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

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

编者按：本文为王中同志1963年旧作，现按20年前原文发表，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纸参考。

前　　言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它革命时期曾在国内外办了大量的报刊，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政党报刊。当时他们主观上是十分重视报刊工作的。那么，他们办报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他们怎样认识报纸的任务？他们如何对待新闻工作中的一些根本原则问题？这些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可惜他们自己很少谈到这些问题，事后也没把经验加以总结。在一些报纸的发刊词中曾经提到他们的办报宗旨，从中可以看出些问题，但应当考虑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受维新派影响，沿用了他们的一些提法，但按照革命派的意志去运用并给予了革命的解释，因此仅从那些词句的本身还不能准确地反映他们的办报思想；一种是在清政府直接、间接的统治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运用灰色的、模棱两可的词句作掩护，这更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办报思想。因此，还须参考一些其他的有关记载，特别是要考察他们所办的报纸的实际表现。当然，仅从其实践来概括其指导思想，有时并不能与其主观相吻合。所以应当尽可能将他们公开宣称的宗旨及其他有关言论，他们以后自己所讲的当时的办报思想和他们的报纸实际表现等3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探索他们的办报思想，庶为可靠。

笔者涉猎材料有限，仅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为基础，试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看法，作为引玉之砖。以上三报均在上海出版，时间是从1909—1913年，包括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执政时期（这又包括了拥袁和反袁两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与妥协两个方面及其所决定的办报思想。其次，这3份报纸和同盟会中部总会有着密切关系，影响也比较大，能够大体上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倾向。

本文想从以下两方面来谈：（一）关于报纸的任务和作用，这里又分为革命时期和执政时期两种不同的历史情况；（二）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在报纸宣传中的表现。

关于报纸的任务和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开始是以武装起义登上政治舞台的，以后逐步认识了宣传工作的重要，花了很大力气陆续创办报纸。和军事战线一样，他们在新闻战线上也进行过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如上海一地，他们先后办过《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国民日日报》自行停刊，《神州日报》被袁世凯强行收购，其余则皆“战死疆场”。《苏报》案邹容死于狱中，章太炎被囚，《民呼日报》遭控，于右任被拘40余日。如果他们对报纸的作用没有充分估价和发挥，岂能如此？究竟他们如何看待报纸、如何运用报纸服务于他们的革命斗争，他们的重视报纸和立宪派的重视报纸有何不同？则需要研究。由于革命时期与执政时期有所不同，分别论述如下。

甲、革命时期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以暴力推翻清代封建王朝为目的的，报刊自然不是他们革命的唯一手段，但又不是无足轻重的手段，他们如何认识报纸的作用，须根据他们言行的两个方面来分析。

A畅言论方面：他们办的一些报纸所宣称的宗旨和目的，有不少的是为了避免迫害，不能够直接坦率地讲出，但公开宣称的目的和宗旨又是一面旗子，不能不带有革命色彩。因此这又必须有分析有区别地看待这些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在他写的《民报》发刊词中说道：“……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作为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去实行也近。”这段话是在他阐述了三民主义之后讲的，这就是说：报纸的任务是宣传三民主义，以争取其实现。揭示了报纸是革命党人手中的武器，是实现“主义”的武器。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来自群众”的观点，只能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观点。《民报》出版以前，上海《国民日日报》的发刊词，提出报纸应当坚定地站在平民立场。它说：“夫贵族与平民之界既分，则不在贵族而在平民无疑”。“……盖即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所为新闻记者是也。……如林肯为记者，而后有释黑奴之战争……”而且对“民”特别加以解释，并非“顺受”的“蚁民”之“民”，乃是和贵族对抗、国家主人的“平民”。他们鲜明地主张：“言论者必须立于民觉之一点而发者也”。《民呼日报》更挑起“吊民伐罪”的旗帜。《国民日日报》也类似孙中山的经过宣传以实现主义的观点，他们说：“舆论者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这些办报思想，是和官报、帝国主义报纸、维新派的报纸存在着根本分歧。改良主义报纸《时报》刊例说：“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循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必将有辟于亲好辟于所残恶，非唯自蔽，抑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也，故勉避之。”它和《国民日日报》相反，标榜无立场。康梁所办其他报纸，大都以“通”字为任务。通上下、通中外等；“通”是不讲立场的，他说：“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齐民，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于愚……”这里标明他们对“君”和“民”一样看待。革命派则认为贵族与平民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报纸的立场非此即彼。至于“吊民伐罪”则是革命者独有的旗帜。官报的宗旨都是标榜“宣上德、达下情”；帝国主义报纸《六合丛刊》说他们办报宗旨是介绍外国情况，使中国人对到中国来“敦和好之谊”的外国人消除隔阂。《申报系例》说：“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见闻，流布四方者也。”由此可见，革命的报纸和反动的报纸、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报、改良主义的报纸，其所公开宣称的办报宗旨，就有它根本的分歧；他们说报纸是站在平民立场，和皇帝、贵族、政府斗争的战斗武器，是实现他们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之一。这里只是标明他们把贵族皇帝与人民大众对立起来，这一点上和其他政治派系的报纸有所区别。至于“平民”或“人民”包括哪些阶级，他们所指的“民”是什么，则很模糊不清。就《民立报》论，他们所指的“民”主要是指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由于同盟会是一个反清各阶级的联盟，也泛指一切反清的人。

如前所述，他们所公开提出的那些办报宗旨还不能完全反映出他们的办报思想。他们为了掩护自己，也用了不少改良派的口号，如：监督政府，“为民请命”，直书敢言，清议陈风，倡民权、启民智等等。从字面上看，几乎和改良派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和他们对这些口号的实际运用及解释联系起来看，还是有区别的。例如“为民请命”、“监督政府”、“清议”等等，梁启超讲得很明白：报馆监督政府“当如严父之督子弟”，“要以诚心出之”。《民呼日报》也口口声声说是为“为民请命”、“监督政府”，它在气愤之余，情不自禁就说出“吊民伐罪”为宗旨，在其被控的时候，又讲“为民请命”、“清议”。替老百姓向政府请愿和大兴汤武义师讨桀伐纣，怎能会是一回事情？从它的内容看，满纸“声讨民贼”、“食其肉”、“寝其皮”，哪儿还有半点父子情分？！可见“为民请命”等等，在改良主义者是真的，革命派则是假的，不过藉以达到彻底暴露敌人，消除人民对清政府及改良主义的幻想，宣传改朝换代的变天思想。如果说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为民请命”的话，前者是向皇帝请命，后者是向天道请命。

B畅实践方面：从他们所办的《民呼》、《民吁》、《民立》等报纸的内容看，这些报纸富有强烈的战斗性。虽然这3种报纸要比在国外出版的和以前遭封禁的《苏报》等要隐晦得多，但字里行间依然笼罩着浓郁的火药气息。这些报纸也充分发挥了新闻的鼓动性，他们也企图通过报纸来指导推动当时的一些群众斗争，并且具体组织过赈灾运动，辛亥革命后则组织助饷运动和国民捐款运动。从其客观表现看，这些报纸是具有相当程度的鼓动作用和指导作用的。但其主观上是否有此明确的办报思想则尚待证明。

不仅如此，他们的报刊工作有些是和军事斗争十分密切地但又不十分正确地结合着。例如，革命派计划举行云南武装起义，孙中山就召集滇籍留日学生，要他们办地方性刊物。他分析了云南爆发革命的时机，指出当时云南官僚贪污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乃是两个爆发革命的导火线。那么报纸的作用则是“点火”了。有的只把报馆当作一般的掩护而去搞武装暴动，如田桐“……变名北上……即抵燕京乃与同志发刊《国光新闻》为言论机关，表面上以提倡立宪排斥官僚政治为号召，密与井勿幕诸人联络北方豪俊以衾京师。”（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66页。）这就是说，把报馆降低为单纯的军事活动的掩护手段，竟然提倡自己所反对的“立宪”。从另外一些材料看出，他们运用报纸服务于暴力革命也还存在一些不纯正的看法：吴稚晖曾说过：“昔日河山属诸人，以七羹八调之淘气，弄得他头昏脑胀，磨刀霍霍可以下手。”这就是说，过去他们攻击清朝其中有一个想法是想搞乱敌人的精神以便军事进攻。宋崎三回忆辛亥革命时武昌的《中华民国公报》曾捏造各处电文，“使清疆吏相互猜疑”，这种想法也有类似吴稚晖之处，是把报纸宣传狭隘地服从于军事战术上迷惑敌人的目的。

总之，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报纸作为革命斗争的战斗武器，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重要手段之一，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战斗性，并且在实际上表现了报纸的指导作用和组织作用以及新闻的鼓动作用。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上山”阶级的革命风貌。他们虽然十分重视报纸，但和改良派有根本的区别，即：军事第一，报纸第二。不像改良主义者那样把报纸吹嘘成唯一的东西。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力革命采取的是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冒险主义，他们缺乏群众观念和坚忍不拔的深入宣传，以集结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政权的基本观点，以致使报纸的宣传单纯地服从于军事战役的狭隘利益。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两者关系。

乙、“执政”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在南北议和之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报纸的作用也在变化。虽然革命党并未真正地执政，而是中国的封建余孽窃取了政权，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其办报思想却仍是从“执政”的前提出发，故称为“执政”时期。

宋教仁、于右任等《民立报》的头面人物，在民国成立以后，都到政府或议会当官去了，成为政界的风云人物。他们积极贯彻和袁世凯妥协的路线。宋教仁反复宣称：“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们醉心于议会选举，组织责任内阁。为了争取选票，他们急急忙忙要抹掉一党一派的色彩，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代表。《民立报》积极追随宋教仁、于右任；宋、于也运用《民立报》贯彻他们的主张。这就形成他们“执政时期的办报思想”，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以“不偏不党”代替“吊民伐罪”，以“稳健”代替战斗性。

在清帝刚刚退位，南北议和尚未达成协议的时候，《民立报》就在2月23日发表了《民立报之宣誓》，公开声言：它“更非一二党派之言论机关”，打起“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的旗帜，偷偷地掩盖起同盟会的招牌。这时《民立报》是否真的不属“一二党派”呢？同年秋季《民权报》批评《民立报》对“党报不提携”，于右任也承认是党报，这就是说实际上是党报而公开却否认是党报，而标榜是“全民”的报纸。这篇“宣誓”解释道：“党见存则人才沦落，故不敢存党见”，它还进一步宣扬不要有党派性：“成心生则论据偏陷，故不敢有成心”。在此宣言之后，不只一次地宣扬“不偏不党”。这种新闻观点和改良派完全一样了。

《民立报》在南北议和到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尤其是在杀张振武、方维之前半年多的期间里，战斗锋芒顿失，变得暗淡无光。它标榜“稳健”，反对“谩骂派”、“偏激派”。“稳健”的实质是在宣传上对封建势力停火。孙中山于4月24日在广州举行的报界茶话会上说：“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唯报馆记者攻击之结习今仍如前”，故“必须改易其方针”。他说：“今日共和尚未大定，欲其大定，必须统一，统一之法，非恃人心则恃武力，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于专制”，“继任总统袁君，其人欲建大功于民国，服从舆论绝无自私自利之心，但祸机既生之时，亦迫其不得不以武力统一”。孙中山的逻辑是：报纸要一致拥护袁政府，这样人心就统一而用不到去用武力统一，不然的话，这位欲建大功于“民国”又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袁君，就要被迫用武力去统一，这位袁君也就要被迫实行专制了。于右任说得更简明：“不要逼他为恶。”在这种妥协的政治路线指导下，《民立报》提出报纸的任务不仅是监督政府，而且要匡助政府，要出于至诚，要如严父督导子弟，这种说法完全和梁启超说的“监督”一样了。不过因为自己在革命时期把“监督”作“攻讦”用惯了，因此不得不加上“匡助”二字以补救之。

《民立报》的妥协论调，曾引起《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的猛烈攻击。《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差不多在民国成立后同时创刊。三报皆有“民”字，史称“横三民”。它们对于袁世凯政府，和《民呼日报》对清政府的态度一样，名为“监督”，实无诚心。《民权报》反复提出应当首先辨明是真共和还是伪共和。后来直截了当地把当时的政治状态认为是“伪共和”，在批判《民立报》“不要逼他（指袁世凯）为恶”的观点时说：满清时代，反对派报纸百不一二，可谓无人逼他，为何作恶多端？驳得很有力。《民权报》由戴天仇主编，《中华民报》由邓家彦主编，《民国新闻》由吕志伊主编，三人都是原同盟会活跃分子。但民国成立以后，他们都没有捞取一官半职，仍然处于无职无权地位。《民权报》等高举“捍卫共和”的旗帜，不过是想重新集结力量，把一切心怀不满者收罗起来，形成一股势力，或谋取一官半职，或取宋教仁等人而代之，改变无职无权的地位。在辛亥革命后，戴天仇在东北等地从事商业上投机买卖，他办《民权报》不过是从事政治上投机罢了。当袁世凯一采取高压政策，戴天仇锒铛入狱，他们就偃旗息鼓。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戴天仇已成为国民党上层分子，扮演了国民党极右派的角色，竭力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戴天仇组织“西山会议派”，成为蒋介石摧毁共产党的谋士。他以戴季陶的名字发表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为蒋介石提供“清共”、“灭共”的理论依据。

及至宋教仁被刺的真相揭露以后，袁世凯的杀机毕露，国民党上层分子的责任内阁的迷梦破产了，《民立报》的妥协路线也贯彻不下去了，不再反对谩骂派、偏激派了，“稳健”的旗子也收起来了。《民立报》和“横三民”的争论也暂时收场，再次提出以铁血保卫共和，想重新组织反袁同盟，但为时已晚，最后4家报纸全被袁世凯扼杀。

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在宣传中的表现

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的革命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有声有色的宣传艺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示出一个“上山”阶级的特色。他们的新闻工作的许多实践经验是宝贵的。但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私有制的代表，不可避免地带有它的阶级局限性；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得特别软弱、摇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各阶级的联盟，组织上的“不纯”，势必带来思想上的“不纯”。这一切，都在报纸宣传中表现出不少消极的东西。

甲、弄虚作假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就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并且从一开始就以武装起义为主要手段。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认真地从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唤起民众的艰苦工作。面对中外反动派的强大力量，他们又迫切需要借助民众，瓦解敌人。弄虚作假，在报纸上大量地刊登谣言，就是其重要武器。

在报纸上散布流言蜚语，往往在读者中（包括敌人内部）产生将信将疑。这种将信将疑，既是对报纸本身，同样也对被攻击者产生了信任危机。但是，政党报纸的资金来源不靠营业收入，靠政党资助，至多倒闭一家，再办新的。而民众对敌人的怀疑，敌人内部的相互猜忌，造成人心惶惶，天下大乱，却使政党收到一时之效，“弄得他头昏脑胀，磨刀霍霍可以下手”。

弄虚作假，这在早期的革命报纸《苏报》就开始了，曾担任该报主笔的章士钊在《疏枙黄帝魂枛》一文中，列举了当时《苏报》伪造电报和“上谕”的事实，并说：“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民呼日报》为揭露清政府黑暗，官吏腐败，许多新闻真真假假，真伪莫辨。报上常有“某贝勒又在妓院闹事”、“某贝勒又纳一妓”之类专电，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它是伪造的，但实在无法令人相信，“5个W”一个也不确实，何时、何故，都没有；“何人”，某贝勒，无姓无名；何地，哪一个妓院？没有；何事，只说闹事，所闹何事？都不清楚。当时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贪污舞弊，擅改路线，激起公愤，《民呼日报》全面出击，以新闻披露他为太监养子，私通德国；当李德顺被撤职以后，又大登电报，描述他和德国老婆吵架，放出“李德顺挟巨款来京运动”的空气，以防其通路子，还揭载他在被押期间尚活动自由。这些新闻，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比如报上一面刊登李德顺被监押的电报，一面又说他“挟巨款来京活动”，令人难以相信。新闻真真假假，目的是把他搞臭搞倒。当李德顺恼羞成怒，来信要求更正事实时，该报还写了一篇短评《李德顺也想更正》，并不正面回答事实真伪，只把他揶揄一番。

假新闻编造最出色的，却是《民立报》。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民立报》密切地配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活动、军事行动来制造假新闻。他们把报纸变成单纯的军事战斗的工具，兵不厌诈，报亦不厌诈了。

在武昌起义以后，《民立报》为造成“武昌起义天下应”的赫赫声势，该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我们看看1911年10月14日以后的《民立报》的一系列专电：

10月14日：北京连得警电，天津兵变，秩序已乱。保定府亦因兵变，党人乘机起事，传已失守——其实，该两地在北洋兵严密控制以下，并无动静。

同日：长沙确于19日失守，荆州亦被据——19日是阴历，阳历是10月10日，据此电所说，长沙和武昌同日起义，实际上是在10月22日湖南才宣布独立。

10月20日：九江于昨夜确失守——实际上九江起义在10月23日。

10月26日：南昌兵变，城已失守——实际上南昌在10月31日起义。同日：广州大变，闻张鸣岐（广东督军）已逃——实际上广州在11月9日才独立。

10月29日：福州失守，杜督被人刺死——实际上福州宣布独立在12月5日。

11月7日：北京专电：北京已为大汉光复，清帝藏匿使馆——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朱崎三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一文中回忆，报纸“撰述诸人，夜间计划鼓吹方式，撰写各处电文，使清疆吏相互猜疑，如先载湖南响应，九江独立，南昌、安庆起义（其实浔、湘尚未独立）。”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武昌起义不久，清政府马上派遣清军南下，始由荫昌率领，继又起用袁世凯，袁世凯指派冯国璋统军，武汉三镇一时吃紧。《民立报》等报纸为稳定人心，制造假新闻就更多了。

11月1日，汉口被清军攻陷。11月2日的《民立报》登了“本馆接天津要电”曰：敢死队200人继以大队民军复得汉口，北军大溃，全军尽复。11月26日，汉阳失守。11月29日的《民立报》上却说：“汉阳失守之信及西报所载皆本于冯国璋之报告，北兵仍虚张声势。”还刊登一则专电：今日上午（指28日）武昌渡江士兵5 000人，汉阳民军气顿壮，北兵仍退至汉口以北。这则专电，引起上海小小骚动，“汉阳失守之耗，沪上先得汉口领事电报，望平街《新闻报》《申报》均据实登载，广大群众顿逞愁惨之色。嗣有人阅《民立》《天铎》两报，所载汉阳消息完全相反，谓我军并未败退，观众佥称申新两报造谣，蜂涌入新闻报馆齐声喊打。”（朱崎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

《民立报》等对清军统帅所造谣言就更多了。11月26日，冯国璋率军攻下汉阳后，11月27日《民立报》刊登专电说，“初二日（阳历11月22日）闻冯国璋确被刺死”。11月31日又有专电，“冯国璋确已被弹伤甚重，有传言已死”。11月29日，登天津专电“此间盛传袁世凯于今日上午被炸弹炸毙”。以后，该报关于袁世凯的死讯陆续不断。荒唐的是，在刊登袁世凯、冯国璋死讯的当天报上，又刊登他们活动的新闻，简直是自己用事实来揭穿自编的假新闻，在军情紧急之中，该报有点“慌不择言”了。

假新闻尽管荒唐，的确在当时还起了不小作用。像武昌革命政府的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报上消息多系伪托，但读者无不争看，信以为真。民心日变，士气日增。自汉阳失败，黎督出走，武昌城内外，曾一度混乱，但《公报》照常出版，仍假载事实，以锁定人心。城内外居民未散者，日望战况好转。次日即有汉口领事派代表请停战三日之事。武昌人心转安。”（朱崎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广州的情况更有戏剧性，“及武昌革命军兴，清吏张鸣岐、龙济光、李准等初欲负嵎自固，讵沪电谣传‘京陷帝崩’四字，港粤各报相率登载，全城人士欢声雷动。张督知人心已去，无可挽救，始仓皇出走，龙、李遂卑辞乞降，使广东省城，得以不流血而复光复者，报纸之力为多焉。”（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

这两地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只是作者把假新闻的威力看得太大了。真正起作用的，是“人心”，人民自发地拥护革命的力量已不可阻挡。但不可否认，假新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后来国民党许多要人对制造假新闻不以为过，反以为功，提到这段光荣的造谣史尚引起甜蜜的回忆。

其实，弄虚作假既非体面，也非美事，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急功好利，为了眼前政治利益不惜饮鸩止渴；说明他们只知利用人民以谋取政治权力，而无忠诚于人民之心。说明私有者政党无法把党性和真实性统一起来。

乙、是非原则模糊

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认识上原因以及时代局限所犯的一系列原则性错误，仅指为了应付眼前的事变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出尔反尔，朝三暮四。

1912年3月6日《民立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宣传经验：“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综观“三民”报的宣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这个大目标是坚定不移的。为了这一目标而百变其手段，有些是出于策略上考虑，但也有不少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变来变去。我们举数例来说明。

关于民族主义。这种问题是“三民”报宣传上最混乱的问题之一。不但各人有各种说法，而且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也矛盾百出。且看《民立报》社论主要撰稿人之一徐血儿在1911年11月《民立报》上几篇言论。11月3日，正值汉口被清军攻占，在《满人之罪恶》中，大骂满人，“满人持征服者之优势，安富尊荣，以四万万之肝脑供养彼五百万人之贱种，天下巨耻奇仇莫过于此。满人之罪恶，吾人当与之不共戴天者也。”信誓旦旦，必欲扫除五百万之满人。过了4天，他又在《民国庆祝文》中说：“记者素持民族主义，以天下大同，人类平等，无种族相互陵剔之恶道。”调子一变，前后判若两人。11月22日《无聊之共济会》一文，该文是对清政府作宣传的，说：“中国革命本非欲汉族独立组织国家，亦必合满蒙回藏四大民族共立共和之光，同享自由之幸福。”宣传了民族平等的思想；第二天又发表《敬告亲爱同胞》社论，却说：“吾汉族同胞以百兆之众，果能团结无间，则以伟大之民族共建伟大之国家，复辅之以满蒙回藏诸兄弟。”又宣传以汉族为主，以其他各族为辅，有主有从，那就谈不上民族平等了。12月2日的一则编者按声称：“使满人能深明大义，击杀袁贼以北京降，则吾人亦必一视同仁，而优礼其皇室，愿满人毋忘此言也。”这里不但答应“一视同仁”，还慷慨地许以优待皇室，这和11月2日的社论“不共戴天”的誓约有天壤之别。原因在于当时袁世凯已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敌手，为了诱使满人击杀袁世凯，不得不开出高价。原则，在他们手中变成了筹码，对不同的人，在不同问题上不断地变换着。

关于立宪和共和之争。从1905年开始，立宪还是共和，始终是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争论的焦点。为了击破立宪幻想，推动革命，革命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立宪的种种谬论。直到1911年11月，《民立报》还发表文章拒绝清政府议和要求，“政府退让之说，不外颁立宪之旨，用汉人罢皇族而已矣。然此皆非黎黄诸子所争目的也。其目的盖欲推翻专制之政策而建共和之政体，区区立宪之说何足云乎。”立场非常坚定。过了半个月，革命派急欲统一独立的各省成立临时政府，11月7日《民立报》发表了《统一的国民》社论，说“今无论共和党及立宪党，其目的所在，无不望革命之成功，以建我中华民国。……昔日之意见，仅手段之相异，其目的俱在救中国。”把过去多年来你死我活的争论，归为同一目标下的手段之争，时到如今，一切误会冰释，合二为一了。到了1912年2月，清帝将退位，革命派内不少人反对优待条件中溥仪保持皇帝称号这一条，有人说这不像共和国，像君主立宪国。《民立报》在1912年2月11日发表《论反对清帝逊位条件事》中说：“政治学者至不屑细作共和与立宪之分说，共和二字在吾文本非正译，律以欧文之义，特为国民求福祉而已。天下能为国民求福祉之国，因不独世俗之所谓共和也。”几句话，把多年来立宪和共和之间激烈争论化为一场无谓的儿戏。我们不想辨别在具体问题上各派观点的是非，仅仅指出：对同一质的问题，在不同情况下，为了达到具体目的，却有多么自相矛盾的说法。

对袁世凯的态度，更清楚地反映出革命派报纸的实用主义。袁世凯统率北洋新军期间，《民报》把他列为八大汉奸之列；袁被黜以后，《民呼日报》则譬之为“在山猛虎”，力图离间袁满关系；大唱中美联盟时期，则把袁世凯颂为盖世英雄。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这个救世主又变成“民贼”“公敌”“满奴”。南北议和期间，捧骂并出，打拉兼施，论调一日数变。清帝退位，又吹捧他为革命伟人，阿谀之辞，令人肉麻。到宋教仁被刺，复痛骂他为“专制暴君”、“混世魔王”了。

还有对西方各列强的态度、定都问题、清帝退位条件等等，都是变化无常。为什么要这样变来变去？《民立报》自己解释说：“民意也。”这话多少透露了一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苦衷。在革命过程中，他们实在感到势单力孤，不得不投人所好，为了争取拉拢一批人，以谋取权力，不得不牺牲一些原则，降格以求。

丙、思想杂芜

我们知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由反清爱国走向革命的，救亡图存成了中国近代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集中在民主制度、法律上，其目的就是为解决这样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为了动员群众，集结各种力量，他们举起了“反满”旗帜，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反满”的旗帜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进步意义。但是，为了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了争取个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却有显著区别。“反满”的口号和法国大革命时“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有显著区别。在“反满”革命的旗帜下，不但可以容纳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人，同样可以容纳对异族统治心怀不满而满脑子封建意识的人；而“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却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封建意识水火不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解决政治问题，围绕着军事起义展开工作。他们不但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对民众进行长期的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他们自身也来不及认真荡涤封建意识的污垢。更有甚者，面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他们还利用一些封建意识来作号召。由于这一切原因，在报纸工作中，他们一面起劲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另一方面却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散布封建意识的毒素，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常常在报纸上反映出来，这主要有——

封建的男尊女卑。在评论中公开说“女子秉性慈柔”“无论如何绝无军事之能力”。在宣传宪法时，甚至剥夺女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见1911年11月12日《民立报》社论《论新共和国当速建国会》）。

封建的门阀观念。在表彰革命烈士时，总是以“出身望族”、“名门之后”、“书香门第”来标榜，以示崇高。攻击敌方则常以“出身微贱”、“庶出”、“太监养子”、“田间子”为口实。例如，《民呼日报》骂日本驻韩总督伊藤博文时，以田间男女野合而生为资料，既是“私生子”，且为农民所“私生”，双料的卑贱。骂冯国璋，劈头第一句话“冯国璋本贱人之子，由宦竖出身。”（《民立报》1911年12月1日社论《复仇书——讨冯国璋》）他们所宣扬的，无非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那一套。

封建的礼教、贞节观。1909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在此期间，《民呼日报》登了许多某官看戏，某贝勒纳妾、宿娼，还说：“国丧期间，百姓尚知兴哀辍乐”，贵族官吏不知廉耻还寻欢作乐。革命党人对皇帝太后恨不速死，哪里还会赞扬老百姓来尽忠尽孝呢？这显然是借用封建的礼教来攻击清代的贵族官吏。一个妓女嫁一名贪官，贪官案发被捕，该妓还为此贪官守节。《民呼日报》公然赞扬这位妓女的守节行为，以此来讽刺袁门党羽在袁世凯被黜后各投新主子。“三民”报还刊登不少明末忠臣为君死节的故事。

封建的宗法、地域观念。“三民”报在打击卖国贼时，宣扬“闽人逐陈壁，浙人削汪大燮籍”，或称某人为某族败类，号召开除其省籍、族籍。

阴阳比符的天命观。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阴历为3月29日，武昌起义在8月19日，时间上都带“九”；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武昌军政府的首脑黎元洪，姓名都有“洪”，这种偶然的巧合，却引起一些革命党人兴奋，在“九”、“洪”上大做文章。“九者，数之终也，数至九则将归一”，民国有一统天下；“九者，久也，所以示革党之目的，蓄之已久，郁而必发”。对“洪”字也同样，以字释义，大加发挥，灭清必洪，洪字去水即共，共和国必兴。这样评论哪里还有资产阶级的气息，倒像一位算命测字先生的劣作。

这一切都和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独立的基本教义相悖。

上述3个方面（甲、乙、丙）的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上的不治之症。对于其中有些问题，他们曾意识到过。1912年3月12日《民立报》社论《民立报之宣誓》里说：“党见存则人才沦落，故不敢存党见；成心生则论见偏陷，故不敢有成心。”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党见与成心”。这说出了一部分真理，因为这个结论仅仅适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它们作为有产阶级的政党，有它们的一党之私，有它们的阶级局限性和阶级偏见；然而并不适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原载《新闻大学》总第6期，198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