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绿窗下的旧风景

绿窗下的旧风景

时间:2022-08-0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谷林先生高高瘦瘦,用《世说新语》中的话说,是“清虚日来,道心充满”。但绿窗对坐晤谈的时候,并不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样的感慨大为动心,它跟我的年岁太不相称,居然结下不解之缘。这是“百草园”中的另一片风景,其中或许正藏了无数书的故事与人的故事,这一回,它又作成人与书一脉不解的因缘,以致“百草园”中的“英雄与美人”,竟成为一种对人生的追怀。论藏书,自然比不得劳氏兄弟,但也还有难得的藏品。

谷林先生高高瘦瘦,用《世说新语》中的话说,是“清虚日来,道心充满”。虽然不宜以魏晋人物“雅望非常”之类的熟语轻施品藻,但也的确是心无点尘,渣滓日去,散散淡淡瘦出的一剪清癯。

自幼爱好文史,却情有不得已作了一辈子财务,原来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番阴错阳差,——听了这一段经过之后,真是不胜嗟叹,有缘?无缘?世事果然有个“缘”字在么?不过,在退休之前的十年,到底又是一番阴错阳差去了历史博物馆,专意整理文献,算是了此情缘,这一回,又似乎是个开端:整理了二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出版了一本文集;更有了《读书》上的“谷林”和“劳柯”,不论“品书”还是“琐掇”,都是极见风格的文字。

毕竟还是缘分罢,连隐于市的居所,也带着“文化”,——它是华文学校的前身,与协和医学院同时,用“退还庚款”建的,学校后来的情况,沙博里在《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有一段记述:

北京解放后的几天之内,有几个单位的代表来找我,要求我们把华文学校的房产租给他们,我让他们去同一位美国人联系,他是用洛克菲勒基金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行政管理人,也是华文学校校委会成员,他和一个单位签订了租约,这个单位就是后来的文化部,文化部付租金,并付给留用的老职工工资,只是到了美国从中国撤走它的外交人员,又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的时候,租金才停付。

这段历史如今大约很少有人还知道,而大院早成文化部宿舍,似乎已不见昔日遗迹。据说当年尚有若干圆明园拆除的材料,如石雕、佛像之类,迁置在此,不曾细心寻觅,不知是否尚有遗存。

谷林先生所赠照片(二〇〇〇年)

照片背面的题字

大院深处一幢旧楼,树荫挂满了窗子,窗前的写字台上,泻下丝丝缕缕的青翠,愈见得纤尘不染的一派清静。但绿窗对坐晤谈的时候,并不多。先生虽寓居京城四十余年,却乡音不改,一口宁波话,听起来着实吃力,而偏又是魏晋风度式的“吉人之辞寡”,总是浅浅笑着,并不多言,此外,也还是有意为之罢,——戋戋小简,是一叶绿窗风景,细楷娟丽,楚楚有风致,每令人觉得隽妙无比,便故意抛砖引玉,以期获得一份阅读的欣喜。

来书云:

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转业改行,转眼花甲,还有点“晚学”的勇气,想从头读五经,可是放心难收,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终于废然作罢,说两件故事给你听:我读古文是从香烟画片入手的。以前香烟多是十支装,每盒有一张小画片,有一种天桥牌,画片是三国人物,一张曹操,翻过背,题的是“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样的感慨大为动心,它跟我的年岁太不相称,居然结下不解之缘。还有一种大英牌(又叫红锡包),画片是列女故事,汉武帝对姑姑说:“如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我从父亲的烟盒子里积攒这些小画片,开始我的古文课,后来有了“一折八扣”的标点书,我用了十几个铜子儿买了《唐诗三百首》,认真背诵“欲饮琵琶马下催”。一位同学纠正我,说是应作马上催。我很犹疑。我觉得马下近是,待上马犹持酒不上,于是嘈嘈切切乐声大作催着上马了,如已经上马,放缰驰骤,还有什么催的呢?这就是我的水平……

——“水平”云云,自然是少年往事,但由香烟画片启蒙的故事,在翁偶虹先生的《北京谈往》中也是讲到的,想来它的“教化”作用,是影响了一代或不止一代的人。这是“百草园”中的另一片风景,其中或许正藏了无数书的故事与人的故事,这一回,它又作成人与书一脉不解的因缘,以致“百草园”中的“英雄与美人”,竟成为一种对人生的追怀。

不过先生在这里详细讲述这个故事,一面是忆旧,一面仍是自谦,所谓“深藏若虚”,“有盛教如无”,不是圆滑处世,而是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做人;正是夫子所说的“君子儒”也。

手边一份旧剪报,大概裁自四十年代的《新民报》。题为“东陵瓜”,署名劳柯。以东陵侯邵平种瓜城东的著名典故起兴;闲闲的文字,淡淡的笔墨,议论也不惊人,不过,结末的几句,却颇见精神,——邵平不凡,掉了东陵侯,也能短衣革履学种瓜,种来的瓜还不坏,陶渊明不凡,拿官俸办事,只看它同个普通的职业。他们不凡,就因为他们把原本平凡的事情平平凡凡的处理了。世人的平凡,乃因为他们把别人平凡的行径惊为绝俗。——若讲“水平”,这自然也是“水平”之一。却不知是不是“少作”。

先生本姓劳,“谷林”、“劳柯”,都是笔名。清代藏书家仁和劳氏兄弟,是极有名的,弟弟劳格季言尤其在考证上颇具功力。凡手校之书,无不丹黄齐下,密行细书,引证博而且精,又镌一小印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钤在校过的书上面,先生的读书、校书,与求甚解的考订功夫,便大有劳季言之风,——“丹黄齐下,密行细书”,是形似;“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是神似,有时甚至认真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妥帖与否,因每令我辈做编辑的,“塞默低头”,惭愧不已。

论藏书,自然比不得劳氏兄弟,但也还有难得的藏品。有一个四十年代编辑出版后来被编入另册的刊物,叫作《古今》,先生有从创刊到停刊首尾完整的一部,装订为五册,原是解放初期从冷摊上淘得,当时也还是很破费了的。近年曾在海王村看到,标价已近千元,里面不少文史掌故之类的文章,虽一些作者人品不大磊落,但若不因人废言的话,这文章还颇有可读。一次,见先生检出两册藏书,举以赠友,当日不便问,事后致函询及,先生答道:“那两本小书是《汉园集》和《猛虎集》。前者商务出版,是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种(丛书名或有误),是一种小开本绿色布面精装本,只是字体较小,不宜老眼。内收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三人新诗,人各一辑,扉页左上角有‘其芳自存’四字。买此书情景历历在目:那时我的工作场所在前门外,晚回东城宿舍,过南河沿东口,在盐业银行的门廊下有一人用旧报纸铺地,燃一电石灯,平放着十几本书出售,我以大约四角钱得之。《猛虎集》,徐志摩新诗,扉页有题赠签署:上款魏智先生,下款徐志摩三字,钢笔字写得挺拔有姿致,因记起海藏日记中有徐志摩与郑孝胥约往观其临池的记载,有一次是与胡适两人同去观看……”诸如此类,不说珍品,也当称为隽品。只是文革中,寓所播迁,多有散失。劫余幸存,先生又常常持赠爱书的友人,也许竟没有可以称为“镇库之宝”的尤物了罢。

不过周作人著译的全部,大抵十之六七,仍在藏中。我曾求借过其中的几种,便略略闻知当年搜索的辛劳。后来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了《“曾在我家”》,详细讲述了搜集知堂著译的经过及与作者的一面之缘,琐琐往事,“风淡云轻”,先生说,“然则我所絮叨的,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我却不免“心头略为之回环片刻”:果然烟消云散了么,那风淡云轻的什么,或已氤氲作一团,一片;其实,犹在“我家”。

先生似乎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人物——用董桥的话说,是“旧”,并且,“旧”得有趣——不仅接人待物,即日用起居,也都是极传统的。印象中,他常年穿着一件中式蓝布褂,不烟,不酒,口无所嗜,目无所贪。不急,不躁,不愠,不争。我想,即使退回到两汉,先生也不是“醒而狂”的盖宽饶,“简略嗜酒,不好盥浴”的刘宽,而是“为人恭俭有法度”似彭宣;不过,虽然不忘情于世事,却仍有隐于市的大隐之风。

过去常说读书人,现在爱说文化人。所谓文化人,大约就是始终持守了一种文化精神的人。或者,就成了名人;或者,并不。前者,能够影响及于社会;后者,便只是悄然无声润泽了他的周围。文化城的北京,文化名人自不少,不名的文化人,本来也应该很多很多(文物似也如此;譬如,那默然于著名文物之外的华文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景观罢。古有“一行作吏,此事便废”的说法;此事,谓读书也。读书,原只是为了求一门高雅的谋生技艺,——《颜氏家训》所谓“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便是这种功利式的教读。如此,虽大抵可以不为俗吏之类的小人,却未必做得成君子,唯有真正钟情于书,才能爱它不倦;即使“作吏”,仍为君子,或曰:文化人。这不像是很高的要求,但偏偏能够做到的,很少。

初刊于《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五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