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难罔以非其道”

元培于七月答应返校之时，曾委托蒋梦麟代理校长。九月十二日元培返抵北京。九月二十日，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分别举行欢迎大会，又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元培都参加，并发表讲话。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的演说，情词恳切，表明了他实在是爱护青年，爱护他一手改造过来的北京大学。他说：

别来忽忽四个月，今日得与诸君相见，我心甚为愉快。但自我出京以后，诸君经了许多艰难危险的境遇，我卧病在乡，不能稍效斡旋维持之劳，实在抱歉得很。我以为诸君一定恨我骂我，要与我绝交了。不意我屡次辞职，诸君要求复职。我今勉强来了，与诸君相见，诸君又加以欢迎的名目，并陈极恳挚之欢迎词，真叫我感谢之余，惭愧的了不得。

他对五四运动作了无评之评，谓之“全国早有公论”，自是加以肯定，进而热情赞扬了学生的自治精神和能力：

诸君的爱国运动，事属既往，全国早有公论，我不必再加批评。惟我从别方面观察，觉得在这时期，看出诸君确有自治的能力，自动的精神，想诸君也能自信的。诸君但能在校中保持这种自治的能力，管理上就不成问题；能发展这种自动的精神，学问上除得几个积学的教员随时指导，有图书仪器足供参考试验外，没有什么别的需要。至于校长一职，简直可以不必措意了。

接着他以德国的大学校长与各科学长，均系每年由教授会选举一次，来说明初到北京大学之组织评议会、各门教授会，主管校务与系务，认为：“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么？”最后说：

所望诸君此后保持自治的能力，发展自动的精神，并且深信大学组织日臻稳固，不但一年换一个校长，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诸君不要再为校长的问题分心，这就不辜负我们今日的一番聚会了。⁽¹⁾

演说词体现了元培办校的民主精神。事实上，他十年任内五年不在职，北大校政一仍其旧，未受到大的影响，这是他创立制度之功。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元培又一次辞职。此事不见于有关元培的记载，据北大存档，源于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不信任教育当局，因而全体停止职务，北京国立专门学校以上各校校长及京师学务局长，处此情况，认为无法维持学校，便也联名辞职。北京大学教职员参加了这一行动，元培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请辞，呈文谓：“窃自教职员停止职务以来，倏已半月，迭经设法疏通，迄无效果。转瞬假期届满，更属无法维持。既未便坐视，又无法进行，惟有恳请大总统准予辞职。”呈上未复，到翌年一月再呈，谓：“窃自教职员工停止职务以来，元培曾经多方设法疏通，迄无效果，爰于上月三十一日呈请准予辞职，并请速派员接替在案，现已时逾数日，尚未奉到批示，无任惶恐，用再具呈，恳请钧座速将前呈批准。”此次事件由教职员辞职而及于校长辞职，正如元培后来所说：“若教职员辞职的多了，校长当然向政府辞职。”⁽²⁾可见，这次大辞职事件，是元培所称对坏政府不合作主张的体现。此后国立专门学校以上各校校长均经教育部慰留，事态才有所缓和，元培则因其校长职位是总统任命，例须经总统另行挽留才能生效，不但总统迄不慰留，且盛传撤换元培之说，此事引起北京教育界疑虑，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代表马叙伦等二十六人，乃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具呈大总统，请挽留元培，原文有云：“时逾两旬，未蒙大总统慰留，各校方深疑虑，近观本京报载，教育部将蔡校长辞职事件提出国务会议，业经通过，准予辞职。虽事关密勿，无从证明，特蔡校长与北京各国立校长及京师学务局联名辞职既经全体慰留，未便忽令独去。况现在各校业已回复原状，在蔡校长已无责任之可言，在政府于学界甫就宁静之际，亦似不宜再生枝节。本会深恐万一报纸传闻竟成事实，去夏剧潮可为殷鉴。”时当五四运动之后，北京政府去蔡之心不已，撤换之说自非无因，此文以五四剧潮相胁，北京政府自然不能不加以考虑，虽欲去蔡而不可得，最后只好由大总统“慰留”了。

暂时的安稳可得，长久的平静终不可求，北洋军阀政府绝不会让蔡元培按其素志去办理北京大学，他们迟早要拔去这颗眼中钉。北京的军阀政府走马灯式地换来换去，无论为直，为皖，为奉，或者是其二联合，撵走另一，但视北京大学为洪水猛兽，视蔡元培为异端邪说之宗则一，总要想方设法破坏。北洋军阀政府和北京大学——蔡元培之间的冲突日趋尖锐，元培不能不暂时离开。一九二〇年十月，他决定出国。这次出国的背景，他在日记中作如下记述：“这时候张作霖、曹锟等，深不以我为然，尤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适罗君钧任（文幹）由政府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约定同行。”⁽³⁾出国的具体任务，他宣称，有如下几项：一是考察各国大学近年改革情况；二是了解并帮助中国留学生学习，留待将来聘请；三是邀请外国教员；四是为北大采办仪器；五是向华侨募捐，为北大修建图书馆；六是交涉收回庚子赔款用来办学；七是协助勤工俭学事宜。⁽⁴⁾

出国前，他于十月下旬由北京先去湖南，听杜威、罗素两人讲学；同时在那里作了七次公开演讲，题目为《何谓文化》、《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法》、《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对于师范生的希望》、《对于学生的希望》，演词后在旅欧途中修订，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之《北京大学日刊》分别发表。他由湖南回到北京，华法教育会、中法协进会等分别开会欢送，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下旬乘船赴欧，同行者有：修订法律馆总裁罗文幹，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北大教员张申府，北大教授陈百年，京师学务局李阐初。⁽⁵⁾十二月下旬到达法国。

元培抵巴黎之次日，夫人黄仲玉病逝于北京。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他在瑞士得电，撰《祭亡妻黄仲玉》，情真词切，哭之也哀。文末说：“汝自幼受妇德之教育，居恒慕古烈妇人之所为。自与我结婚之后，见我多病而常冒危险，常与我约：我死则汝必以身殉。我谆谆劝汝，万不可如此，宜善养子女，以尽汝为母之天职。呜呼，孰意我尚未死而汝竟先我而死耶！我守我劝汝之言，不敢以身殉汝。然我早衰而多感，我有生之年亦复易尽，死而有知，我与汝聚首之日不远矣。呜呼，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决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⁶⁾元培提倡男女平等，办爱国女校之时，处于发动革命之势，所以他曾说不取贤母良妻主义，实际上，他亦注意女德，有时也赞成贤母良妻，这也是融合中西的观念。如一九一四年在上海城东女学发表演讲，曾说：“以余论之，贤母良妻亦甚紧要。有良妻则可令丈夫成好丈夫，有贤母可令子女成贤子女。是贤母良妻亦大有益于世界。若谓贤母良妻为不善，岂不贤不良反善乎？然必谓子女之事但以贤母良妻为限，是又不通之论也。人之动作力，如限于一家，常耗费多而成功少，故贤母能教其三孩子者，不必专教三孩子，不妨并他人之孩子而教之。”⁽⁷⁾元培对待黄夫人，尊重爱护，亦以良妻待之。

元培在巴黎，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处理留法勤工俭学发生的问题，而终于无效，且遭致勤工俭学生与华法教育会破裂。周恩来其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曾写《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详述经过，并发表自己看法，文载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至十八日天津《益世报》。

当时在法国的中国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来读书的，称为俭学生；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生。这时总人数有将近两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勤工俭学生。勤工俭学生自然要有工作，然后才能学习。战后法国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工作难找，学校难进，连生活也发生了问题。他们企求华法教育会的帮助，华法教育会处理此事不尽完善，引起了学生的意见，华法教育会本身也因对学生接济过多而感到经济困难，双方常有纠葛。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作为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来到了法国，而且此行原有协助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的任务，甚至传说他行前去湖南曾为湖南勤工俭学生筹得省款，大家都寄希望于他来解决问题。但头绪繁杂，勤工俭学生固然面临绝境，俭学生也因国内接济不至感到困难，华法教育会则感难于应付，“局外之国人，亦咸以前途危险，终须得一办法，纳之正轨”。于是，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元培请询办法。元培便于一月上旬邀集有关方面人员到巴黎西郊华法教育会会谈。据周恩来叙述，会上，“众人之质问频繁，蔡氏亦以昧于现状，不能多有回答。于是是日之会，乃不得要领而散。而希望甚奢之人，因要求不遂，且语侵及于蔡，蔡亦不甚满意。”不久，元培又召集第二次会议，“在蔡氏之意，不过受纳各方面意见也，而到会学生则借此肆意攻击华法教育会办事人之不当，冀以要求华法教育会设法解决勤工俭学生之前途。换言之，即要求蔡元培解决勤工俭学生前途也。至是蔡氏始恍然勤工俭学生反对办事人之失职，枝节也；求解决勤工俭学生之前途，本题也。而勤工俭学生之出此要求者，多置勤工事于不提，一意注意于维持费之发给。即偶言及工作，亦以法国憩工风潮甚大、拒绝华人作工为借口。是欲解决斯种现象，偿其欲望，是非解决各人之经济现状不可。蔡以华法教育会并无恒产，何从致此多金以救学生之危急，故蔡元培之回答当然不能令质问者满意。且盛气之下，难恕于人，甚有以恶声加诸蔡氏者。蔡知事不易为，愈理愈乱，乃毅然有一月十二及十六之两次通告”。

元培一月十二日所发布之通告，认为目前纠纷的造成，一半是由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的组织不良，一半是由于学生将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和勤工俭学会三者的性质混为一谈，造成了误会。“以为勤工俭学事务即华法教育会全体之事业，勤工俭学事务办理之不善，尽以委罪于华法教育会”。他提出：“欲矫此说，惟有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对于华法教育会为部分之分立，由两会学生自行分别组织华法教育会，从旁襄助一切。”周恩来批评说：“此实昧于事实之论。盖今日之留法学生已失其出国时固有之分际，而其彼此相关，互相接洽，甚至于华法教育会办事人之看待，其分际固在彼不在此也。”

元培十六日之通告，则进一步宣布，由于经济困窘，“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并宣布了对以上两种学生停止接济的具体规定。

两通告出，加以华法教育会办事人躲开学生，易地办公，学生大愤，乃派出代表，于一月下旬在巴黎举行会议，提出六项条件。主要的是两条，即：要求公使馆、领事馆、留学监督处、华法教育会在学生自己未组织完好以前，须负找工及入学一切责任；要求中国政府发给每人每月津贴四百法郎。接着，因学生的要求，公使馆、领事馆、留学监督处和华法教育会的代表，于一月底在巴黎总领事馆开会，元培到会。会议决定致电大总统及教育部，请求发给学生每人每月四百法郎津贴。二月下旬，北京政府复电公使馆，谓经国务会议讨论，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公使馆等四机关即举行会议，元培亦出席。会议决定组织勤工俭学善后委员会，并通告学生，愿意回国的去报名。同时，元培和法工部劳动司长接洽，答应向工厂交涉，安插一部分学生去做工。

元培在法处理勤工俭学生事经过如上述，周恩来在他这篇长篇通讯中，评论此事，谓元培的两通告为对于勤工俭学生的第一声霹雳，北京政府复电遣送回国为第二声霹雳，他写道：“霹雳第一声，勤工俭学生之冰山倒；霹雳第二声，勤工俭学生之希望绝。”⁽⁸⁾要之，调处失当，对勤工俭学运动乃成致命打击。

元培此次出国，先法国，后德国，并至奥地利、匈牙利，后至瑞士、意大利，到荷兰，到英国、丹麦转法国，最后到美国，于八月二十九日离美经日本回国。

他在法国，在巴黎、里昂等地进行了考察，参观了那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出席了巴黎大学校长埃贝尔为他举行的晚餐会，拜访了居里夫人。法国总统授以三等荣光宝星章。里昂大学授以文学博士荣誉学位。在德国考察之时，访问了爱因斯坦，参观了黑格尔住宅。在意大利参观梵蒂冈教皇宫，“凡拉斐尔壁画、弥加朗惹罗之屋顶画，均得睹其原本，不胜伟大之感”⁽⁹⁾。在英国之时，曾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谈到国内政治情况，谓“可云坏极了。一切大权皆在督军掌握。……现在人心又恨督军，都提倡废督。大概督军不久也必消灭。但是最重要问题：督军消灭后，又将何以处之？从前执政都想中央集权，实则中国之大，断没有少数人能集权而治的。现在极要的，是从‘地方自治’入手”⁽¹⁰⁾。后来元培等主张“好人政府”，实和当时联省自治之说有关。此时他宣传地方自治的重要，和后来主张“好人政府”当有思想的联系。

在美国，活动较多，发表演说次数也较多。在纽约美国国外记者会上发表演讲，讲题是《东西文化联合之趋势》，在华盛顿州乔治亚城大学的演讲题为《东西文化结合》。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讲述欧美大学与中国大学教育的比较，并请华侨捐款，支援北大修建图书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学生会发表演说，认为应参酌兼采中国古代教育与欧美新教育。在美国，他接受了纽约大学赠送的法学博士荣誉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原定在毕业典礼上赠以荣誉博士学位，因电报迟到，误期到达而罢。⁽¹¹⁾元培在美时，得北京政府教育部电，请他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便于八月六日到达，自十一日至十九日，参加会议。他在大会发表了演说，并在会议上提出两项提案：（一）《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副语议》，建议“劝告与会诸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学生，均教授esperanto（世界语），并用此语翻译各国书籍”。（二）《举行太平洋各国联合运动会议》，建议每年举行一次，第一次在檀香山举行。⁽¹²⁾

历时十月的考察旅行结束，元培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五日返抵上海，十八日回到北京。

军阀混战，有增无已，国内政治仍处极端黑暗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包括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之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元培和他思想相近的一部分民主主义者，同样在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所走的是另一条路：从学术救国、教育救国，到“好人政府”，失败了，变而为好人离开政府，乃有一九二三年因罗文幹案之愤而辞职。

在军阀政府统治下，教育经费无着，教育危机严重，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一年前，元培尚在国外之时，北京各校教职员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及索还欠薪而发动斗争，向政府请愿和罢教，李大钊、马叙伦、沈士远等与学生多人被军警打伤。元培回国后，虽不赞成罢教，但更感政府摧残教育的严重，这篇文章提出了教育独立于政党与教会之外之说。他主张应当把教育事业完全交给教育家办理，“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认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至于教育与教会之矛盾，他举出：“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说，更绝对不许批评。”“教育是公同的，……教会是差别的。”“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会教会以外。”据此，他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通由大学管辖。大学事务，由教授组成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由委员会推举。各大学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教育部只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中有关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影响。大学不设神学科，只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各学校不得有宣传教义课程，不得举行祈祷仪式。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各区教育经费，由本区税收充用；较贫乏之区，由中央政府补助。⁽¹³⁾他提的这个办法，兼采了法英美德各国制度，为其在一九二七年提出大学区计划之先声。此议用心良好，也反映了当时教育的实际状况，因而得到教育界和学生的支持。但是，在当时却是根本无从办到的。

同年四月九日他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讲演大会发表演说，对于上述议案有所说明，指出教育独立于教会之议，“是绝对的不愿以宗教参入教育”。他愿意把信仰称为哲学的信仰，不愿意叫作宗教的信仰，他认为宗教“完全是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今年忽然有一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的清华学校开会。为什么这些学生愿意带上一个基督教的头衔，为什么清华学校愿给一个宗教同盟作会场，真是大不可解”。他驳斥了非宗教同盟妨害信仰自由之说，认为：“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若是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害信仰自由，他们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害信仰自由么？”因而大声疾呼：“我们既然有这非宗教的信仰，又遇着有这种非宗教运动的必要，我们就自由作我们的运动，用不着什么顾忌呵！”⁽¹⁴⁾对非宗教大同盟作了有力的支持。元培反宗教的思想前后一贯，非常强烈，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有列名赞助佛化新青年会之举。一时名流如梁启超、章太炎、黄炎培、江亢虎、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连同元培共十二人，发表启事，吹嘘这个佛化新青年会，这很不像元培之所为。看他们的启事说：“五四运动发展以来，种种流弊亦即从此发生。旷时废学无论矣，而妄心妄想，如火炽然，因是不可以止息。舍本逐末，为虚荣虚誉之是趋，全弃务实求真之修养，何异疯人之狂奔？……兹幸有京津沪汉各大学从根本觉悟之青年学生多人，本佛法之慈悲，作真理之贡献，若成立佛化新青年会，……此真青年学生之良药，新道德之标准也。……特此函达，希同情共表。……”⁽¹⁵⁾这绝不是元培的思想。其时元培远在国外，当系他人代其签名，以广招徕。特附及于此。

同年四月，以蔡元培领衔的一篇政治宣言发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宣言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具名者均署职业，可见其郑重。具名共十六人，元培领衔，余为：北京大学教员王宠惠，北京大学教员罗文幹，医学博士汤尔和，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知行（即行知），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科主任王伯秋，北京大学教员梁漱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陶孟和，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北京大学教员张慰慈，北京大学教员高一涵，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美国新银行团秘书王徵，前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

宣言之所以引人注意，在于它提出了后来名著一时的“好政府”主张，相沿称为“好人政府”主义。宣言首述他们的政治改革目标，认为国内优秀分子无论其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而作为最低要求，则应以成立公认的“好政府”为目标。“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个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次列“好政府”的涵义，谓消极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以监督不法官吏，积极方面则在：一为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福利，二为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发展。进而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再而宣传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在于须要做奋斗的好人，须要有决战的舆论。最后提出他们的具体政治主张，分别为：南北议和，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¹⁶⁾

这个宣言带有明显的改良色彩。寄希望于“好政府”，而事实上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好政府。宣言力主向恶势力作战，而恶势力的代表即军阀与其政府；号称作战，又期望有一个“好政府”，其实际是对于军阀认识不清，期望能有好的军阀出现。这种主张和联省自治之说有关。联省自治并不可能出现一个干净乐土，必然仍是地方割据。这个宣言的起草人是胡适，他是最热衷此事的人。宣言署名人平时政治主张与思想信仰未尽相同，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人物，其余各人亦未见一致，一时的结合，不久也有了分歧。宣言尽管一时起了影响，而其必不能实现则为当然。

元培一九二一年国外归来之时，即在北大新学期中开始讲授《美学》一课，是一种讲座性质，在他翌年离开学校之前，共讲了十课，未曾讲完，并写了《美学通论》一稿，亦未竟。同年六月，他发表了《美育的实施方法》一文，系统地提出美育教育的实施方法和步骤。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都应有一套美学教育，而从胎教院与育婴院着手。他主张妇女怀孕以后即送入环境优美、设备完善的胎教院，生产后就迁到公共育婴院，第一年由母亲抚养，第二、三年，就可把婴儿交与保姆。胎教院和育婴院都要有良好的美育教育。此后由幼稚园到学校，同样要注意美育。对于社会美育，他不单提出一系列的美术、音乐、博物馆等展览演出场所，并提出道路、建筑、公园以至坟地的美化问题。如他所说：“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¹⁷⁾

到了这年十月，因征收讲义费问题，引起部分学生不满，元培曾经辞职。军阀政府摧残教育，财政收入用于教育经费者极微，北大经费甚感困难，校务会议于十月通过决议，此后发给学生讲义一律收费。因此而增加了学生负担，引起不满，有些学生且酝酿罢课。学生二、三百人拥入总务部，寻找庶务主任沈士远，元培闻声而出，“厉声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说：‘沈士远主张收讲义费，故来找他理论。’先生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群众仍呼啸要找沈氏，先生亦大声呼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¹⁸⁾蒋梦麟回忆此事，还说元培曾讲“我和你们决斗”⁽¹⁹⁾，学生不听，元培乃于十九日提出辞职，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和出版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亦相继提出辞职，学校各机关停止办公，《北京大学日刊》亦停止出版。和易近人，爱护青年的元培，非强力所可屈服，学生闹事，所最反对，所以一反常态，很为激动。后经全校学生挽留，元培便于二十四日回校视事。讲义费则决定在未经评议会决议前，暂照上学年办法办理，但开除了一个预科学生，措置近乎失当。

一九二二年五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窃踞中央政权，数月之间，政治更形黑暗，教育事业风雨飘摇。至十一月，臭名昭著的政客彭允彝被任命为张绍曾内阁教育总长。消息传出，教育界及学生极力反对。一九二三年初，在北大师生倡议下，北京学联发表宣言，拒绝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大总统黎元洪下令“严行整顿学风”，教育部下令禁止学生请愿。就在此时，蔡元培呈请辞职。事件动因，则为财政总长罗文幹前因金法郎案被捕，业已宣告无罪，于一月十一日出狱。一月十五日，国务院开会忽由彭允彝出面干涉，提出再议，罗文幹被非法逮捕。元培愤司法不能独立，人权遭受蹂躏，经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人会商，都认为应有所表示，⁽²⁰⁾乃于一月十七日向黎元洪递出辞呈，谓“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引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²¹⁾。并刊登“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之启事，⁽²²⁾又于二十三日发表《为罗文幹遭受非法逮捕启事》，此启事刊登于《努力周报》时，易题为《关于不合作的宣言》。元培辞职之事起，在北大和北京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应。十八日，北大学生举行全体大会，决议“驱逐彭氏”，“挽留蔡校长”，“警告国会”等。同日，北大评议会及国立八校校务讨论会先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挽留蔡校长事。十九日，北大教职员召开全体会议，决议挽蔡，表示除元培外，“不承认任何人为北大校长”。北大学生会三次发表宣言挽蔡，表示如政府另委校长，“则唯有以极激烈之手段对付，誓以三千学生之热血，涤此大学历史之腥羶”⁽²³⁾。于是，蔡元培之辞职事件，与驱彭运动互为波澜。

元培此次辞职，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反对蹂躏人权，反对黑暗政治，尽管带有消极意义，却能引起强烈的反响，是他历次辞职中最有斗争意义的一次。那篇辞呈，也写得鲜明透彻，泼辣锋利，一反公文程式之虚语陈套。辞呈说：

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闻，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最可异者，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而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于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佥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权限，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换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引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他沉痛地说：

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濂、张伯烈（时参众两院议长——引者）的险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质问弹劾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为，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大总统的大事糊涂，受二个人的胁迫，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与前年受张勋压迫，下令解散国会，实在同一糊涂。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办理，他们倒阁的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权的主义，经一番顿挫，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宣告不起诉理由了，而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²⁴⁾

这样的一篇宣言，说得多么明确，又有层次，表明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前篇关于“好政府”的主张，是盼望一个“好政府”，主张好人参加政府，事实使他失望，现在是以己身开始，主张好人离开政府了。这同一《宣言》中，首引《易经》“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之说，谓“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所谓积极的努力，即好人相率离开政府，这个政府也就倒了。这种想法，不免失之于天真，惟较之悄然洁身引退，总算还能起到一些作用。

蔡元培辞职事一出，给学生驱彭斗争点了一把火；《关于不合作宣言》一出，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胡适在《努力周报》第三十八期和第三十九期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分别题为《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²⁵⁾加以支持，称蔡元培“发出了正谊的呼声”，“以去就为抗议”，“他的一生，明明是对恶政治的一种斗争方法”。三十六年之后，即一九五九年，胡适在台湾举行的蔡元培九二诞辰纪念会上专谈元培此事，称他是有所不为的狷者，“他在民国十二年的抗议，更可以表示他的有所不为的精神”⁽²⁶⁾。元培友人与学生，许多人都曾谈及他的这种精神。有所不为然后有所为，元培立身行事，确乎表现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元培可以当之。

年方二十八岁的徐志摩，在一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努力周报》发表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对元培深表尊崇。他以为元培是个理想者，在那个“卑污苟且的社会里”，为人所不理解。“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正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不合作主义’，‘为保持人格起见……’，‘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愿望了”。徐志摩这种感情是沉痛的，富有诗人的气质。然而，元培撒下的火种，究竟烧了一阵。从对北洋军阀政府斗争来讲，他是失败者。但在保持知识分子气节上，他是大义凛然。徐志摩的呼声“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就说明人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又不是一个失败者。

元培此番辞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为对其时已有所酝酿的曹锟贿选总统表示反对。在辞职启事刊布之时，元培即悄然赴天津暂住，然后于四月初到上海。报章盛传曹锟电请政府查办元培，北洋政府究竟慑于教育界和学生挽蔡的声势，未敢接受元培辞职，国务院秘书厅致函北大挽留蔡校长代表团蒋梦麟，说是蔡辞职事，“业奉大总统谕，由院去电慰留”，同时抄送国务院致上海转元培电。电云：“先生领袖学界，士望所归，祈早回京，勿萌退志。”⁽²⁷⁾另一方面，虽然驱彭运动未能成功，彭允彝任命事经众议院通过，正式就任教育总长，而学生之驱彭挽蔡仍继续开展，并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北大师生并派代表南下面请。元培这一次却是坚决不回学校了。为了表示决心，他即于七月再次出国赴欧。元培自述经过说：“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²⁸⁾

出国之前，元培第三次结婚。他提出的择偶条件为：（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最好原曾抱独身主义者；（三）熟谙英文而能为研究助手者。元培属意前爱国女学学生周峻，请徐仲可夫人介绍，得同意，遂于七月十日在苏州结婚。⁽²⁹⁾周峻在爱国女学读书时名怒清，人以其名犯清朝政府之忌，嘱改名，乃改为怒凌。⁽³⁰⁾怒受凌辱，实际意义亦同，可见其有反清革命之志。后易名峻，字养浩，亦属男子名称。她原曾抱独身主义。元培提出年龄略大一条，自然是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同时也有更好管教子女之意。

七月二十日，元培偕夫人及女威廉、子柏龄，由上海乘船出国。这次在国外，共住两年四个月时间。他先住比利时，夫人和威廉入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学习艺术，柏龄入比国劳动大学学习工艺。一九二四年春，偕同夫人及威廉移居法国，夫人入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威廉入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柏龄仍留比学习。元培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协助李石曾、吴稚晖办理华法教育会及里昂中法大学事务。这年四月，他曾赴英国，交涉退回庚子赔款应退余额用以办学。八月，应北京政府教育部请，曾去荷兰及瑞典出席国际民族学会会议，撰有论文一篇。在会上，遇见莱比锡大学同学德人但采尔。但采尔谓汉堡民族博物馆资料丰富，劝他到汉堡研究。元培遂于十一月赴德国，入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北京大学现存档案中，有其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自德国写与北大评议会信一件。时北大催其回国，他复信请求评议会许可于暑假后续假一年，“愿以教授之资格与薪俸，继续留欧，完成学业”。信中表示了年近六旬的人殷殷求学之心，说是由于在欧从事各种交涉事及参与学术活动，“坐是而第一年研究之时间全被占去，……故自去年十月起，即屏除一切，专心求学，冀再历一二年，稍有所得，以副研究之名。若此时辍业而归，则所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不特自问难安，而亦无以副本校特别优待之盛意”。一九二五年七月，元培曾赴英参加世界教育联合会第二次大会，作了题为《中国教育：历史的与现在的状况》的报告。至一九二六年二月，教育部电促回国，乃启行。

元培在国外期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由孙中山提名元培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当时孙中山曾向人解释提元培为候补监察委员的道理：“蔡孑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不方便。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希望他由欧洲回国后，仍能到北京去工作。”⁽³¹⁾孙中山这番话，可说是知人之谈。其后，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及以后各次大会上，元培均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一九二五年，即在元培回国之前一年，孙中山因病逝世，元培作挽联云：“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³²⁾其祭文谈到中山的思想，谓为“尤扼要者，谓革命之根本，在求学问之深且闳。所宜服膺勿失，刻苦砥砺，以共策夫科学之发荣。”⁽³³⁾

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元培得北京大学电报，要求他在欧洲进行宣传，控诉英日帝国主义行径。他两电北大，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北大为此活动，⁽³⁴⁾并撰写了《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一文，译成英、法、德三国文字，在欧洲各报发表。指出此次反对日英运动，远因为《南京条约》以后，外国之侵犯中国主权，订立不平等条约，“自物质关系以至于精神文化，自私人经济以至于国家政令，没有一方面不受外力的钳制。中国人国家观念发展以后，对于此等钳制的外力，自然不能忍受，自然同火山一样爆发，遇着一个机会，从喷口冲出火来”。近因则详述了日本工厂的虐待华工，英国巡警的残杀工人，“而我们华人反对英日的举动，乃不过用‘不合作’手段，不为英日人作工，不购英日货，完全是消极的，并没有积极的损害英日人生命财产的计划”。而列强反偏袒英日，说是此次风潮与义和团事件相同，并有赤化嫌疑，声称“不可不干涉”，并有所谓可由英日两国以武力胁迫中国政府了结之说，元培逐一加以驳斥，最后呼吁英日两国与列强，“都有根本的觉悟”，废除不平等条约。⁽³⁵⁾至一九二七年十月，他还撰写了《五卅殉难烈士墓碑文》。

元培这次出国，辞职并没有获准，只不过是北大准假出国。一九二六年二月回国至上海，他继续提出辞职，而北大促其北返，他多次与北大教职员书信往返，谈到此事。是年七月二日有长函致胡适，对胡适促其北行，“且有不行则资格丧失之警告”，答以“弟实以毫无资格为自由，方且求失之而不得也”，执意如初。并说：“六月二十八日午前十一点，弟已致一电于国务院及教育部，辞北大校长及俄款委员之职。”同时又重申了他的不合作主义，谓“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而我乃愿与合作，有是理乎”？继续提出辞职的理由，还在于“认辞职为较善于被免职。近日友人自北京来者，传某方定有改组北大之计划。最近一友人报告消息：某甲条陈于某乙，谓内阁不可无新派人，如某丙、某丁者宜以任司法、教育。某乙谓丙无问题，丁则留以任北大校长。于是某甲以书面告某丙，而外间知之”⁽³⁶⁾。可见元培对此次辞职事的坚决，坚持不合作到底，而北京政府撤换元培之心亦至今不已，只不过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罢了。但元培此次辞职，终因北大师生及北京国立九校恳切挽留，未能实现。三个月之后，十月八日，元培又函在伦敦的胡适，告以得知“北大同人所最切望者，为弟不即脱离，而却非要求立即到校，弟始不催促教部准我辞职，而且对北大评议会声明，将来必到校一次”⁽³⁷⁾。时南北交通受阻，元培最后未能北上“到校一次”。其所居校长名义，他自己说是至一九二七年七月试行大学区制后，北京大学并入北平大学区后，才得取消。⁽³⁸⁾实际其时北京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中，大学区制只试行于江苏、浙江两省，至一九二八年八月始在北平实行此制。但奉系政府教育部曾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取消北京大学，改为京师大学校，由教育总长刘哲兼任校长，则元培校长之名，即于是时取消。

元培出国期间，北大校长由蒋梦麟代理，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出走，先后由余文灿、陈大齐代理。一九二八年八月北平实行大学区制，北京大学师生反对，要求复校，元培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坚辞未就。

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十年，是北京大学史上光辉的十年，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光辉的十年，更是蔡元培光辉的十年。

————————————————————

(1) 《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三四一～三四六页。

(2) 《关于不合作的宣言》，《蔡元培选集》第二一三页。

(3)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五七页引元培《西游日记》手稿。

(4) 《与北京大学学生话别》，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四七五～四八一页。

(5) 据北京大学存档，中法协进会饯别公启所列名单。

(6) 《蔡全集》第五二五页。

(7) 《养成优美高尚思想》，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第六～七页，广益书局一九三二年出版。

(8) 以上关于勤工俭学问题引文，均见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周恩来旅欧文集》第五～二一页，文物出版社影印本。

(9)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六〇页引元培《西游日记》手稿。

(10) 《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蔡元培选集》第一八四～一八七页。

(11)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六一页引元培《西游日记》手稿。

(12)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六二页引元培提案手稿。

(13) 《蔡全集》第五二三～五二五页。

(14) 《非宗教运动》，《蔡元培选集》第一九三～一九五页。

(15) 原启事载《海潮音》四年十期“通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又见《太虚大师年谱》第一六〇～一六一页。

(16) 《蔡全集》第五三一～五三五页。

(17) 《蔡元培选集》第一九七～二〇三页。

(18) 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蔡全集》第一五九八页。

(19)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重庆《中央日报》。

(20)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第二九五页。

(21) 《为罗文幹遭非法逮捕案辞呈》，《蔡全集》第一一一四页。

(22) 《辞北京大学校长启事》，《蔡全集》第一一一五页。

(23)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日刊》。

(24) 《关于不合作的宣言》，《蔡元培选集》第二一四页。

(25) 三文均载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第三卷。

(26) 《胡适博士在蔡元培先生九二诞辰纪念会的报告》，《蔡全集》第一四三五页。

(27) 以上均见北京大学存档。

(28)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第二九五页。

(29) 高平叔《蔡孑民先生传略》第二〇页。其中“最好原曾抱独身主义者”系元培女晬盎告笔者。

(30) 据蔡晬盎相告。

(31) 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蔡全集》第一四〇八页。

(32) 《挽孙中山先生联》，《蔡全集》第五八二页。

(33) 《祭孙中山先生文》，《蔡全集》第五八二页。

(34) 以上分见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二十四日、七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日刊》。

(35) 《蔡元培选集》第二四九～二五四页。

(36)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三九三～三九五页。

(37)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四〇三～四〇四页。

(38)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第三九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