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生报在校园内,民主楼记

民主楼记_花开的声音《同济大学生》报（1984—2017）

办《同济大学生》之我见

刘培俊

充分体现学生风貌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存在着缺陷，但这是美中不足，试刊中揭露性的文章占有很大的比重，不知能否影响同学的积极性。希望摆正歌颂与揭露性文章的比例，以充分体现同济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应注意报纸的调子，不要太低沉，应催人向上。

另外对试刊深受欢迎，希望下期扩大发行量，以满足广大学生的要求，创刊后能否使发行量超过万份？

口语化与亲切感

有些文章空洞无物，应提倡短小精悍的文章，要有针对性，应力求文章口语化、亲切感，提倡“同学写，写同学”的精神。

另外，版面设置也不要太死，如需及时发表的长文章，能否增设版面，还应在校外建立联络网、信息网。

以教改为中心

报纸应以推动同济改革为重点，反映学生呼声，沟通学校与学生的联系。教学改革在学校中全面展开已势在必行，报纸应该走在各项工作的前面，起到学生报应有的作用。试刊中，教改的文章略显单薄，是否在以后注意这点。另外，各版应有中心，做到杂而不乱，有所侧重。

试刊二号（1984.12.1）第3版

第一次踏上社会

晓蓉

对有的人来讲，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他了如指掌；而对我，一个从学校到学校的人来说，与社会接触的太少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终于体验了一下涉世之初的滋味。

那是在《同济大学生》报创刊不久，我们几个同学接受了几百份大学生报的零售任务，来到了人流密集的北站。第一次卖报，谁知道会怎样呢？在学校里都没卖过报纸，何况到外面去呢？我们来到北站。售票亭里挤满了排队买票的旅客，许多人等在那儿无所事事。啊！真是卖报的好时机，闲着没事干，买份报纸看不挺好，可怎么叫卖呢？自己从未干过，多不好意思啊，本来在路上想好的话，一下子怎么也讲不出来。排队的人们看着两位胸佩校徽、手里拿着报纸的小姑娘，便明白了，纷纷涌过来，问这问那，我也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说着说着我便介绍起“大报”来了。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嘴并不笨，卖报又有什么丢人的呢？！有什么难为情的，反正别人也不认识我，管它呢！……于是，我不再害羞，也不再感到难为情了，开始用自己嗓音叫卖着：“卖报，卖报，《同济大学生》报！”我终于喊出来了，虽然这几句话不足以吸引人，但毕竟是我鼓足勇气才喊出来的。

这就是我第一次上街头，走向社会，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我为此付出了劳动，那是我第一次对着社会发出叫喊，也许那是微小的，可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叫喊，那就可以构成一代历史的呼声。

总7期（1985.4.19）第3版

让“大报”真正走出校园

仰宗奎

作为我校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由大学生自己主办的报纸，《同济大学生》报的脱颖而出，的确激动了我们。我们欣喜地阅读着，仔细地寻找与自己的想法相吻合的一词一句。至今，半年过去了……

半年来，“大报”在校园内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情感，我们春潮般改革的热望，都通过她得到不同程度的“表白”。但是，我认为，像初学步的婴儿一样，大学生报也还有不足之处。

无可否认“大报”在校内具有很大影响，而在校外呢？据我所知，校外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济有个学生自办的“大报”（当然，部分高校的“上层学生”或领导部门还是知道的，大概也只有这部分人知道）。那么，我要问，“大报”的旨意何在？难道她的读者仅仅被围墙桎梏在校园里？

笔者认为，“大报”不仅是作为学校和同学的口舌，也应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同济的面貌，了解同济大学生的面貌。

为此，我认为，“大报”应该走向社会，使她成为人们认识同济的窗口之一。我是同济人，我希望同济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扎根。

有人说，大学是“世外桃源”，看来不无道理。我希望我们的“大报”能把校内的信息捎到校外，这样才能使人们、使社会更多地了解同济、了解同济的大学生。

总8期（1985.5.6）第4版

我们这一年

——写在“大报”创办一周年

宫洪波

没想到我们这些工科生也编起报纸来了。当树上的三百六十五片叶子告诉一直处在兴奋之中的编辑，这种创造性的劳动已整整一年了，我们的确激动了。这张从编辑、画版、校对，直至卖报都是学生自己承担的小报，这个弱小的生命，在众多长辈和朋友们的扶持下，已走过了一年的路程。

是啊，一年了。这枚小小的石子在同济和其他高校中激起层层浪花，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这张全国第一份学生自办的报纸，有的全国性的杂志，还转载了我们的文章。

我们的愿望是单纯的，这种单纯的愿望将伴随她走过第二年、第三年……

总12期（1985.11.19）第1版

编辑碎语

——为“大报”创办两周年而作

又是雨夜，不知何时秋雨大作，从微敞的窗口飘来土腥味，头脑这才清醒，这才想起不曾带的伞。雨滴在不停地敲打着窗棂和昏暗的路面。夜已很深了，这灯光一定很刺目，也许有谁会寻灯光而来？眼怔怔地，望着刚刚画完的那些红绿交错的划版纸发呆。想到明天的课程，脑子一片空白。

说起来编辑也实在可怜。有时饿肚皮画版，实在撑不住，才想派人去“火车站”搬救兵。那种横跨两天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更甚会至黎明罢休，有朋友问：编辑有何与众不同？答道：编辑嘛，非“常”人而为——乃“异”人而做，何“异”？能吃苦挨饿，能干劲十足。编辑就要能干肯干。其他一些怎么说呢？也许只有心里明白。

业余编辑又自有“业余”的苦衷。职业编辑部一定是每天电话不断，热闹非凡，而我们的小屋一半时间却是空无一人，清冷不堪。我们毕竟是学生——毕竟是“业余”。从画版、制版到印刷厂排字间值班，苦的确够苦的，不过也有苦中之乐。

又收到同济校外陌生朋友来鸿，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出的报纸成了我们间的纽带。想到通过纽带，结识了这些没见面、也许永远没机会见面的朋友，我们欣然。这两年，编辑部总是与这些或天真、或深沉的朋友保持联系，友谊不断。

报纸总离不开采访。采访先进人物还好办，若采访不光彩的事呢？我们的记者就没了翩翩风度。碰到的或态度冷漠、或拒绝会见，阻力、压力重重。年轻人本是少有顾虑的，但几个回合下来，我们尝到了酸甜苦辣咸。但责任心还得把这“贵重”的采访付诸版面。

总23期（1986.11.20）第4版

同济园中的一片绿壤

《同济大学生》报编辑部

也许你是新生，偶尔在食堂里见到发售《同济大学生》报，也许迄今为止你也分不清为什么有《同济报》和《同济大学生》两个名称。

那么好，让我们自报家门，向您介绍《同济大学生》报的历史、工作程序及现在编辑部的成员。

《同济大学生》报是全国第一家校团委指导下大学生自办报纸，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创刊，已有四载。谭启生等人创办。几经改组，现已出满报纸四十期（不包括专刊、专号在内）。

它的特色在于，全体编辑都是在校本科生，一张报纸从来稿、分类、审稿、定稿、画版、美工、校字、发售全部由学生完成，一期报纸一般有五名编辑，其中四版是每版一人，一名责任编辑。

它与《同济报》的最大不同：校刊以全面反映学校新闻为主，具浓重的“官方”色彩。大学生报，则主要发表学生的言论、文学作品及团的动态，更多的是“学生腔”。

如果你有时抱怨它出版周期长，那可能是近日内进行期中考试，或者其中某个编辑去实习了、生病了，甚至是生活学习遇挫折、闹情绪，退出了；如果你感觉某版面条理不清晰，那定是新来的编辑不熟悉业务造成的；如果你发现报纸上的错别字增多，那或许是哪个编辑急性子，旷了两节课去校字，担心老教授点名造成的。

现在，《同济大学生》报主编：85建管的曹聚。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第三十六期《同济大学生》报上，登载一篇题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新的知识贬值？！》的大型报告文学，他在各大报刊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时，就兴冲冲地找到吕春雨和张春雁，进行了长时间辩论，然后分头去资料室查阅1978—1982年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由于三人思路不一致，陷入困境。最后，他熬了一夜，提出了看法，经最后商讨才定稿。从中，我们足见他的办报主体意识强，为人的坦诚。另外还有两名秘书：温春礼和黄向阳。

两名责任编辑：86数学吕春雨、87燃气鲁育宗。第一版：86地建张宜松、87土建卞向海；第二版：86地建周丽、86暖通童洁；第三版：86电仪张维东；第四版：86海地孙海滨、87地下于梦。这些编辑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工作热情高。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半月内完成紧张的学习任务，组到各类稿件，把稿件誊写清楚，每次画版都要到晚十二点左右。

二、有相当的文字功底。他们中有擅长写诗的，写散文、杂文的。但往往对此有所牺牲。

三、他们大多是系办刊物编辑，如《拓扑》《象牙塔》《原色》，因而身边有稳定的作者群。

四、当有采访任务或专题文章，他们可以亲自出马，独当一面。

总41期（1988.12.23）第2版

记《同济大学生》报首任主编谭启生

鲁育宗

再见谭启生，是在他位于北京“上地”的办公室，距离他从同济毕业已逾30年。时光匆匆，《同济大学生》报几经改版，当年报社所在的民主楼与和平楼也终成历史，而我记忆中的这位老同济，依然是一副学艺精湛、儒雅谦逊的同济工科男形象，接过他递予我的、珍藏了30多年的《同济大学生》报试刊号和创刊号，这份校友与校友之间、报人与报人之间、同济人与同济之间的深情厚谊，尽在不言中。

将同济天下情怀带到天山脚下

1982年，谭启生考入同济大学结构工程学院建筑结构工程（即工民建）专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神州之际，同济的土木与建筑类专业学生，无疑是那一批天之骄子中的佼佼者。时代赋予青年以责任，彼时的同济人，站在国家与民族复兴的新浪头上，大多踌躇满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仅是中央的一句口号，也是同济人的振臂呼声。谭启生临毕业时，恰逢有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招聘团来到上海，他们在同济校园中张贴了招聘海报，当时经有关领导举荐已基本确定留校到出版社工作的谭启生路过看到，立马萌生了投身边疆的想法。

初生牛犊不怕虎，谭启生自个儿找到了新疆招聘团下榻的招待所，招聘团一听他来自同济大学工民建专业，好几个在疆设计院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其中一位来自新疆电力设计院的女高级工程师更是“拉着我的手不放，连说‘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

回到学校后，谭启生立即向学校打了支边申请报告。当时沪上与同济齐名的复旦和交大都已有人递交申请，同济自然也不甘落后，只是苦于无人应征。在学校各部门的支持与协调下，报告被迅速地审批完送到了上海市教委。在此之后还有一段谭启生难以忘怀的小插曲：上海市教委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想法，先组织了包括谭启生在内的共28名学生赴疆了解情况，当时的《新疆日报》也报道了上海学生赴疆支边考察团的行程事宜，其中第一个就介绍了同济大学。“同济的土木工程等专业很有名，毕业生的口碑也很好，所以在亟需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内陆地区，影响力明显比其他高校大。”谭启生回忆道。

走出象牙塔，来到天山下，谭启生入职位于克拉玛依的新疆石油管理局设计院，从自己的专业做起，从事结构设计。同济人过硬的专业素养与脚踏实地的严谨作风很快使谭启生在工作中脱颖而出，再加上专业型人才在艰苦的西北边远地区本就稀缺，三四年后适逢单位业务拓展的需要，领导找到了学结构的谭启生，让他同时做建筑设计。“我和领导解释说我是学结构的，不是学建筑的，但领导只回复我‘你就别谦虚了，你是同济工民建毕业，肯定行的，赶紧做吧！’”赶鸭子上架的谭启生“年轻气盛，心想做就做吧”，他一边继续着手中的工程，一边从建筑绘图等基本功开始自学钻研建筑设计，很快开始独当一面，不仅追回并独立完成了一个单位本打算放弃的重大项目，且在1997年通过考试成为全疆第二个经由注册考试获得从业资格的一级建筑师——一位既懂结构又懂建筑的同济人，在万里黄沙、百业初兴的祖国西北边陲，正是兑现“同济天下”理想与情怀的时候。

谭启生在新疆工作了16年，逢山开路，遇水修桥，几乎把占中国六分之一土地面积的新疆踏遍，牵头设计的多个重大工程项目至今仍在为新疆人民造福。2002年，在新疆已经成家立业的谭启生奉调回京，任中国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逐步接手负责单位的海外项目，至今已跑过二三十个国家，总包尼日尔的公路、总包苏丹的石油公司大楼等，作为一名同济人，他在非洲、中东、中亚多国多地为中国设计与中国建造赢得赞誉。

创办《同济大学生》——中国高校第一报

百年同济，底蕴深厚，其中不乏陈从周、周方白、罗小未等文理兼通的大师和杨益言、朱逢博等文艺家，而普通的学生，同样能在开放包容的校园中为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寻得一方天地。所以人们常言同济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有工科生的严谨精神，又有文科生的书生意气。来自工民建专业的工科生谭启生既是校长跑队的主力队员，也是当时沪上高校文学社团中的一名活跃分子，担任过同济文学社社长，在《上海文学》《萌芽》《读者文摘》等知名刊物发表作品，一些诗作在网上流传至今，当年二十岁不到的谭启生可谓“文武双全”，算得上是同济校园中的知名人物，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知名度，而亲手创办曾被誉为“中国高校第一报”的《同济大学生》报，更是其中一段佳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的青年学子们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谭启生回忆到：“同学们真的不太在乎个人的东西，但是一定在乎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我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去新疆，和几个同学在车上与人议起国家发展与西部战略的事，大家讲得兴起，几乎忘记时间，以至于有位本该在西安下车的同学差一点坐过了站……”正是这样一批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年轻人，在同济园中既苦学专业追求真知，又常著文章针砭时弊，文学社、书评社、诗社等学生社团也热火朝天，恰逢国家改开之初，百废待兴，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受其影响一些学生思想波动很大，如何对同学们的拳拳之心加以引导，成为了当时学校学生工作的重要课题。

1984年9月中旬，时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蔡仲德老师找到正在同济文学社做社长的谭启生，首次谈到想在同济筹办一份学生报纸的事。几经讨论，在校党委领导与学生工作部的大力支持下，办一份“完全由学生自主采编，为学生发声”的报纸最终被正式提上日程。校党委决定每年从有限的经费中拿出两万元作为办报经费，用于支付稿酬和出版费用，报社日常工作由团委直接指导，谭启生则成为了这家学生报社的第一位成员，受命具体负责筹备事宜。从在校园内张贴招聘海报，到安排面试与“很正儿八经、有监考”的笔试，对学生社团管理轻车熟路的谭启生迅速拉起了一支学生新闻队伍，并由团委邀请《文汇报》的记者、编辑来做新闻采写、画板排版培训——紧张的筹备工作难掩同学们“第一次办一份完全属于学生的刊物”的热情，短短三个月不到，第一期《同济大学生》报就呼之欲出了。

1984年11月17日，由时任校长江景波亲笔提写刊名并致贺辞的《同济大学生》报试刊第一期横空出世。这是全中国第一份完全由学生自主采写、编排的四版铅印综合性报纸（第四版文艺副刊以同济各学生社团作品为主，版名沿袭同济文学社早期社刊刊名“晨风”以作纪念），在当时的背景下，实属不易。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校党委、团委信守“学生自主办报”的承诺，所有稿件均由报社自行采编，连发刊词也由主编谭启生本人撰写，原文照发，不易一字。试刊号在同济校园内被一抢而空，大受鼓舞的“大报人”们加班加点陆续推出试刊二号（1984年12月1日）、试刊三号（1984年12月26日），均获得热烈反响，并迅速从同济走出，被沪上各高校学生传阅。

1984年冬  同济大学民主楼二楼《同济大学生》报社谭启生在校稿

谭启生先生（右）将自己收藏的报纸捐赠给母校

1985年1月10日，由深受同济师生爱戴的时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蔡仲德老师题写贺辞的《同济大学生》报创刊号正式发行，时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黄跃金在头版发文《祝贺与希望》，提出：“我们的报纸要最快地触及时代的脉搏，强有力地引导大家继承同济学生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执着奋进，为中华的振兴而勤奋学习。”正式发行后，《同济大学生》报印刷量从3000份增长到5000份，最高时增发至20000份，面对大量需求，“大报人”尝试着以每份报5分钱的价格在校内外出售，以期收回一些成本，不想即使如此，报纸还是供不应求，《同济大学生》报社很快成为了一个能自我造血、支付稿酬的高校学生媒体，报社也被全国各地高校陆续知晓，“中国高校第一报”的美誉开始叫响，前来取经的大学报人络绎不绝。

阔别母校三十载，谭启生仍记得有一次他与报社同事去位于圆明园路上的一家文印社为《同济大学生》报制版时的一段插曲：“当时给他（文印社编辑）一个照片，再根据版面告诉他一个缩放比例，结果当时不小心给弄反了，照片本来应该缩小一倍的，我们却把它放大一倍了……”这张不小心弄错了比例的“晨风”二字的铜版样一直留在谭启生身边，随他去往新疆，再到北京，如今收藏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如他在《同济大学生》报留下的青春回忆，从未离开。

花开的年纪，花开的声音，曾经年轻的我们如今早已青春不再，然而曾经炽热的心如今依然炽热。结束了采访，我与谭启生看向窗外的车水马龙、人海川流，眼前这座城市，脚下这片土地，正值春意盎然、繁花盛开之时，《同济大学生》报曾经有幸目睹，今后也将继续见证神州大地上一代代同济学子含苞吐蕊、尽显英姿。

2017年4月于上海

陈晟

一世同济报道更

很久没有亲自提笔写东西，特别是写回忆二十年前岁月的文章。尽管我的文笔自认还是好的，读书的时候文章经常作为范文来诵读，至今还记得高中语文老师用不标准的普通话一字一顿地给全班读我的一篇作文，仅仅因为我的文章全篇从头至尾都押着韵。这也就奠定了我人进了工科的同济，心向往之文字的殿堂。

进报社时，师兄叶可也是材料系，王立慷老师是当时的指导老师，而且几个兄弟组成了当时在校园内还小有名气的报社“三陈”组合：陈力、陈禹和我，爬满青藤的小屋就留下了多少难忘的时间于此。校园内的学习之外的工作与生活也多半流连于此。始终还记得报纸排版画版的经历，第一格用Z字来示意的略显原始的排版方式，但也使得工作后下属任何一个文件或报告我扫一眼就能找出错别字出来，弄得下面的人很头大，觉得老大怎么能从那么多文字里挑出毛病，其实没人知道这是《同济大学生》报给我训练的结果。一点一滴的积累显性或隐性的彰化在毕业后的人生中。

在报社里，我笔耕算勤奋的，不仅编而且写，报纸第三版愿意编辑的同仁较少，因为全是大块的思辨类文章，印象最深的还是当时《恶之花》文章的讨论以及当时国足失利的大讨论，为此产生了我的三版的笔名­——思格（思念苏格拉底），当时的陈新华老师、蔡仲德老师给了第三版太多的理论与逻辑的指导。但我的文笔是很不安分的，经常会有随笔、小诗、风花雪月的文字徜徉在第四版。那时我的笔名变成了云子。有几篇文章的题目还历历在目。一篇《白发的语言》是寄托对逝去奶奶的回忆，文字用情至深；另一篇《秋雨愁煞人》，风花雪月得一塌糊涂，但这些不就恰恰是当时同济生活的真实记录和时代烙印吗？二十年后文字依然清晰，证明了当时对文字对报社是用情至深的。当时的报社兄弟邹飞也是用情至深之人，后面的宋歌、冯身洪比我们就沉稳很多，陈力、陈禹和我，报社工作之外，游笑人生、快意文字，91级的群体激荡一些，可能和我们那一级因为解放军抗洪导致我们没有军训有些关系。毕业后遍地的碎玻璃酒瓶子、国足输给伊拉克游行，这些气息多么的蛮撞而又真实，这些也都在报社的文字和评论中理性地进行了文字自我剖析和反思。我和阿力、陈禹夜归排完版后可以通宵地谈论生活的过去、精神的经历、小店内的朵颐以及文字兄弟们的饭店聚会——美其名为联谊投稿的作者，89级的苏利军、肖绍军、卢泰强、夏洋、周建军以及陆磊、读书小组的李侃，这些生活很多最后就化为周建军大哥毕业千里骑行前的一句话的凝炼——为了理想。当然，最值得骄傲的是我爱折腾、跨界的性格，除了报社工作，我还是同济足球协会的会长，这也决定了报纸几百期里第一份我主编的足球增刊的出台——“Daymer Soccer”，徐根宝、同济的张忠威、黄剑、张忠老师都出现在报纸上和我们线下的活动中。

事实上，我现在在上海飞北京的飞机上写下这些文字，飞机已经要下降了，再写些什么来纪念这一段温馨的、鲜活的第一个大学生主导的报社生活呢？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段生活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让我在理想与现实中选择自由，给了我潜移默化的暗示和自我激励及修复，一世而道更，同济都110年了，《同济大学生》报，希望你永世而道传。希望不朽！

2017年1月8日匆匆于京沪飞机上

房间里的大象

黄洋 88

二十多年没有被鲁育宗催稿了，突然要求回忆当年《同济大学生》报的经历，这是从何说起啊。当年的才子佳人都天各一方，为人父母，还翻陈芝麻烂谷子干什么？

何况我的大学生报资历很浅。我1989年秋应招，试用期间打杂，1990年春做了生活版的编辑，出过几期报纸，也在食堂里和同僚卖过报纸。当时每收一毛钱，那个得意劲啊，恨不得再背一捆追着买主死缠烂打。

当时我忙着考托福，加之本人不太成熟，工作态度忽冷忽热，排版里经常出现几个错别字。那可是铅字排版，费时又费力，工人师傅放进错别字，我不能碰，只能喊他们重排，来回一打岔便误事了。鲁育宗本着负责精神，暑假前期把我给停了。暑假里我的留学办成功了，秋天我已去美国留学。所以我试用了一个学期，工作了一个学期，比起报社的同仁，我其实是一个“小混混”，只好用局外人的角度来回忆这短暂的时光。

我现居美国旧金山湾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并出版过英文小说《国宝》。我在英语里学到这个词：elephant in the room，直译为“房间里的大象”。真正的含义，来自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报社里工作的都是些能说会道，当初可以学文科，可是为了生计、国情，识相地选择了理工科，让父母放心的乖孩子。除了鲁育宗偶尔发点脾气，那里的融洽气氛，可以形容为润物细无声的和谐。团委的文章报道里没有一个刺眼的文字。当然这是有苦功的。我曾经和同伙们熬到半夜痛挤牙膏，有幸和鲁育宗、邓玄、叶可出去吃夜宵。那一碗小馄饨，同龄人的调侃和揶揄，足以弥补爬格子的辛苦和言不由衷的无奈。

当时出色的伙伴很多，有些人的能力远超出写作范围。至今记得一位白净的上海姑娘和一位高大勤劳的外地小伙，他们成了“房间里的大象”。鲁育宗需要给姑娘的编辑证盖章，可是他不怀好意地招呼小伙，“自己按！”然后我们传递，肉麻地赞美那个鲜红的印章。叶可一语道破天机：“充满感情的手！”惹得小伙子摔门而去。看热闹的人多，难免会有压力。无论结果如何，他们的恋情给了我们青春的憧憬。

记得当时报社的伙伴，人人有明星相，伶牙俐齿不说，还会打扮，钟爱跳舞。当时跳舞是要牵手的，于是有了燕儿呢喃，眉目传情。虽然无疾而终，可是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离开了民主楼，就感受不到曾经的欢畅和热忱？我们这些普通的人，相遇在最美的时刻，匆匆擦肩而过。曾经的文字早已发黄，说过的话顺风而去；虽然只打了一个照面，已经看见彼此的所有。

何况那些“房间里的大象”，让每一个人、每一句话，都成了时代的缩影，冻结在那瞬间，从此刻骨铭心。

往事并不如烟

文军  燃气88

2012年我在新西兰的UNITEC学习语言时，写作课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不假思索地用蹩脚的英文写了一些在大学生报的往事，没想到竟然引起了老师的共鸣，给我的评语是“What a wonderful job!”，让我得意了好几天。尽管那栋爬满青藤的民主楼早已不在，但往事并不如烟，依旧保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大约是在1989年底以实习记者的身份进入报社的，没想到在大学生报一直混到了1992年毕业，从记者做到第一版编辑，最后到责任编辑，工作上倒也顺风顺水。我在报社工作的第一任领导就是鲁育宗和邓玄这两位著名校园诗人，同事中也不乏陈学斌、王暾、黄洋、冯烨这样的极具文学功底的才子佳人。有意思的是，我本是个毫无文学素养的粗人，而且也从未发表过什么有份量的文章，但和我共过事的文人们对我的印象倒是挺深的，原因大概就是我是混在文艺青年中的痞子。

鲁育宗至今仍把我划入“当年的坏小子”一类，那时候的他可谓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学校图书馆前面的那排宣传栏里贴过一张艺术照，名曰“单身贵族”，一时间轰动校园。邓玄先生当时和鲁育宗的光鲜华丽相比，更像是个默默耕耘的园丁或是衬托红花的绿叶。

当时办报的舆论导向是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话题，尽管“大报”号称是全国唯一一家学生自办的报纸，但所有发表的文章都必须经过指导老师的审核，所以也常常遇到个别文章政审不合格的情况，尤其是第一版的新闻和第三版的热门话题。每当大家看到鲁主编黑着个脸从二楼下来走进报社的时候，我们知道准是又要重新排版了。好在学校对“大报”的确不薄，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做编辑的每期10元，做责任编辑的每期18元，新闻稿每字1.5分钱，其他文章每字1分钱，虽然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钱，但在当时，的确是相当不错的薪水。单位福利好自然干劲大，所以大家对于定好的稿被推翻一事倒也少有怨言。

1991年叶可任主编、马锦明任副主编的时候，报社更像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尽管咱们的热门话题不再讨论朦胧诗的批判以及九十年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换而代之的是大浦河义务劳动大透视，但报社里依然有张新宇、肖绍军、章华、朱火慧、朱家真、陈旻瑜、徐文宏、朱滢这一群文艺小清新，报纸的销量一直稳步提升。印象深刻的是有次我们的报纸竟然脱销，大家看着一大堆的菜票，个个兴高采烈，倒是叶可机警地把一小叠没拿出去卖的报纸迅速收了起来，说：“存档的都没啦！”

大学生报社可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后来担任过主编的马锦明、朱滢、陈力等人都曾经与我在一起共过事，想起当年的往事，历历在目。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想象着：若是我们这群人再聚在一起办报，就让我去负责八卦娱乐版吧。

我与《同济大学生》报之二三事

刘毅

最近受原《同济大学生》报主编鲁育宗之盛情邀请，要我写一篇有关和《同济大学生》报的回忆文章，因年代已久远（差不多已30年了），手头资料缺少，所以迟迟不敢动笔，怕错误的信息误导了他人。现只能根据回忆，节取和《同济大学生》报相关的一些事例写点东西，以供参考。

一、和《同济大学生》报之渊源

我是1980年秋天考进同济大学，上学期间喜欢舞文弄墨，经常给校刊写点东西。1984年下半年《同济大学生》报创刊，我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和联系。1985年秋天，我继续在同济攻读研究生，并担任了改选后的校研究生会常委、宣传部长，同时作为一个在校生，还很荣幸的成为第一个由全校学生民主竞选产生的、获得学校正式任命的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助理，这是由时任校学生工作部部长金正基老师在全国高校的首创。

由于这层关系，我和《同济大学生》报的工作联系更加紧密了，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它比较活跃的作者。我撰写的《一个研究生特殊群体的发展倾向》《浅谈校园民主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等文章也引起了学校相关部门的注意。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蔡仲德老师多次在东方红礼堂的全校政治思想工作报告中引用了我文章的部分观点，并说：“我完全同意刘毅同志的观点……”对此自己颇为窃喜和自豪。

同时因为编辑《同济大学研究生》杂志，和时任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的邱震海同学联系甚多，也推荐他为《同济大学生》报写了些文章，他现在已经成为香港凤凰卫视的资深时事评论员，也许早期学生生涯的媒体经历为他成为今天华文世界的著名媒体大咖颇有助益。

1987年秋，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校团委副书记，分管宣传工作，我也是《同济大学生》报的指导老师，就成了直接的工作关系了。当时的大学生报学生主编韩斌、鲁育宗等都是极具才华的学生领袖，把报纸办得很有生气和活力。每次送排前只需要看看有没有和大的政治背景和导向相悖的地方，其他业务上的事情完全由他们自己做主。

二、当时《同济大学生》报的一些办报特色

《同济大学生》报应该是当时高校里第一张完全由大学生自己创办、自己采编、校内发行的报纸。创始人是当时校文学社社长，82级学生谭启生。他在学生时代就在当时诗坛最富盛名的《诗刊》上发表过组诗，毕业时主动要求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作，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学生。1984年9月试刊，1985年元旦正式创刊。办报初期还是对社会时事热点、学生关心的焦点问题多有刊发，如：物价改革闯关、知识的价值、校园民主与校园文化。80年代大学校园是个各种思潮高度活跃、碰撞、融合的时代，校园民主气氛比较浓厚，一些颇受争议、甚至比较敏感的话题也能堂皇上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