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考试经历

史美锭

1977年，我还在四明山上一家农机厂工作。那年国庆节回家过节，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内心不免有点激动。

我从小喜欢读书，也向往大学生活，但小学四年级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初中时又因生活所迫（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母亲是家庭妇女，两个哥哥下乡支农，一个哥哥在农村做簟匠学徒，家里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夏天经常逃学跟兄弟一起去乡下卖棒冰，因此文化基础相当差。再加上祖父母是地主，政治成分不好，什么参军、入团、入党都没资格，更别说读中专、大学了。记得在农机厂工作时，由于表现好，我是全厂一百多人中两个增资名额中的一个，但在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时，因为政治成分原因几次均被刷下来。因此，对恢复高考这件事真有点“羡慕、嫉妒、恨”。不管内心有多大疑虑，这个消息还是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向刚初中毕业的邻居借了几本书回四明山边工作边自学初中课程。回工厂后不久，国家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通知，并公布了参加考试的资格和条件，里面没有政治成分的限制条件。这对我无疑是一种鼓舞和激励，虽然知道自己文化基础太差，肯定没啥希望，但我还是报名参加中专考试。

由于报名人数太多，宁波市先举行了一次淘汰考试。当时参加考试的场面可谓人山人海，真有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们的考点设在庙下小学，是庙下村一个已废弃的旧寺庙。走进考场，发现坐在我前面的竟然是为我们辅导数学的老师，这状况可真把我吓得不轻。我居然跟先生同场竞技了，这也让我享受了一把师生平等的待遇（后来这位老师居然没达到录取分数线）。

由于功底不扎实再加上紧张，在做一道平面几何题时被卡住了，试卷被我涂得一塌糊涂，还是做不出来，干脆中途提前走出了考场，背面还有几道题目看也没看。但一走出考场突然就想出了解题方法和答案，再想回考场已经不被允许了。当时的心情真是要多坏有多坏。回到工厂宿舍后把所借的书全部捆起，一些草稿和学习资料全部撕碎丢到垃圾堆，然后回到车间继续上班。车间同事们过来问我考得如何，我根本没兴趣回答，只说“考砸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公布参加正式考试的名单中竟然有我的名字！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喜讯对我的激励和刺激实在是太大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希望的曙光。于是赶紧拿出已捆起来的书，还想办法到处弄些辅导资料，开始了除工作、吃饭、睡觉外全身心投入学习的模式。经过短时间的突击，囫囵吞枣似的学到了一些知识就参加了考试。考下来，自己总体感觉尚可，因为也就这点底子和水平。记得语文的作文题目是“路”，我写了一篇议论文。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没什么实质内容，里面充斥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口号等假、大、空的东西。考过之后也没把这事太放在心里，只觉得不可能达到录取分数线，毕竟基础太差，准备时间也太短了。

一天我在车间工作，突然听到厂内广播叫我去接电话，跑到厂部拿起电话听到了大哥的声音：“美锭，你考上中专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一招”（即余姚第一招待所）门口的大墙面上贴出了红榜，我的名字在最上面第一个。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中了状元。之所以会这样，我猜测可能是因为红榜公布名单的次序中专排在大学面前，四明山区又排在其他区前面，而我的姓氏笔画少所以又排在了前面。据我的判断，我当时的成绩名列前茅的可能性不大（当时不允许查分）。不管如何，听了这消息，我也很高兴，心想总算可以跳出山区进校园读书了。之后的日子是在兴奋中伴随着体检、填写志愿度过的。记得我当时填了南京无线电学校、浙江船舶专科学校，还有一个校名记不清了，好像是浙江一家机械学校。

接下来的日子是翘首以盼，度日如年了。每天下班首先要做的就是跑到厂财务室兼门卫（实际上没有厂门也没有门卫）外的邮件挂袋前查看有无我的入学通知单。每次都是满怀期待而去，失望而归。最后等到人家都报到上学了，我还是没接到入学通知书。那时不像现在可以通过电脑查询，只能干巴巴等待通知。为此，我还专门回县城去教育局招生办查询。听招生办的人说，当时全县上分数线且已在工矿系统工作的共有八人，由于我们这些人都已经有工作了，因此把我们的名额照顾给了知青民办教师。此事真实与否无从考证，而我的中专校园梦也就这样结束了。

虽然没能实现梦想，但为参加这次考试而进行的努力，为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此，我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初高中的全部课程及大学的部分课程，并获得了多个大专单科文凭。后来又考入脱产的三年制广播电视大学。有了这些文化基础，再结合实际工作中的努力，我最终获得了高级经济师的职称。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那次考试我虽然没能踏入中专的校门，但为那次考试而刻苦学习的过程是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由此而养成的学习态度和习惯也是我人生的一笔珍贵财富。

史美锭　宁波正耀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