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立报》等报的“迂回宣传”

《民立报》等报的“迂回宣传”

这篇文章是在1963年写的。那时我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上海出版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写作本文的用意，一是在试图突破那种把报刊史写成政治史、思想史的苏联模式，寻找按照报刊史本身的特点进行研究的道路；另外，也想对过去很少注意的革命党人的宣传策略问题试作探索，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对革命党人的一些思想主张就会作出错误的估计。

适逢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同时鉴于目前已有不少新闻史研究者对传统的新闻史研究道路提出疑义，便将18年前的旧作发表出来。因为历史久远，当时所接触到的一些材料现已无从记忆，查核为难，目前又无力重新研究。差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迂回宣传”的背景

“迂回宣传”是报刊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采用的一种宣传策略。其特点是：避开正面宣传，运用灵活、曲折的宣传方式为战略目标服务。“迂回”就是拐弯子，重要的是拐弯子之后还要走到目的地去。如果离开了目标去拐弯子或者拐了几个弯子走到别的地方去，就不能称为“迂回宣传”。

在我国报刊史上，最早注意使用这种策略的是处在反动统治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这也是很自然的，革命报刊在实际战略上是以消灭对方、推翻清廷统治为目的的，但如果在宣传上公开暴露自己的战略目标，直接宣传消灭对方，其结果必然为对方所消灭。反之，如果为了保存自己，放弃革命宣传，则又名存实亡，不成其为革命派的报刊了。于是，能否有效地使用迂回宣传这种策略，就关系到革命派报刊生死存亡的问题了。这个尖锐问题，是在此以前出版的外国殖民主义者在华报刊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所没有碰到过的。“迂回宣传”正是资产阶级报刊为解决上述矛盾所作的一种重要创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中，在“迂回宣传”方面作过重大努力的有《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等报刊。其中以《民立报》成绩最为卓著。

从出版地区看：《民立报》等报所在的上海租界，既不同于国外和香港地区，又不同于清政府的直接统治区。革命派在海外和香港办的报刊，没有或很少隐晦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有必要采用“迂回宣传”的策略。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地区，“迂回宣传”的策略则又难于施展，因为“迂回宣传”主要是进行巧妙的合法斗争，使对方在法律上找不到迫害的借口。当一个政府摧残报纸根本不需要在法律上找什么借口时，“迂回宣传”也就没有意义了。而清政府正是这样一个极端蛮横残暴的专制政府。在上海租界里，革命报刊仍然受到清政府的很大压力，还不能畅所欲言，很有“迂回宣传”的必要。另一方面，租界里所施行的是帝国主义法律，它的实质也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但革命派在这里毕竟有些法律条文可以利用。这就有了进行合法斗争的余地。何况租界当局和清政府又存在着不少矛盾，更为“迂回宣传”提供了条件。

从历史条件看，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运用“迂回宣传”策略是有一个实践过程的。他们最早在香港办《中国日报》，曾因摸不准英当局的脾气，有半年多未敢“大倡革命排满之说”，后来对英国法律有所了解，知道“英国除藏兵器及得罪英王外，任作何语，空言必不拘”，才敢于放手宣传。在上海租界办报，起初他们以为也和香港一样，可以自由宣传反清排满，其结果是《苏报》被封，章太炎、邹容入狱。继起的《警钟日报》也同样遭到报被封、人被捕的命运。于是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避免正面作战，开始了“迂回宣传”的尝试。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盖自《苏报》案之后，清吏对于富有革命色彩之书报，文网周密，一般新学家咸具戒心，不得不用旁敲侧击之文字，以作迂回之宣传。”《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正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初步具有了这种宣传经验的历史条件下出版的。而《民立报》更总结了《民呼》、《民吁》先后被控的教训，所以对“迂回宣传”策略的运用就更为成熟了。

研究这种“迂回宣传”的策略，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真面目，拨开眼前的迷雾，不被革命派报刊上那些类似改良派腔调，有时甚至好像帮皇帝说话的这些假象所迷惑。这不但对新闻史研究者，而且对史学研究者说来，也有一定意义。

二、在什么问题上“迂回”？

中国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内部的阶级成分无论如何复杂，派系无论如何众多，仍能够结成同盟的基础就是这个纲领的前两条。其要义就是暴力反满。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是“非法政党”。在实践上，有些人总是企图通过军事冒险、暗杀、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可是在清政府统治下，报纸恰恰不能作这样的宣传。需要回避的正是有关革命目标的根本问题。

这是和有些革命报刊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合法报纸，基本是通过宣传组织日常斗争，集聚力量，准备一旦条件成熟时夺取政权，但不是马上夺取政权。这种报纸当然也有“迂回宣传”的问题，但是并不需要在当时的革命目标这个根本问题上“迂回”。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当然还有一个避免迫害、保存自己的问题，因而所采取的迂回宣传手法要复杂得多。但是不管怎样，在其主要战略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上，报纸宣传也用不着回避。

必须在有关革命目标的根本问题上进行“迂回”，这是《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所面临的严重任务。具体说来，这些报纸需要采用“迂回宣传”策略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直接宣传反满；（二）不直接提出反对君主制；（三）不直接宣传暴力革命；（四）不直接颂扬和支持革命派的军事斗争。

以上4个不直接宣传的问题，在通过“迂回宣传”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报纸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宣传目标，就成为我们应该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

三、“迂回宣传”的艺术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报纸工作，在不断失败中摸索到“迂回宣传”的策略，并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完备，形成了一套比较全面的宣传艺术。此后，这种宣传艺术也为各种政治力量所运用，虽然后人看来并不稀奇，但取得这些经验是付出了相当代价的，运用这种宣传艺术也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根据他们具体运用的情况，我们把“迂回宣传”的一些手法分别归纳如下。

甲、大迂回和小迂回

大迂回就是兜大圈子，他们不直接提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从他们全部宣传来看，却能达到这个宣传目的。他们不用“排满革命”字样，而是抨击贪官污吏之暴虐，抨击清政府的外交失败，暴露灾荒严重，民不聊生。如果孤立地看一条新闻、一篇言论，几乎和改良派区别不多，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却达到了宣传“革命”的目的。改良派并不反对攻击贪官污吏，甚至清政府也不反对。问题在于清政府和改良派还要宣传清官廉吏，以便笼络人心，使人民对清政府寄以希望。革命派抨击贪官污吏则不同，他们是宣传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天下乌鸦一般黑，对清政府使用釜底抽薪的宣传策略。如卖路贼以汪大燮为典型，多方搞臭，迫使清政府撤汪的职，然后乘胜追击，继续进攻下一个目标，就称为汪大燮第二、第三……一直打到汪大燮第六，要不是《民呼日报》因此遭迫害而停刊，他们会继续打下去。他们还把报道灾害与攻击官吏联系起来。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名，说“稽诸吾国历史，凡列朝亡国之由，糜不由于盗贼，盗贼之所由起，未有不由于水旱之灾，而有司不知赈恤者”。又说，“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每际历朝末运，常有两种异相交乘于一时，而后大命以去，鼎革之祸以兴……一为裨政以失民心，一为水旱以夺民命。两者交乘，盖有不亡”。这就是他们宣传策略的画龙点睛之笔。虽然一字不提“排满革命”，但让人们从全部报道中证实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清朝灭亡的条件已经成熟，除革命外别无他路可走。再加上宣传清政府外交无能、帝国主义侵略日甚，这样三路包剿，直捣清廷。这就是他们的大迂回宣传艺术。

另一种迂回，意义非常鲜明，仅仅是换上个不致授柄与人的词儿，可以称为小迂回。在日本出版的《民报》可以公开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上海出版的《民立报》却只能运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儿。他们对“人道主义”的解释是：人道主义就是除暴，除暴就必用铁血主义，这样一来，“人道主义”就成了“铁血除暴”的代名词。再如在康、梁大搞君主立宪时，他们提出要“真立宪”。众所周知，英、日是君主主宪，美法是民主共和制，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建立民国，但他们又不能用“建立民国”来反对君主立宪，于是就提“真立宪”的合法口号。为了使“真立宪”的含义明确，他们直接反对清朝政府搞的君主立宪，而且抨击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称之为假立宪。这样，剩下的就是美法式的共和制了，如是，“真立宪”又成为“建立民国”的代名词。又如他们说，“移其请愿国会之血，而别谋所以用之方”，这几乎不拐弯子了，意思就是“流血革命”，只不过字面上不出现这4个字罢了。这种手法，笔者称之为小迂回。

乙、虚抑实扬和虚扬实抑

虚抑实扬，用于宣传暴力革命和反清言论。从字面上看，好像是站在清政府一边，而宣传的实际效果却正相反。例如，关于革命党人王天纵的报道，标题是：《中原大盗演秋操》，文内称：“党徒有数千人，武器精良，粮草充足”，“王妻为女学生，办有男女学堂”，“京师举行秋操，王亦举行秋操，大张晓白，欢迎参观”。最后说：“其肝胆之雄，猖獗之甚，似亦非区区流寇所比”。这篇报道虽然用了“大盗”、“党徒”、“猖獗”等字眼，但通篇内容丝毫不像强盗，哪里有强盗办男女学堂，还告白四方欢迎参观的呢？最后一句点出他们不像流寇，读者不难作出结论，那是与清政府相抗衡的革命党人的光复区。《民立报》等对革命党人被捕的报道，经常的写法是：“……捕获革党……坚不吐实，大言我是自造……”宣传革命党人坚贞不屈的气节。对会党和农民起义的报道，则着重报道只抢官府不抢百姓，只不过再加上些不起实际作用的贬义词，以障人耳目。报道广州起义，则详细报道秋毫无犯的事实，加上“奇矣”两字以示划清界限，有时还干脆用文不对题的办法。如标题《革命军枪击襄阳丸》好似反对革命党，内容则讲鸣枪命令日人受检查。

与此相反的手法就是虚扬实抑。《民立报》曾刊载一则《那（哪）来的疯子》，从表面看是在帮袁世凯讲话，实则借以揭露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该新闻是这样写的：“总统忽传有叶诚者由太原寄来一大包裹，内有袁总统照片10张，更有黄袍黄衣，并附一信，略谓：我深佩大总统才识德重过人，勋盖天下，故以己之名片贴在大总统照片之上，以示亲切爱慕之意，黄衣黄袍所以表示大总统不久黄袍加身之意。诚谓其人殆有神经云。”表面上说此人是“疯子”，实际是提醒人民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警惕。

丙、以外喻中和以古喻今

《民立报》等报纸不便明言中国应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便借外国革命事件来影响中国的革命运动。如《民呼日报》曾利用土耳其的革命事实宣传皇帝是可以推倒的思想，为了增加宣传效果，他们还发表了清朝官吏深恐土耳其革命对中国发生影响的报道。再如，在美国独立纪念日时，他们的新闻标题是《独立万岁！》，以启迪汉族亦应推翻满族统治而独立。

《民立报》等不便直接提出排满的口号，便经常发表明末遗事，宣传明末的“忠臣”，有些文章还“顺便”插入满清征服汉族的历史，以激发汉族的反满情绪。在反对日本侵略的言论中，曾提出这样的命题：中国之国莫不亡于北方民族。他们在追述了辽金灭宋等的历史之后说：“本朝（清朝）起兵长白，征服中原，现在日本又征服朝鲜，势将逐步南侵。”这篇文章旨在反日，其中用了“本朝”“起兵”等温和字眼，仍能激发对满清的仇恨。

与此相类似的是“借口讲话”，有些话自己不好讲，便借用外论，转载其他报刊言论，甚至利用敌人的言论以达到自己的宣传目的。《民立报》借用外论有3种目的，一是作为帝国主义的自供状，以激发人民反帝思想，作为支持中国革命运动的精神力量。二是借用外论中攻击清政府的言论以代替自己讲话。三是利用外论中的革命言论以壮自己声势。

“转载”是《民立报》运用得最巧妙的一种迂回宣传艺术，凡有革命报刊被封，《民立报》就详加报道，并利用大清报律作合法斗争。因刊载某文而被封，就把某文原文刊出，摆出一副与清政府打官司的姿态，让大家评论这样的文章该不该被封。他们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与清政府争论，而在于借此扩大宣传。广东《可报》被禁时，《民立报》就将广东当局指为“罪状”的几则新闻加以转载，接着提出这样的新闻如何说是违反报律。《大江报》被封，《民立报》开始报道为：“初八日被鄂督以萎言乱政封禁，阅该报初六初七日社论载有……‘社会主义定义十五条’，想必因此而得祸也……兹将该论录如下”。以后查明被封之因是该报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民立报》又转载了这篇社论，并刊出短文，重申《大江报》的论点，并说这是古代名言，并不犯法。总之，清政府禁什么，他们就转载什么，表面上看是为之辩护，更重要的是借以广为流传。

丁、借用文艺形式

《民立报》等运用小说、谐文、漫画、照片等各种文学艺术形式进行“迂回宣传”。《民立报》曾连载长篇小说《探海记》和《新伊索寓言》，利用为人们所熟悉的伊索寓言，“寓”以革命之言。此外，他们还利用谐文、对联等方式，赋予政治宣传的内容。

《民立报》等还利用封建社会中神秘结社的宣传手法和测字、气运、说梦等形式以达到其宣传目的。武昌起义后，于右任作一短文说，朱洪武、洪秀全、黎元洪三人皆有洪字，洪从共，共和之兆也。又说，广州之役为三月二十九，武昌起义为八月十九，皆从九，九者数之终也，所以清朝怕九。再加《贝世界》一文说，记者在一测字摊看一人测字，抓了个贝字，测字先生说好极好极，贝加刀为负，加主为责，负责立宪，上下均有担负之责任。贝加才为财，加武为赋，故宪政首要为清理财赋。贝加卖为赎，故赎路赎矿时有所闻，且立宪之后，向所谓民贼必不能容，于是去戎而存贝，举凡贪赃赂贿之风亦当渐革。这是用“贝”字的游戏文字，但又像一篇政治论文，还有把想说的话用“梦话”来表达。这些方式并不可取，但确实是有意识为宣传服务的。

历史上有各式各样的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借古喻今、委词婉言等等表达艺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其所处的条件，探索运用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些表达艺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得心应手的“迂回宣传”艺术。这在新闻事业史上可以说是一种创造。

四、隐蔽或鲜明取决于什么？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在什么情况下更隐蔽些，什么情况下更鲜明些，一般随着以下三方面转移。

（一）出版地区。

国外、上海等地的租界以及清政府直接统治区，这3种地区有所不同。在清政府直接统治区遭到封禁的报纸言论，在上海租界未必受到迫害。而在《苏报》、《民呼日报》上回避的言论，在日本出版的《民报》则是司空见惯的。前已言及，不再赘述。

（二）斗争的性质。

以《民立报》为例，凡革命党的活动均不直接表示支持，有时甚至还用“捕获”、“正法”等字眼，以示自己与之无关。对饥民滋事、农民暴动、会党起义等斗争，只是略表同情，对工人罢工则热情支持，而对资本家和地主参加的争路权、争矿权的斗争，则不仅热情支持，而且用“吾民”字样（对其他方面极少用这种字眼），公开表明同一立场。

所以有这些分寸的区别，是从这些斗争本身的非法与合法考虑的。对革命党搞的武装暴动和暗杀活动，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吾”字，不能公开表示支持。对会党则有所区别，会党与革命党不同，封建社会历代都有，会党没有坚定明确的政治纲领，统治阶级对会党剿抚兼施，一般比较容易平息，所以会党是清政府的次要敌人，是革命党的同盟军或间接同盟军，其中有些则为革命党所利用。所以他们也采取回避的态度。对饥民滋事、农民暴动，他们给以同情，利用这些事件攻击清政府官逼民反。对于工人运动，一方面因为工人罢工斗争的锋芒不是直接对准清政府的，另一方面想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对清政府的政治斗争，所以给予更热情的支持。资本家和地主参加的路矿斗争是比较合法的，他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用“吾民”，公开表示站在“民方”。

（三）随着清政府统治的强弱为转移。

《民立报》一开始比较隐蔽，曾一度引起读者不满，广州之役前后用词渐渐激烈，特别是在川路风潮时期就更鲜明了。到了武昌起义后上海光复前，虽然在上述根本问题上还没有明确表态，但斗争锋芒所向，已经十分明显了。

这种状况同封建势力和革命派双方之间的力量消长是紧密联系着的。广州之役虽然失败，但清政府也摇摇欲坠，据吴玉章同志《辛亥革命》一书中说，广州之役后，李准已吓破了胆，捉住革命党人但懋辛不但没杀，反而和他拉乡谊交情。在清政府对直接控制区都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处在上海租界中的《民立报》当然可以更鲜明些了。

上海是11月3日光复的，在这以前，《民立报》都将《宫门抄·上谕》放在要闻版的右上方首要地位。4日报纸刊载上海光复消息，同时就将此栏移到第四版左下方的行情栏之前。5日起义又将“上谕”改为“清谕”。对清政府的称呼也随着形势发展而变化，以前称为“政府”，后改称“北京政府”，“清”，上海光复后即称“伪”了。

五、“迂回宣传”的几个问题

“迂回宣传”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力求避免或减少敌人的迫害。在必要时也还要作牺牲的准备。从《民立报》的宣传，可以看出关于“迂回宣传”的几个问题。

（一）“迂回宣传”的主要目的在于不给敌人以封禁的把柄，哪些问题应该隐蔽，哪些问题应该明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根据敌人的统治情况，斗争的性质和时间、地点为转移。“迂回”是手段，不是目的。态度应力求鲜明，但鲜明是有限度的，就是力求不给敌人以迫害的口实。在这个限度下，《民立报》在初期，广州之役、川路风潮、武昌起义、上海光复之后，几个不同阶段的形势下，鲜明程度就逐步加强。保存自己也不是绝对目的，《民立报》在1913年宋教仁被刺之后，革命党人反袁期间，曾经表示不惜牺牲一切。这是因为袁世凯要坚决消灭革命党人，必资冒死一战。其次，袁世凯是新上台的统治者，并且有立宪党人和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归附，和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高举反袁的旗帜，革命就很可能解体。这样，就必须不惜牺牲一切了。

（二）“迂回宣传”是同合法斗争分不开的。因此，必须注意两个界线，一个是要区别于改良派，一个是要严守立场。在这两个问题上，《民立报》等报纸还存在不少问题，某些言论几乎和改良派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民呼日报》竟然主张袁世凯、岑春煊等上台。合法斗争，不便直接提出推翻满清政府是对的，但决不可以宣传皇帝圣明，只是大臣混蛋的思想。同样，为着避免敌人迫害，不公开承认自己是革命党的机关报而采用第三者的立场是应当的，但决不可以在实际上造成自己政治上的损失。云南会党邓良臣、陈可培起义，革命派的新闻报道居然说：“……召集无赖，裹胁良民……”这就和虚抑实扬的手法不同了。它可能使人相信起义是“无赖”干的，而“裹胁”也并不是官逼民反。我们当然不能以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资产阶级，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应引以为戒。

（三）“迂回”与“晦涩”不同。迂回应是力求鲜明，决不是有意让人看不懂。在《民立报》等报纸中，确实有些文字已经不是迂回，而是晦涩难懂了。于右任的发刊词就是如此。又如于右任复投函者二文说：“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记者不欲蛰，亦岂欲存身，所以如此者，亦欲慕先贤之忠厚待人耳……”很清楚，他们所以如此决不是“忠厚待人”，那么这句话又何所指呢，就叫人莫名其妙了。又说：“利人之危，非长者也，人如果是我亦如是，则我何在？”这又是什么意思，今人不知所云。

“迂回宣传”是一种巧妙的宣传艺术，中国与外国都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文艺领域更广泛，更灵活。在新闻与言论方面，《民立报》等报有不少创造，这是很可贵的。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