奉天悄然形成。从此，奉天成为连接南北贸易网络的交通枢纽。1906年夏，日本统治当局开通奉天道路，10月建立公立小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同年末，在奉天的日本人已达到2216人（1933年12月末达57714人）。日本殖民政府在东北开发经营社会的同时，也实行了“文化渗透”的活动，在“满铁”沿线的重要城市中，投资建立图书馆就是较早的一项文化设施。1910年11月3日，“满铁”本社在奉天寻常高等小学校内设置了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阅览场，图书仅有几十册，但它确成为奉天图书馆的开端，也成为“满铁”诸业开发基石之一。1921年，奉天图书馆新馆建立之后，由“满铁”本社直属管辖，从此，奉天担负起日本殖民政府在东北进行文化掠夺大陆中心的重要角色。伊豆井敬治说：“奉天图书馆藏书逐渐被重视，将奉天作为远东大陆中心地的同时，使图书馆成为国际的文献积集所，被视为一个文化发源地的标志性借鉴场所。”⁽¹⁾

（一）“满铁”奉天图书馆的沿革

1910年11月3日，“满铁”在奉天寻常高等小学校内设置了图书阅览场，最初的藏书仅有几十册，满足不了日本为扩大宣传的目的。1915年4月18日，图书阅览场搬迁到战前地方综合事务所的二楼。1917年6月，阅览场改为“奉天简易图书馆”，藏书约6000册。但同月27日，因地方事务所的建筑起火而造成图书烧毁355册。在受灾事务所内部修葺期间，图书阅览场暂时搬迁到事务所的三楼。1920年4月1日开始，该馆的经费由“满铁”本社支出，与大连图书馆共处在“满铁”直属管辖之下。同年，阅览场又更名为“满铁奉天图书馆”。1920年10月，该馆申请建立新的馆舍获批准，新址在萩町三番地（今沈阳市和平区南一马路10号，现为沈阳铁路图书馆），占地面积为8767.5平方米，建筑费用为83.025万日元。该馆舍为瓦式建筑，并带有地下室等建筑面积为995平方米。次年9月，“满铁”奉天图书馆建成。1921年12月，该馆正式投入使用。

1931年9月19日日军进入奉天城

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占领奉天北大营

日军侵占奉天城的装甲军用列车

1927年时的奉天（今沈阳）新市街

为“满铁”奉天图书馆背面一角

“满铁”奉天图书馆外景

随着日本居住民的增加，阅读量也随之增加。由于考虑建立新馆时的预算问题，当时没有建立书库，而把妇人阅览室代为临时的书库使用。之后该馆又连续两次进行较大的修建，投资并建立书库。1925年9月，“满铁”投资经费（金）15212元，建立瓦式四层书库，每层131.95平方米。最初书库外墙工事竣工。⁽²⁾1929年4月又投资（金）61350元对内部设施进行改造，并购买美国斯尼依多（スニ—ド）会社制的钢铁书架，书库和主建筑连接的走廊为20.98平方米，书库总面积为527.80平方米。当时该馆的总建筑面积已达1148.07平方米，藏书8万多册。

1921年“满铁”奉天图书馆内部设置的分配表⁽³⁾

注：此表根据《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中奉天图书馆资料整理改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以保护中国典籍为借口，开始疯狂地搜集、掠夺中国典籍珍藏。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开始大举进攻中国各地。占领重要城市的同时，对中国各地的文化珍宝进行疯狂地掠夺。为了更有效地占领全东北，并以东北为基地侵占全中国，日本殖民者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1937年12月1日，“满铁”行政权被移交给伪满洲国，遂将“满铁”奉天图书馆移交给铁路总局管辖，其图书馆的方针政策也被沿袭下来。1938年“满铁”大调查部成立，大连、奉天、哈尔滨三个图书馆都成为调查部机构下的文献搜集与研究场所。1942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该馆就成为“满铁”调查局奉天调查室所属。其性质完全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调查研究机构。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奉天调查室成为伪满洲铁路局附属下的一个机构。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军进入沈阳，有部分工作队驻扎在该馆，之后又一度作为苏军将校俱乐部。图书馆处于闭馆状态，馆员在地下室办公。1946年3月9日，在苏军撤离之际，该馆所藏的有关东北和蒙古的相关文献，如地志、地方民俗风情、语言、物产、图标以及百科全书等，在苏军驻留期间和撤离中丢失了3000余册。1946年4月5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时，该馆就变成汽车部队宿营之地，长达20多天。1946年4月25日，国民政府开始管理图书馆。同年10月下旬，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之前，炮兵部队又进驻该馆，造成文献损失惨重。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该馆成为沈阳铁路局图书馆。

（二）“满铁”奉天图书馆的人事情况

“满铁”奉天图书阅览场在奉天寻常高等小学校建立时，主事由小学校长河村音吉管理。1917年6月，图书馆改为“简易图书馆”时专任馆长产生，1918年3月5日又改馆长称号，落合实为主事。1920年1月11日，主事身体欠佳退休，暂由奉天补习实业校长中岛桂藏担任。

奉天图书阅览场从创立之初馆员和杂务人员分别由日本人和中国人担任（约一两名），到1919年时增加到7至8名。1926年11月，奉天图书馆制定图书馆馆务规定，设置总务和馆员两个系。随着图书馆范围的扩大，担负起殖民地文化教育的任务，图书馆的业务也逐步增加，九一八事变以后，图书馆的规模极度扩大，1934年，工作人员随之增加到19名。到1936年，该馆职员增至36名，有月薪的工作人员6名，顾问1名，雇员4名，日本人佣人20名、中国人佣人5名。截至1937年11月，奉天图书馆有32名馆员。其中馆长（参事）1人。庶务系设主任1人，事务人员1名，主要处理文件、本馆和社内各图书费用支出以及有关证件等事项。另有事务人员3人（预算和备品消耗等事项），守卫2人（入馆者登记和馆内监察），以及杂务人员4人（馆内清扫）；司书系设主任1人（负责图书、报刊订购和汉籍图书分类以及其他事项）和事务人员2人（其中特聘1人，分别负责汉籍图书和阅览事项）。馆员2人（西文卡片制作与和洋书分类等事项），同时配有4名事务人员，分别为西文阅览卡片制作、日文工作和阅览卡片制作、图书剔除以及分析参照卡片作成。1名事务人员负责图书订购接收、台账登记、代购图书资金接收以及誊写版书等事项。1名事务人员负责报纸杂志受理与整理、索引作成。此外还有常役方1人（盖藏书印、贴图书标签）。事务人员7人（1人负责各种卡片管理和寄赠以及寄托图书受理与感谢信寄送，1人为阅览卡片整理以及新到图书月报编成、书库整理和缺失图书调查，1人负责阅读指导和管理，4人为阅览管理和图书出纳与书库管理等，图书装订2人。1937年至12月缩减到26人（见下页表）。

1934—1937年“满铁”奉天图书馆工作人员表⁽⁴⁾

注：本表系根据多种资料整理而成。

（三）“满铁”奉天图书馆的文献搜集

“满铁”在奉天设置的图书馆，在开馆之初的藏书是以小说、讲座类的通俗图书为主，娱乐慰问类的大众化的图书为辅，在奉天被“满铁”视为重工业基地之后，“满铁”于1918年投资21205000元⁽⁵⁾，先后在奉天建立了各种重工业会社，如满蒙毛制会社、奉天窑业会社、满蒙酿造会社、奉天运输仓库会社、南满仓库会社、“满洲”土地建筑会社、“满洲”企业会社、“满洲”昼夜金融会社、凌田洋行等。此时日本人也不断地增加，从1907年的1645人，到1915年的2088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激增的景象可以描述为“蜂拥而至”也不为过。1932年达3782人，1936年达10497人。⁽⁶⁾日本侵略者开始大肆地对东北各地的资源、矿产等进行调查研究，也就是日本所谓的“满蒙”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各图书馆也在局势影响和“满铁”殖民政策驱使下，开设了有针对性的建立“满蒙文库”，协助殖民者对东北的开发与侵略。读者入馆率随之增长，其“利用较高的是军部、‘满铁’社员和新来读者”⁽⁷⁾。所以，奉天新馆建立后开始重点收藏重工业与“满蒙”相关的资料。图书逐年充实，与同等地位的大连图书馆藏书相比，有着珠联璧合之处。

1936年4月，两馆开始通过协议分别按不同领域进行收藏文献。“满铁”大连图书馆注重的是地志、政治、经济、法律、财政、社会、统计、殖民、产业以及中国本部有关方面的图书收藏；而奉天图书馆是搜集交通、工学、“满蒙”、西伯利亚以及边疆研究方面的图书。为适应更多读者之需求，该馆还大量地购入有关图书和研究资料，不断充实和汉洋的图书作为“满铁”学术调查研究的基础。如欧美人有关东洋的著作，特别以伪满洲为中心的蒙古、中国、西伯利亚以及东北县府志等文献的收藏为主。极力收藏那些不容易得到的珍贵、珍稀等文献。如阿莱柯塞达（アレギサンダ—）、瓦依利（ワイリ—）等亲笔书写的未刊登的“四书五经”英译原稿等。这些文献已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难得资料。

奉天图书馆还千方百计地投入资金购入珍贵文献，以满足日本政府的需求。1932年投资1127.18元购入图书1880册，1933年投资1785.77元购置2169册书，1934年以1919.50元购入2559册书，1935年投资4196.22元购入了5295册，1936年4318.97元购入了4361册书。与此同时，奉天图书馆还发动各方人士捐赠图书文献，以扩大藏书种类，为“满蒙”侵略政策的实施提供服务。为了扩大阅读范围，卫藤利夫馆长提议，于1927年5月24日，以公费经营的方式在八幡町设立图书馆。八幡町图书馆建立后与“满铁”奉天图书馆签订协议。该馆以小说、讲座类以及娱乐慰问的大众化图书作为搜藏范围，图书均由奉天馆负责。但日文图书1册在6元以上和西文图书1册在30元以上的则由八幡町图书馆负担。

奉天图书馆的藏书体系所贯穿的“五族协和”思想与馆长卫藤利夫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冈村敬二在其书中论述得更为具体。

1932年1月11日，卫藤利夫曾出席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的“满洲建国前夜日中名士座谈会”，石原莞尔作战参谋中佐论述了汉民族政治能力缺少的原因。有关满蒙占领论要根据民族协和以真诚的王道建设所引起的思想变化，与会者有的持反对意见，但卫藤引用美国大陆建设的典故例子，说明了新国家建设的社会思想形态的重要性。他的见解得到石原的赞同⁽⁸⁾。

“满铁”奉天图书馆长卫藤利夫（1883—1946）曾是王道书院维持会顾问。1883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上益城郡，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专攻美学）。1915年11月担任东京大学馆员，1919年7月进入会社图书馆工作，1920年1月担任奉天图书馆主事，1922年5月担任奉天图书馆馆长。1927年5月兼任奉天八幡町图书馆主事。1928年3月，对东洋文献极其处理法和图书馆的业务改善等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之后去东京考察一年。1929年4月就任奉天图书馆长。1934年6月被任命为参事囊、奉天地方委员会副议长。卫藤著书和译文很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从自治指导部讲师资政局训练所到满洲国大同学院特约学生指导（简任待遇），曾获得从军章、军士像（九一八事变）等大典纪念章。1942年2月，他辞去馆长一职为满铁东京支社事务特约人员，并离开了奉天。战后1946年为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

“满铁”奉天图书馆长卫藤利夫担任馆长18年以来，使该馆的藏书目标成为侵略者的“远东大陆中心地”文献积集所。对东北各资源展开调查研究的同时，广泛地搜集大量伪满洲时期的典籍和汉洋史书。伪满洲当时有66县1旗，该馆已藏113种县志。1937年12月1日，“满铁”奉天图书馆和哈尔滨图书馆随着“满铁”地方行政权的转让被移到铁路总局管辖之下。1943年因“满铁”机构改革，又被铁道总局调查局管辖。同时该馆资料与调查局资料合并。1944年，日本考虑到时局紧张，“满铁”奉天图书馆所收藏的县志和汉籍大部分被移至“满铁”大连图书馆，一些史料被疏散后，“满铁”奉天图书馆就成为完全以铁道、港湾等交通运输文献收藏为主的图书馆。卫藤利夫从1920年进入奉天图书馆到1942年离开奉天，该馆曾一度被称为“卫藤的图书馆”⁽⁹⁾，他在图书馆任职期间运营的主导思想是完全迎合了日本殖民侵略政策的。

1.图书分类与特殊资料整理

（1）图书分类。奉天图书馆的图书整理与分类法，采用最原始的开架式顺序配号法。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以顺序号整理图书感觉不便，就改为二位类十进分类法。可是在分编图书中又发现二位分类法纲目的缺憾，特别在整理保管上有许多不便，之后改为三位类法和四位类分类法。汉籍图书分类采用与其他图书不同的方法，以《四库全书》法则经、史、子、集来分类，汉籍文献书库设置在三楼。

以前日本图书馆把日、汉、西文图书区分管理，东洋、西洋的文献隔离排架，但这种方法在排列、索引、工作管理上，有重复甚至多次重复现象，既浪费人力，工作起来也不方便。卫藤利夫担任馆长后，对该馆进行全面的改革，把最初的开架式阅览方式改为闭架式阅览。图书卡片式的词组标识采用的是罗马注音，读者阅读用的是卡片目录，同时配备著者、书名和分类的三种目录。图书总账和图书整理都采用卡片式记录。1928年7月，开始制作新书名卡片阅览目录、分类和工具书目录。

另外“满铁”奉天图书馆对待“满蒙”图书分类与“满铁”大连图书馆相同，使用了特殊代码，凡是与“满蒙”有关的图书开头符号都用“M”表示，似乎应该是取“满、蒙”二字的开头汉语拼音字母“M”。该文库设立一个特别阅览室，作为专门阅览“满蒙文库”的图书场所。

（2）有关藏书方面。该馆在1910年只是图书阅览场时，藏书只有几十册。随着业务的扩大，1916年藏书达1476册。1917年藏书为6000多册；1918年3月，新主事到任后，开始注重增加图书，1919年度为5530册，1922年为13358册，1924年度增加2万多册。该馆在1925年改为“奉天图书馆”时，为积极推进“满铁”图书馆方针政策，逐年扩大购书经费，至1928年度增加至4万多册，1930年为51486册⁽¹⁰⁾，1935年为71909册，后来达8万多册。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者为推进侵华战略部署，搜集图书文献资料包罗万象，1935年搜集相关“满蒙”文献和非卖品物件文献为5295册；1936年为4361册，日文杂志370种，洋文杂志150种。⁽¹¹⁾截至1941年12月，该馆藏书有13万册之多。据史料介绍，因局势转变，日本侵略者唯恐大连图书馆遭受损失，于1943年5月假借图书馆交换为名，把大连图书馆贵重的铁道、工学、运输关系和自然科学等书籍与该馆的一般娱乐等书籍近万册进行转换保管。1944年，随着与奉天调查室合并之际，该馆又接收沈阳图书馆原藏的东北大学的有关自然科学和相关工学的西文图书5000余册转为保管。1945年该馆藏书已达15万余册。1946年至1947年，该馆历经了由苏联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官兵驻扎，以及抗日战火的浩劫，图书损失很大。移交给该馆的图书清点后仅为137530册。其中一般图书（含日、英文）82614册，中文图书29248册，未整理图书25668册（含资料）。之后在1947年8月期间，东北大学从该馆索回该校由沈阳图书馆保存的4687册图书。同年12月，沈阳博物馆从该馆要回中日文图书11857册。另外，丢失和未还的图书尚有1000多册。

（3）特殊资料整理。所谓特殊资料，是特有专业部门的相关专家在实践过程中所留下的考证、研究等有关资料。该馆在日本投降前夕只有一少部分资料整理入库，其他未整理的资料为18172册；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接收该馆时从“满铁”调查局资料课移交过来的资料为9279册；1947年接收伪满洲铁道总局资料10515册；同年3月又从政治经济研究所移交来的资料为2110册，共计有4万多册。此外，中长铁路图书室归并该馆后，移交未整理的资料有7000多件；秘书处计划科资料室的资料亦全部移交给该馆保存；旧卷保管室收藏的东北铁路等珍贵图表也将移交给该馆保存。这些资料大多为铁路技术和交通运输、业务管理等。在1947年辽西战事之际，东北总局敕令各处把有关上述重要资料共5000多册（件）运往北平（今北京）保管。

因上述所有资料都未编目、整理、分编，再加该馆经历苏军和国民党军队驻扎时的洗劫丢失等诸多因素，把那些散失凌乱的众多资料——清点整理保存时，都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该馆为了保管好这部分资料，特设一个“资料部”专人专管，分别依据东北、蒙古、中国其他地区等方面的文献内容建立不同文库，以备“满铁”和日本侵略军人以及研究人员使用。总之，众多资料无不体现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东北等地垂涎已久的野心。

2.馆内业务与阅览

“满铁”奉天图书馆从创立之初，馆内就实行免费阅览。在建立新的馆舍之后开始使用“阅览票”制度，并征收少许费用。同时设立阅览系对读者进行管理，还设置了守卫管理员⁽¹²⁾和昼夜值班人员。该馆的开馆时间⁽¹³⁾是根据1921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制定的“图书阅览规则”执行。但馆外借阅是采用“读书会员制”，读书会员每月缴纳定额会费。1921年搬入新馆后，废除“读书会员制”，馆内阅览亦收取费用（简易室1钱、读书室3钱、研究室5钱）。凡持本社优待券者，可在馆内阅览和免费外借。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有失业者或无业游民到免费阅览室休息等原因，1935年12月，开始对阅览者收取费用。1936年2月起，该馆规定到馆读者每次1钱。同时更改部分会社外借优待券，不管社内和社外只发给外借读书券。但因考虑到本社和铁路总局人员的阅览需求，从4月起对这些人员实行免费阅读。1936年11月会社制定统一规则以后，开始更改阅览室名称和所收的费用（报纸阅览室免费、普通阅览室2钱、特别阅览室10钱）。

“满铁”奉天图书馆“佐原文库”

阅览人数从最初的1910年的1719人到1915年增至13954人，1920年达到129724人。新馆舍建立后，该馆的藏书体系发生改变。在战争期间，截至1935年度，阅览人数仍达到89961人。

关于“满铁”奉天图书馆的馆外业务方面，该馆为执行日本殖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扩大阅读和宣传，图书馆利用各种办法扩大阅读量，还经常组织读者参加“满铁”会社推行的殖民地政策活动。如建立分馆及各种形式的文库。如利用“巡回书库”，到医院和学校开办阅览场，有的前往车站建立报纸阅览场。还在铁路7个中间站所和奉天实业补习学校、城内青年团、益济寮、“满蒙”特产会社、虎石台守备队、南满制糖会社、医大启哑会等处建立阅览场，同时利用“开展图书馆服务活动”，举行各种演讲会、研究会、讲座等吸引读者。

1918年为出征西伯利亚的日军提供图书，与大连图书馆一起举行沿线各个图书馆慰问图书征集活动，建立“阵中文库”。九一八事变时期建立“满蒙时局文库”，为更多热衷研究“满蒙”，开发伪满洲、侵略东北的日军提供了方便，激发了更多的日本人的阅读兴趣，扩大了侵略政策的宣传。该馆在市内各处设立内线电话咨询业务，落合主事在任期间，在桥立町派出所内设置阅览业务，其夫人也同在一所工作。1919年12月5日，在赤十字奉天医院院长小川勇的私宅内开设图书阅览场。1923年5月，奉天高等女校内设置“妇人阅览场”，6月1日正式开业（1932年终止）。图书馆“巡回书库”每月拿出50至60册作为巡回图书。

此外，“满铁”奉天图书馆根据捐赠者的名字建立了各种“文库”。如“佐原文库”、“石本文库”、“小平文库”等。“佐原文库”中文献有5131册，价值2015000元。“佐原”为佐原笃介，原《盛京时报》的社长。其遗族佐原太郎在1934年7月11日把他所收藏的文献寄赠给奉天图书馆。佐原笃介（1874—1932）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法律系，1898年任职于东京的时事新报社，1900年成为上海特派员。曾先后担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驻上海通讯员，后任《水星》英文新闻报董事和副主编。1920年为国际通信社上海支店长，1926年为《盛京时报》的社长。“石本文库”为“满铁”理事总务部长石本宪治捐赠的文献。该文库主要以汉籍善本和拓片、诗文为主。“小平文库”为日本汉学家小平总治赠的书籍，以金石文献为主（在834件中，金石为512件），该文献年代早，从周、秦、两汉到隋唐的文献很多，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937年时的“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

“满铁”奉天图书馆还编辑出版了一些馆藏文献刊物，如《特选文库运动图书陈列目录》（1926年4月）、《特选文库园艺图书陈列目录》（1926年5月）、《儿童读物书法美术展览会陈列目录》（1916年11月）、《乾隆御制盛京赋原文》（1933年7月）、东陵（印刷照片1934年）、《热河写真展览会目录》（1934年11月）、《乾隆御制盛京赋图版》（1932年4月）、《展览图书手稿解说》（1932年6月）、《热河文献展览会陈列目录》（1933年7月）、《有关托尔斯泰图书展览会陈列目录》（1935年11月）、《满洲古碑拓陈列目录》（1935年11月）、 《佐原文库分类目录》（1936年8月）等。该馆为配合宣传，还出版发行许多馆刊，如据1930年奉天图书馆名著题解刊行物⁽¹⁴⁾，有馆长卫滕利夫著的《ピントの东洋旅行记》（第一册1930年10月）、《卫匡国の鞑靼战记》（第二册1930年11月）、《南怀仁の满洲纪行》（第三册1930年12月）、《李明の支那记》（第四册1930年1月）、《俄国的远东经略遡源》（第五册1930年3月）等供各种读者使用或阅读。

1932年“满铁”奉天图书馆书库

1931—1935年“满铁”奉天图书馆发行的丛刊⁽¹⁵⁾

二　“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1931—1945）

（一）“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的创立经过

“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是在“满铁”奉天图书馆的经营主体下创立的。日本殖民者最初要掠夺《四库全书》，是采纳了“满铁”奉天图书馆长卫藤利夫的建议。1915年，日本殖民者以郭松龄反奉，城内混乱为借口，卫藤利夫向警察署长藤原铁太郎交涉，希望将《四库全书》移至省当局附属地避难。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柳条湖挑起九一八事变之际，卫藤利夫和馆员植野武雄⁽¹⁶⁾以《四库全书》的安全为借口，奔走于奉天的日本殖民政府和各个机关，最后于9月26日奉天市长土肥发出公告，令地方自治维持会委员长袁金铠协助日本军将《四库全书》全部掠走。冈村敬二在回忆中提到有关卫藤与关东军森参谋商量的有关“保护”《四库全书》的方法，他提议建立了一个防火混凝土书库来放置《四库全书》。

九一八事变以后，“征得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中将（后为大将）的同意，关东军将奉天城内大南门张学良官邸作为文化机构，企图永久保存。”⁽¹⁷⁾第二年大同元年四月，决定在该处创立图书馆⁽¹⁸⁾。在保存所有贵重图书的同时，还把原东北大学、冯庸大学、故宫、翠升书院的藏书，以及散逸在奉天各处的贵重汉籍全部搬迁到该处。日本殖民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达成协议，以张学良官邸作为设立伪满洲国文化振兴中心机关国立文化院。建立该院的主要目的是“更广泛地搜集有关东洋文化的图书和相关记录等文献，作为‘满蒙’学术研究的资料”。⁽¹⁹⁾他们计划以该处作为图书馆的基础加以建设，推进这个计划的是关东军司令部第三课森参谋长。最后由于经费问题，日本与伪满洲国学者最终没有达成共识建成国立文化院的研究机构，而是建立了图书馆。有关“国立图书馆设立计划书”、“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设立说明书”经过商讨如下：

1932年4月，搜集整理分散到东北大学华生书院的奉天宫殿内的贵重记录，以及各所的清代文献。6月18日，暂定名称“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开馆，设置在张学良官邸，有既壮观又娴静的环境，很适宜作为研究所使用。重点搜集与满洲有关联的历史、地理方面的古文献。7月7日，关东军移交给满洲国奉天省公署“满洲国立图书馆タラシムベシ”，由满洲国国务院文教部总长管辖该馆（之后为民政部所管），关东军援助房屋的修缮，援助修缮费为1500日元，还垫付了5月到7月的人事费4000日元。外务省在1932年度又给予9000日元的援助经费，这是资金不足的无可奈何之举。⁽²⁰⁾

1932年7月7日，日军正式把该机构转交给伪满洲国，作为文教部直属管辖的图书馆。9月1日，“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也全部移管该处，故该处成为“国立图书馆”。

（二）张学良的官邸与文献收藏处

“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的馆舍开始定在张学良的官邸。张学良的官邸是1914年由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任陆军第27师师长时修建的，占地29146平方米，总面积为27570平方米。另外将奉天故宫西院“文渊阁”作为该图书馆的分馆，九一八事变时该处作为没收物产的储藏之所。有关该处的情况在《满洲奉天日本人史》中有所记载：

当时根据北京招聘来的杉村勇造首次提出的图书馆应保存《四库全书》的提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考虑到此建筑物（指张学良官邸）有一定意义。于是（组织人力）开始搜集东北冯庸等几个大学、城内的故宫、翠升书院等藏书。在奉天故宫内的“文溯阁”收藏的《四库全书》共36000余册，殿版古今图书集成40000余册，罗振玉捐赠所收藏的史料，稻叶岩吉（君山）博士委托的8000多册。这些文献将成为研究清朝的政治、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宝库⁽²¹⁾。

国立奉天图书馆由本馆和分馆组成。张学良官邸为本馆，“文溯阁”为分馆。本馆是中西洋式三楼建筑，经过十多年的改善。楼下为阅览室、“司书”室、馆长室和其他事务室；二楼为档案以及户籍类文献等；三楼为研究室、编纂室。本馆书库为康德二年（1935）10月，投资3万元建立起的新书库。该库采用钢筋混凝土的三层楼建筑，各楼层全部使用钢架；一楼存放一般图书和拓本类、经部、子部、集部文献；二楼为丛书类、史部文献；三楼为收藏殿版和有关“满蒙”文图书。分馆“文溯阁”在奉天城内西门，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木造建筑物，《四库全书》全部存放在那里。在康德三年春（1936）施工建立《四库全书》新的书库，并于同年11月上旬竣工。在施工过程中，《四库全书》被临时搬迁到张学良官邸存放，书库建成后全部搬迁回“文溯阁”保管。

该馆的馆长从1933年6月开始由参议府参议袁金铠兼任，奉天省参事官金毓黻为副馆长；中国方面的馆员为陈思、金九经，雇员安世琦，日本方面事务主任有官西田实，馆员秋真实造，雇员久芳武金、古贺新等。

张学良的官邸在1945年前作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使用，最初代理馆长为松崎鹤夫，隶属伪满洲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管辖。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处先后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文化部、东北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文联、作家协会等团体办公场所。现为“张氏帅府博物馆”，是辽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藏书与馆内阅览情况

国立奉天图书馆的藏书主要是以“学术参考图书馆为宗旨”，⁽²²⁾所以其搜集的文献主要是与“满蒙”有关的历史、地理等贵重汉籍为主，即“满洲国的国宝文献，以世界著名的《四库全书》为始，以及殿版、善本、‘满蒙’文书籍、旗人著作、户籍册、‘满蒙’有关的古碑拓本（辽、金、元、明、清各时代），和国内旧府县地志等作为文献收藏中心”。⁽²³⁾该馆所收集的殿版非常完备。据1937年统计，该馆的藏书册数有：《四库全书》（36318册）、“殿版书籍”（39805册）、善本（1971册）、丛书和经、史、子、集（64150册）、“满蒙”文献（15274册）、西文图书（1367册），总计159109册。此外，拓本类文献约2000幅。

因该馆主要以汉籍收藏为主，兼有“满蒙”等相关文献，读者群体所阅读的大多是“满蒙”有关的历史、地志、律令等的汉籍，其次是宗教、哲学、文学等方面图书。汉籍文献只限专家阅读，一般图书对普通读者开放。在1937年3月统计该馆阅读情况，读者每月平均有200人，1年有2400多人到馆阅读。此外，到馆参观者一年达15000多人，每月平均1200多人。

三　“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的文献价值

（一）文献整理状况

1932年6月18日该馆在开馆初期，袁金铠馆长就聘用研究汉学的日本人杉村勇造开始对该馆的贵重文献“基础资料”⁽²⁴⁾进行整理，主要是对关东军所掠夺的数万册书的整理。如《四库全书》、《清史目录》、未装订的“武英殿”刊本，以及馆员对古籍研究和版本情况的调查。伪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出资5000日元整理这些文献。九一八事变之际，日本关东军极力“保护”的《四库全书》、《清朝实录》以及“殿版”⁽²⁵⁾的文献，大多是清朝三百年间的文化结晶，而这些贵重的文献正是日军趁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所掠夺的。关于日军劫掠文献的过程，《支那时报》主编水野梅晓⁽²⁶⁾在《谈满洲文化》中对日军侵略之举供认不讳：

在我国的传统政策下，我神速的关东军在去年爆发的事变之际（指九一八事变）毫未迟滞维持地方的治安，无遗憾地把奉天省的现存固有文化完全地保护起来。总而言之，无论是明治大帝不当的权益扩张也好，还是呈显的侵略欲望暂且不讲，全心保持永久的东洋和平，搜集任何物品和图书以便保存与使用。⁽²⁷⁾

不容置疑，水野梅晓毫不掩饰地记录殖民掠夺证言，有效地回击了植野武雄在《书香》中的《有关四库全书》一文提到的，认为掠夺《四库全书》是“恶意宣传”。植野说：

9月18日打破夜半沈阳城的炮声震撼了亚洲。在那震撼中奉天省城悬挂着日本国旗，守护着《四库全书》、《满洲老档》、《满洲实录》的原本、《康熙地图》铜版等。中国南方新闻报道日人掠夺了《四库全书》，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恶意宣传。日本是为了道义，把人类的共同至宝，东洋文化的交响乐在这战争的旋涡中，安恙地守到最后。⁽²⁸⁾

同是一件事，同是日本人却做出不同的记载。并非谁有良知，只不过是有的善于掩人耳目，有的显出赤裸一点而已。

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在开馆初期，需要对关东军所搜集的数万册图书进行整理，所藏图书多为“基础资料”⁽²⁹⁾：《四库全书》、《清朝实录》、未装订的武英殿刊本⁽³⁰⁾等文献。这是日军自豪地“保护”下来的中华典籍文献。这些文献的数量如下：

《四库全书》　　　　　　36318册

《图书集成》　　　　　　5000册（殿版）

“清朝实录”　　　　　　约9000册（满汉合璧）

《圣训》　　　　　　　　约2000册（满汉合璧）

殿版图书　　　　　　　　约5600册1932年9月1日清点

张学良官邸现存图书　　　15465册⁽³¹⁾

萃升书院图书　　　　　　13295册⁽³²⁾1932年7月10日搬入该馆（张学良官邸）

东北大学图书（第一次）　8300册（内有一部殿版）1932年6月25日搬入本馆（张学良官邸）

东北大学图书（第二次）　94种5850册1932年8月20日搬入该馆（张学良官邸）东北大学图书（第三次）　430种4800册1933年4月2日移交

冯庸大学现存图书　　　　2893册⁽³³⁾藏于该馆（张学良官邸）

盛京故宫殿版图书　　　　281种934包（未装订）

盛京故宫殿满文档案　　　约60箱1932年10月5日搬入

另外，罗振玉所保存的文献也被收藏在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东京日日新闻》中记载，罗振玉在天津时购买收藏了辛亥革命时期官吏所藏的清朝内阁文库，内容是元、明、清三朝约有600年的公文书2000余包。这些文献随罗振玉迁至旅顺官邸。在整理这些珍贵文献过程中，水野梅晓会同旅顺的罗振玉、罗福成以及大连图书馆员松崎鹤雄等进行整理分类，编成目录。之后移交给国立奉天图书馆。

关于罗振玉的文献整理，冈村敬二在书中略微有所提到。当时日本殖民当局“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派遣《支那时报》主编水野梅晓到大连进行。同时《大连新闻》还报道有关“水野一行十六日来连‘不甚是愉快之事，因满洲事变所引起的混乱，为防止军部贵重秘录约十万册散失，罕见的图书运到奉天整理中……战乱开始，这是军部保护文化的一件事，我出发前去拜访本庄中将，他很感谢我们的到来’。9月，水野与各系所进行交涉，7日驻满日本大使馆，满洲方面和日本方面恳谈在新京大同公园设置满洲国立博物馆事宜”⁽³⁴⁾等消息。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水野梅晓和卫藤利夫在日本殖民当局侵掠伪满洲珍藏文献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奉天建立的“满铁奉天图书馆”随之建立的“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的目的，是把奉天视为他们侵略东北地区的重要文献的聚集地，收藏图书的重要场所之一。其重要文献除了上述文献之外，还有如下文献让日本殖民者垂涎已久。“满铁”调查部资料课原觉在1940年对奉天所藏的珍贵文献做过详细调查：

现存奉天的古典资料，大体形成三个种类：成书、记录和文书。即清内府编纂校刊书籍、清朝档案类、清内阁及盛京内务府的公文书类。第一类属于“翔凤阁”的殿版图书和“文溯阁”的《四库全书》等；第二类为“敬典阁”的玉牒、“崇谟阁”的实录及圣训；第三类为清朝内阁大库所藏的案卷、图册、碑记、试卷、朱谕以及外藩属国的表章、内外臣士所上奏的题本、奏本等一部分，作为“大库史料”，同时西七间楼的档案类和其他清末到民国末年在满各机关的文书资料等。⁽³⁵⁾

他在调查中还详细记录了在故宫殿收藏的“敬典阁”的玉牒⁽³⁶⁾、“崇谟阁”⁽³⁷⁾的实录及圣训，属于伪满洲国皇室御所藏，归陵庙办事所管辖。“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是在国立奉天图书馆管辖之下。国立奉天图书馆收藏的还有各种殿版图书（主要是“翔凤阁”⁽³⁸⁾收藏的文献）、各种档案类文献、大库史料以及伪满各机关文书资料（为伪满洲国务院旧籍整理处所管）。

（二）有关“清朝实录”与“敬典阁的玉牒”

在奉天故宫博物馆“崇谟阁”中收藏着《清朝实录》、《圣训》、《满文老档》⁽³⁹⁾等文献。《清朝实录》是从清太祖天命（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到穆宗同治（爱新觉罗·载淳）的历代实录。均属政治机密文书，未曾对外公开解密过，是宫内记录的有关实际政治方面的重要文书，若是公开也是太祖各朝之后的事情。为详细记录太祖、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及世祖顺治（爱新觉罗·福临）进入关内以及政治如何运行情况，圣祖康熙（爱新觉罗·玄烨）以及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召集在京的天下学士，编撰了各种事迹包罗万象，册数浩繁。如：

　　太祖实录图　　2帙　　　8册　　　　 834页

　　太祖实录　　　4帙　　　13册　　　　286页

　　太宗实录　　　12帙　　 68册　　　 2158页

　　世祖实录　　　24帙　　 147册　　　 3241页

　　圣祖实录　　　101帙　　303册　　　 7545页

　　世祖实录　　　54帙　　 162册　　　 4187页

　　高祖实录　　　244帙　　1505册　　　42206页

　　仁宗实录　　　94帙　　 378册　　　 10568页

　　宣宗实录　　　120帙　　481册　　　 15717页

　　文宗实录　　　48帙　　 360册　　　 11085页

　　穆宗实录　　　55帙　　 376册　　　13937页

　　合计　　　　　785帙　　3801册　　　111764页

1935—1939年伪满洲国政府又对上述各“实录”的满文历朝实录进行影印，如《满汉实录》（2帙8册）、《实录图》（为满洲实录2帙8册）、《太祖满文实录》（4帙10册）、《太宗满文实录》（12帙65册）、《世祖满文实录》（24帙144册）、《圣祖实录》（100帙300册）、《高祖满文实录》（53帙159册）、《仁宗满文实录》（93帙374册）、《宣宗满文实录》（119帙476册）、《文宗满文实录》（47帙356册）、《穆宗满文实录》（54帙374册）。⁽⁴⁰⁾这其中“实录图”是1935年由伪满洲国政府出版，此外还有1929年奉天通志馆影印本、1936年辽海青年社铅印本2种。

水野梅晓在文章中另提到宣宗道光十八年（1828）从正月到六月有7册；穆宗咸丰十一年七至九月有5册缺本，后依照北京宫廷内所藏的文献补充进去。但德宗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的实录未收入奉天的“崇谟阁”，传说在执政的身边保管。在上述贵重文献整理过程中，没有查到详细记载，整理的地址是张学良官邸，由奉天省长公署参事金毓黻主任带领，督促多位学者加急作成目录。“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就是在这样的典籍收藏中建立起来的。

有关“敬典阁的玉牒”的文献，有帝系、黄档、红档三种类别。据原觉记载：

帝系是皇帝系谱，从顺治至光绪满文26册，汉文25册；黄档为皇帝子女系谱，即宗室系谱。顺治十八年至光绪末年满汉文80册；红档是景二祖的子孙递传的系谱，就是所谓觉罗系谱，这是顺治至光绪年间的满汉文234包。这些“玉牒”是顺治、咸丰、同治年间的一次修编，其他是历代大概每十年进行修编⁽⁴¹⁾

这三种“玉牒”在北京、盛京的两个故宫内收藏，属于伪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管辖。

“文溯阁”全景

“文溯阁”新建的书库内一角

“文溯阁”

御制“文溯阁”碑亭

“文溯阁”新建书库外观

《四库全书》封面（左图）与内容（右下图）

“崇谟阁”中保管的“玉蝶”、“圣训”、实录使用的金龙柜。

“文溯阁”存放《四库全书》之处中下两层。下层的书箱是存放《钦定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总目，中层是存放《四库全书》。

“文溯阁”存放《四库全书》之处

（三）有关《四库全书》逸事

1.《四库全书》的编纂⁽⁴²⁾、印行与几经罹难之运

《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纂修，经历了十年，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称“四库”。《四库全书》“编修的从事人员有正总裁16人、副总裁10人、总阅官15人、总纂官3人、缮写处分校官179人、其他等366人之多”⁽⁴³⁾。《四库全书》是高宗乾隆帝根据任安徽学政朱筠创意敕令，以博学者鸿儒为主编人员，开始搜集清代相关文献。搜集范围极其广泛，从敕选本、内府藏本、永乐大典到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等数万册。在编纂过程中缜密校勘、郑重缮写，过程长达十年之久，主要内容是宣扬清王朝统治和封建礼教，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则抽节篡改或“干脆不予收录”。《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最初编纂了四部。分别收藏在圆明阁内“文源阁”、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热河离宫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奉天故宫的“文溯阁”。被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其后又续编三部，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完成。分别收藏在镇江金山寺内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又称为“江浙三阁”或“南三阁”。以上七部为正本，之后又续一部副本藏在翰林院。

《四库全书》共有七部，分别存放在七阁，之后“文宗阁”、“文汇阁”的“四库”于咸丰三年（1853）毁于太平军与清军的战火。“文源阁”是在咸丰十年（1860）间被英法联军焚毁，翰林院副本也同时烧毁。“文渊阁”的《四库全书》自嘉庆以后，始终原封不动地保存在紫禁城内的宫中。到了辛亥革命后，“文澜阁”倒塌，所藏之书也多散失，后被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发现寻求书商代购救出8000余册（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并由兄弟二人补抄得以完整。⁽⁴⁴⁾1911年由浙江公立图书馆保管，现保存在浙江省图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曾先后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考虑《四库全书》会在战火中遭到破坏，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转运上海，又辗转重庆、南京等地，最后又运至台湾。据黄爱平的《七阁〈四库全书〉的不同命运》一文中介绍。现“文渊阁”《四库全书》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1937年前后仅剩下北平国立图书馆所藏的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据黄爱平文中介绍，在清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前，宣统元年（1909），清朝学部拟建立京师图书馆来保存“文津阁”《四库全书》，但还没来得及实施，民国政府就建立了，学务部就被民国政府教育部接管。1914年，“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从热河连同书架全部搬运到北平，1915年正式由北平京师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今为国家图书馆）接收。这是七阁中唯一一个保全原样的《四库全书》。奉天的“文溯阁”本也几经更迭转运残缺不全。

《四库全书》前后共编纂20年，由三百多名学士撰修。有经部十类5493册；史部十五类9487册，子部十四类9073册，集部五类12265册，总计4类36318册。以绢为封面，经部为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蓝色、集部为灰色。以真迹誊清原稿，第一页都盖有“文溯阁宝”朱印。

2.“文溯阁”《四库全书》几多劫难之运

国立奉天图书馆所藏的《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合计共3590种，36221册，6139函，79897卷（最初数字为79337卷），2304989万页⁽⁴⁵⁾，其中经部748种，10242卷，5477册，955函；史部为581种，22121卷，9408册，1584函；子部957种，17945卷，9070册，1584函；集部为1304种，29589卷，12266册，2016函。被日本殖民者视为“满洲国宝级文献”⁽⁴⁶⁾，被当时世界学术界称为东洋文化的金字塔。

《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送到奉天“文溯阁”收藏。乾隆五十二年（1787）发现热河“文津阁”所藏图书的错误很多，于是决定“文渊”、“文源”、“文津”所藏《四库全书》重新校对，并将造成“文津阁”疏漏的原校官罚往奉天重新校对“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担任这一任务者为总编纂人陆锡熊。乾隆五十五年九月（1790年10月至11月间）陆锡熊上奏称“所有书籍全部校对完毕，核对也已经竣工，其中各书所错落偏谬甚多，随时修改，此外漏写错写应另行修缮该册，所有都已写完”。五十六年（1791年）十二月，陆锡熊又奏“全书卷帙繁多，虽经屡次校对时有改正，中间缺落舛误尚多，所有‘文溯阁’全书也应重新详核，一交明年新春，臣即起程前往，详为核办”。⁽⁴⁷⁾陆锡熊于五十七年抵达奉天，还未来得及开始校对即已病逝。

故宫“翔凤阁”中所藏的殿版《四库全书》全部移到图书馆保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有关日本殖民当局劫得《四库全书》的过程，水野梅晓在《谈满洲文化》中作了记述。

吾人于满洲图书馆所收藏的图书，值得赞许者未过于《四库全书》，其经历的命运于此说明。《四库全书》如何被我军占有（明治三十八年，西历1905年）保护起来，经过十年，到民国三年（1914）在袁世凯称帝之时，当时奉天督军段芝贵为向袁献媚，把这贵重的“四库”全部送到北京，奉天省民非常担心。然而物迁星移，又经过十一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段祺瑞（执政）主办善后会议，张作霖父子出席其会，有机会入关，对段执政提议回收之事。同年七月中旬在内阁提议中，允许运回，直接电达奉天，让张元俊、汪芝云、赵纯三人进京，同时在京的奉天三十多人协力，在保和殿清点保管中的所有《四库全书》，用了整整八天的时间。回奉天，实际是同年八月八日之事。⁽⁴⁸⁾

《四库全书》于民国十五年（1926）后又运回到“文溯阁”。其在京奉往返期间，经部以及史部的书籍16种72卷遗失，直至翌年夏在谭峻山的委托下，督促鼓励20余人历经一年的时间，仿照浙江“文澜阁”的《四库全书》补写，完成于民国十六年（1927）。

水野梅晓称竭尽全力为《四库全书》回收以及补充其缺少部分的人们，“这一切应该归功于最初的张作霖父子，及冯广民、袁金铠、王永江、杨宇霆、莫得惠、梁王书等原奉天的文武全体官员的努力。虽然张家父子对文化无太多的理解，但尚且知道文献的贵重，在极力回收和补充方面，他们是功不可没的。”⁽⁴⁹⁾

1933年，台湾的文学博士币原坦发起设立《四库全书》保存办事会。4月1日发表“四库全书印行宗旨书”，却因多次战乱和自然灾害而没能完成此项计划。有关奉天“文溯阁”藏《四库全书》本刊行一事，是伪满洲国为“庆祝满洲国建国纪念”，“宣传满洲建国精神、王道精神，让世界了解康熙乾隆时代的清朝文化”而提出复刻《四库全书》。当时办事会推荐爱新觉罗·溥仪为总裁，武藤信义为名誉顾问组成专务理事和理事。

关于“文溯阁”资料刊行一事，当初是作为国立奉天图书馆的一项事业计划，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给日本陆军省次官柳川平助打电报并向有关各省函询。外务省复函称：“为发扬东方文化，复刻印行”是有意义之事，这是伪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的事业，是以图书馆为中心进行“日满两国合作的文化事业”的必要之举。对此计划听取了各方专家的反馈意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决议，南京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为首，联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把北京紫禁城内“文渊阁”《四库全书》复刻刊行，并准备疏散到当时上海故宫博物馆的储藏处。未刊的珍本亦有1500册约9万页。

日本殖民者投降后，“文溯阁”《四库全书》由国民党政府的国立沈阳博物院图书馆接收保存。新中国成立后由东北人民政府文物处接管，之后交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的前身）。1966年时期，文化部决定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移交给甘肃省图书馆保管。遂“文溯阁”的《四库全书》由沈阳迁往兰州。2005年，甘肃省图书馆为了弘扬中华典籍的博大精神，建立“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

四　1945年前后“满洲”国立图书馆

（一）“旧时代的记录整理处”

日本殖民者除掠夺以上宝库之外，还对伪满洲国成立前各官署保存的旧资料、档案等全部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并特设一个“旧时代的记录整理处”，由松浦嘉三郎处长带领100多名中国职员对100多万件的文件进行整理。

“旧时代的记录整理处”是1937年5月28日根据伪满洲国务院训令（第37号）“有关旧时代的记录统一管理令”设立，由国务院总务厅所管，总务厅星野直树提出“旧时代的记录整理办法”的方案，主要是对过去的制度、施政等一些贵重资料进行整理，各官署及自治体保存的旧时代记录，以及执务上的参考资料寄送给奉天图书馆长，分别以“重要文书（甲）”或“普通文书（乙）”表示，同时下达“各官署等保存旧时代记录收集整理有关文件”。国务院总务厅长又规定，由奉天图书馆长确定旧时代记录整理保管利用的有关纲要，并指示要作出搜集状况报告、整理完的分类目录，以及有关外借须经厅长许可等规定。

1938年，伪满洲国设定由总务厅文书科长管辖，12月设立中央图书馆储备处，奉天图书馆旧时代的记录整理归受其管辖。“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是国立图书馆创设的研究机关，作为政府、协和会、建国大学研究院、大陆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成员有总务厅长兼委员长星野直树，委员为民政部大臣孙其昌、大陆科学院长铃木梅太郎、大同学院长井上忠也、建国大学副总长作田壮一、参议臧式毅、尚书府大臣袁金铠、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桥本虎之助等兼任，初代的干事长由总务厅次长岸信介兼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长⁽⁵⁰⁾。

据冈村敬二书中介绍，松浦嘉三郎于1941年3月20日调入大同学院任教授，该处由事务馆兼司书官竹村二郎代理院长。同年4月从司书兼总务厅官员升格为司书官，荐任三等官员弥吉光长担任。6月25日，该处的司书官改为由国务院文库兼任奉天旧籍整理处长。奉天图书馆属于旧籍整理处，弥吉光长就成为奉天图书馆馆长兼旧籍整理处长。后建国大学助理教授山本守接任弥吉光长任馆长。⁽⁵¹⁾

（二）1945年后图书馆文献的命运

在日本即将败退之时，日本殖民者极为关注这些贵重的文献，想将其疏散到兴京（今长春）。根据冈村敬二在《被遗留的藏书——满铁图书馆·海外日本图书馆的历史》的记载：

1945年以后，奉天图书馆接到命令，要把奉天的贵重书疏散到兴京。但中国职员没有接受此命令，担心在搬运过程中出现图书损失和丢失现象，弥吉光长接受了这个意见。8月8日，弥吉找个借口，和建筑局的藤野科长、抚顺图书馆馆长渡边在兴京附近史迹周游。那天夜里，藤野到兴京县公署，在公署会议中听到苏联已进入东部国境，关东军正在败退，为此才召开此会议。惊慌的弥吉在翌日天未明时刻就匆忙回到奉天。奉天官吏接到命令开始往营口疏散，官厅街出现大的骚动。决定“疏散官吏”后，奉天图书馆旧籍整理处的日本职员全部作出出征准备，留下了弥吉和70名中国人没有撤退，并告知，如果“敌人”来袭击就用发给的氰酸钾自行决断。

迎来了8月15日，馆员一起听“重要广播”。很少通过中国语翻译的弥吉冷静地思考善后政策。听完广播后，中国人也全部骚乱，而弥吉曾说：“日本失败了，我现在已不是馆长了，这个图书馆要各位尽自己力量来保护，继续保护日本人所保护的清朝文化，各位要保护这文化至宝一直到下个馆长来时，保持完好无损”。⁽⁵²⁾

弥吉在这之后与庶务郝庆柏商量，把所有的建筑、书库以及故宫的“文溯阁”全部封存，在封条上盖上封印，把图书馆的用品和备品运到书库中，由郝庆柏等三人为保管人员，在必要开封时，要三人协商之后再由三人同时开封。把与图书馆无关的家具卖给古物商，卖的资金平均分给馆员，同时与以前故友伪满洲中央银行支店长交涉，贷了30万日元，给馆员发工资。三个月之后，该馆更改名为“国立沈阳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

弥吉回忆中提到了战后苏联军队接管国立奉天图书馆情形：“苏联军把汉籍疏散，将有关俄文资料搬走。留下馆员西泽秀正、松原浅右卫门进行整理保存。1948年6月西泽秀正回日本，（图书馆）已完全为中国接管。”⁽⁵³⁾最后由弥吉与中国政府交接了所有的贵重资料，包括“《四库全书》以及清乾隆帝古今重要汉籍编撰抄写的79070卷珍贵图书，现在世界上只有奉天珍藏着这些图书”。⁽⁵⁴⁾

战后不久，国立奉天图书馆成为国立沈阳图书馆的研究部，古典汉籍和1945年前的文献全部放置于该部，“文溯阁”也被修复。“图书馆旁的原第一军司令部成为阅览室，中国的新刊图书进行对外开放”⁽⁵⁵⁾。

国立奉天图书馆从建立到1939年期间，曾发行刊物近20种。该馆在调查研究方面也是针对其“满蒙”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项调查，不断地发行有关文献。如1935年前该馆发行《图书原本殿版书目》、《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八旗人著作书目》。1935年后又陆续出版《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抄录》。⁽⁵⁶⁾1935年1月开始进行《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名索引》编写，8月编纂《图书分类目录》，1936年编完，1939年前后全部编成。有《翔凤阁殿版聚珍图书目录》、《国立奉天图书馆殿版书目》（大同元年版）、《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大同二版）、《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114卷32册）、《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1938年版）、《关于文溯阁四库全书旧档史料》（1934年版）、《藏书原目》（1934年版）、《图书馆季刊》第一号（1934年版）、《辽陵石刻集录》（上下编，六卷二册1934年版）、《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图书分类目录》（1936年版）、《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特别陈列目录》（1937年版）、《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增加图书目录》（1-4号）、《辽海书录》（1934年版）、《营造法式校勘记》、《馆藏善本书志略》、《馆藏新购殿本书目》、《馆藏新购八旗人著述书目》、《故阚铎氏寄赠书目》（1934年版）、《满汉合璧满洲祭神祭天曲礼》（1934年版）、《殿版图书分类目录、附满蒙文书目》（1939年版）等。

总之，伪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所遗留下来的珍贵史料，不但承载时代的价值，也刻有日本统治时期的文化侵略的烙痕。在奉天图书馆最后一位馆长弥吉光长、大连图书馆馆员大谷武男的回忆录中，都清楚地记录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化侵略举措。水野梅晓所谓对中国东方文化的“保护行动”也不过是在宣传其殖民政策而已。建立伪满洲国立图书馆和国立博物馆，都是在文化侵略之所谓“文化保护”，其实都是为日本政治服务的。水野梅晓曾在《明治大帝和奉天文化的保护》中这样述说：

1905年3月10日，我军（指日军）占领奉天的当时，我国学术界首先瞄准存放在奉天故宫的《四库全书》以及众多的殿版书籍，并提议搬运到我国。⁽⁵⁷⁾

但是，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后，并未将《四库全书》等从奉天掠往日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重要一条应是中国政府和文人学士的抵制。日本侵略当局慑于中国民众的威力，也不得不考虑中国当时宣布“局外中立”，并颁布了“中立条规”。其中有“交战国际海军在中国局外境地内应遵守82项”，另按国际条约规定的中立国的物件要在原地保管，日本殖民者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贵重的文献搬回日本。

综上所述，“满铁”奉天图书馆（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的重要文献，有收藏在奉天宫殿（今故宫）的价值极高的“文溯阁本”⁽⁵⁸⁾《四库全书》，以及在九一八事变后所搜集的东北大学等珍贵资料和各机关的文献。从其搜集的满蒙的众多史料中，我们看到日本的野心谋略，实质是以“文装的武备”手段进行阴谋侵略中国。然而，日本殖民者向世界宣称要成为文化的“保护者”，水野梅晓蛮横地说：“明治大帝不当的权益扩张也好，还是逞显的侵略欲望暂且不讲”。⁽⁵⁹⁾对此无论如何解释，日本所标榜的“保护与和平”与其所推行的文化侵略政策手段等都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满铁”在奉天建立的图书馆是作为日本殖民者担负“满铁”本社一个重要文化发源地的标志，日本殖民者要把图书馆作为在东北进行文化侵略的“远东大陆中心”和“国际的文献积集所”。所以说“满铁”以奉天图书馆（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和大连图书馆为中心，东北“满铁”附属地各图书馆为辅助，广泛地搜集中国典籍与东北的矿藏资源史料，使其成为日本侵略东北进行从事研究和开发的主要文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