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高考

黄士力

时间如白驹过隙，40年一闪即逝。如果人的记忆仅能储存几件事的话，我的记忆中必有1977年经历的高考。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5·16通知”。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全国。关于这场运动，15年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有了定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党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肇始，废除了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我不知道当年备考的学生们是何感想。绝望，觉得自己憧憬已久的大学生活就这么烟消云散了；高兴，觉得大家都很平等，省去了苦读与竞争，免去了欢喜与忧愁，等等。高考中止，大学停招了几年后，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于是1972年大学重又招生、复课，这样产生了工农兵大学生，来自于工农兵之中，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录取。

1976年10月，“十月里响春雷”，华国锋作为主要领导，代表民意党愿，一举粉碎了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四人帮”，举国为之欢腾，民众奔走相告，积压十年的忧郁一朝消弭，备受压抑的心灵得到解放，人们获得了许久未有过的轻松。但是，总体上还在“文革”的轨道上行驶。

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　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宣布恢复高考。^[1]这消息，又是一声惊雷乍响，相关和不相关的人口耳相传，都把此作为特大喜讯，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人们见面必言高考恢复了！

这一年，我在杭州市西湖区红卫公社大新大队下乡插队已经是第三年了。大队位于城边，离如今的武林广场咫尺之间，身份是知识青年，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既虔诚接受再教育，又时刻盼望跳出“农门”。盼之久，心之切，既急不可耐，又忍而不言，甚是压抑。当时的社会非常封闭，信息来源渠道十分单一，主要是早晚收听有线广播，特别是晚8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记得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从有线广播中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时竟不敢相信，唯恐有错，因而屏息静听。我真的大喜过望，连忙出门，摸黑赶路去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住处，核对信息。经大家一对，没有错，广播中就是这么播报的。这一夜，我们兴奋地畅谈交流；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心中感慨良多，充满憧憬。这是一个读书无用时代的结束，这是一个尊重知识时代的开启，它让绝望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就好像是一个人走在漫漫无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忽然看到了一丝亮光，于是便毫不犹豫朝这亮光走去。

喜过一时，忧愁便至。先忧贫下中农怎么看？下乡3年，我吃苦耐劳，态度认真，劳动积极，获得了农民的好评，年年被评为公社、区的知青积极分子。大家没有推荐，你却自己去报考，是不是一种反叛？再忧，考不上怎么办？当时的我较为斯文，队里的农民着实把我当作一个文化人，挺尊敬我的。考不上就露了馅，人们的期望落地，我的颜面往哪儿摆？还忧基础薄，没有底。我是在“文革”的高潮中接受中学教育的，说是高中毕业，实际水平还达不到初中毕业。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时代造成的！当时的数学题明明是计算利率，但要大段地加上地主剥削的内容；当时的物理学的是“三机一泵”，当时的化学教的是化肥、农药……没有知识的体系，我们能学到多少内容？还有复习少不了的书和资料，这在当下不是问题，可在当时到哪里去找？最为要紧的是怎么考？考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忧归忧，考是必需的。招生考试的通知下发后，我立即去大队申请、去公社报名。印象中当时全公社的知青有180余人，都报了名，多数报考大学，其余则报中专。自此，我开始备考。备考是艰辛的！

劳动学习两不误，为了留足退路，只能累了自己。白天按时出工劳作，晚上发奋苦读。总体上复习还算是高效的，一道道习题被解答，一个个公式被重新理解记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很有学习的获得感和成就感。那时听说某校晚上有一场复习讲座，我们便十里八里地赶去，蜂拥而至，晚到了，就站在门口窗边，静静地听讲，“沙沙”地记录。那时听说有一本复习资料，我们便“厚颜无耻”地去借，限时借阅，读熟抄录。那时，听说某君善解难题，我们便虚心求教，百听不厌。复习并非一帆风顺，两个多月里，有过几次烦恼。有几天晚上，虽想加快进度，但什么都看不进、记不住、解不出，那样的苦恼真折磨人。就有那么几次，我把草稿纸撕碎，以此来发泄情绪。甚至还动了中止复习、不参加高考的念头。父母亲为我复习都在尽力。午夜，妈妈为我备好点心，烦恼时爸爸鼓励我，劝我学不进，早点睡！

1977年的高考，12届学生同时赶考，人数之众，叹为观止。为了有序组织，两个月中组织了两场考试。第一场初试为地区考，时间在11月20日，通过考试选拔一批进入复试，人数骤减大半，我顺利过关！这提振了我的信心！二十多天后是全省组织的正式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四门。当时，我是以懵懂之状参加考试的，并没有真正掌握学习的要诀和解题的技巧。以为语文、政治的题目都做了，应该没问题。后来知道，文科的题做是做了，不见得答对！按采点给分的要求，因没抓住要点，虽洋洋洒洒，一分不得也在情理之中。数理化懂得的都答了，不懂的约有一半。录取的分数之低，可以想象。这就是当时的水平、状态。

1979年10月参加浙江省大学生文娱会演留念（最后排左一为作者）

1977年末，我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大约是1978年2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正下地劳作，从远处看见大队革委会主任（如今的村委会主任）骑车而来，隔得老远，直着嗓子冲我大喊：“公社来电话通知，叫你快去领取录取通知书。”这一喊，我惊住了，有那么一刻，我杵在原地，不知所措。我真的考上了？同在劳作的农民纷纷向我道喜，言语纯朴，但情真意切。有位老农说我是个好小伙子，他早就看出我能考上。那些话真的温暖人心。说了一阵后，大伙儿催促我快去。于是，我压抑住内心的兴奋，离开田间回到住处，拾掇干净，跳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赶到公社，急切地拆开信封，录取通知赫然现于眼前，录取院校虽不理想，但终究是升学如愿。《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写1977年高考的录取情况：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约57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27.3万人被录取（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万多人）。根据这个数字，这一届全国高考的录取比例约为5%，我很幸运地成为5%队伍中的一员，我还得知全公社仅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

1978年3月13日，如约到校报到，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我们班同学的年龄构成差距大，最大的30多岁，最小的17岁，可以以“一代”而论；身份错乱，有那么几对同学，过去的师生成了同学；过去的师生现在还是师生，但过去的学生成了老师，而过去的老师成了学生。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条件简陋，生活清苦，然而我们没有人计较。现在回想大学岁月，人人都发愤学习，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学习状态一点都不为过。那是对知识的渴求，那是对曾经失去又重新找回的时光的珍惜。

事物因为远去，反而更能看清其全貌。2016年10月30日，母校院庆，我应邀以“缘分·祝愿”为题，回忆了我的大学生活：“我们再回校园，重捧书本。对于一个求知若渴而又几近无望的知青而言，高考无疑像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改写了我们这些人的人生。”恢复高考使我从知识青年变成知识分子。经过4年系统、专业的学习，我拥有了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之后大学任教和不同岗位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7年的高考已经远去，但它深刻地改变着、影响着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

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前奏。十年“文革”，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那时物品极度短缺，不缺的是奇谈怪论。在教育知识界，“知识越多越反动”谬论盛行，“读书无用论”泛滥。这些是非不加以分清，将严重影响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文革”结束不久，全面的拨乱反正还不具备条件，因此复出之后的邓小平抓住了恢复高考这个切入口。高考体现了公平正义，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又关乎民族振兴、国家强大，所以深得民心、广受欢迎！继恢复高考之后，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直至1978年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犹如一场大戏，恢复高考是前奏，高潮则是随后到来的拨乱反正，国家从此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恢复高考是“四化”建设的出发。1975年初，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在那个时代提出“四化”目标极为不易，深受经历了动荡的广大人民的拥戴，也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现实工作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一场接着一场，根本没有可能集中精力抓“四化”建设。“四个现代化”只是目标、口号。“文革”十年使国民经济一度处于崩溃边缘，人才断层、短缺，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愈拉愈大，可谓“灾难深重”。“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四化”建设真正出征，但是缺少人才，难以积极推进。恢复高考是及时、重要的举措，之后逐年扩大招生规模，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四化”建设因此有了人才支撑。

恢复高考是大国复兴的奠基。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一时在国人脑海涌动，成为时代最强音。这个梦对于我们国家、民族、个人而言期待已久。我以为，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苦苦探索、艰难推进，为实现中国梦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打下了基础，而加速实现中国梦应是进入新时期之后的事情。新时期，我们选择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断丰富了理论，逐步完善了制度，经济建设、社会事业等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用40年的时间走过欧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也因此“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新时期的复兴之路既有对先人的继承，又有新的开创。恢复高考在时间上与此契合，恢复以后的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恢复高考为民族复兴起到了奠基作用。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所经历的高考正是我们这辈人的长征路。

黄士力　宁波市政协原秘书长。

【注释】

[1]关于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制度的时间，详见第123页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