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妄认盗卖公私田”条“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之句是理解“财没不追，地还本主”的关键所在，因此本节的首要任务便是通过版本考辨和引令方式的分析来确定“及买地之财”五字是否为《唐律疏议》的原文。
（一）版本异同的考辨
如上文所及，戴炎辉将“没”字释为“没官”，应是其所见《唐律疏议》之文并无“及买地之财”五字，因而并无理解障碍。仁井田陞亦说：“地还本主，《唐律疏议》作‘苗子并入地主’，《宋刑统》作‘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25]刘俊文虽未持“没官”之说，但亦认为据《通典》、《册府元龟》所引唐令，《唐律》“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之语“疑有讹衍”。[26]
依《唐令拾遗》所载，仁井田氏所用《唐律》为元至正本残卷、孙氏仿元至正本、官板、江苏局本；[27]戴炎辉则言：“唐律疏议之版本，据滂憙斋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和岱南阁丛书本（孙星衍，嘉庆十三年刊）。其他版本，则间接利用滋贺秀三教授《译注唐律疏议》（《国家学会杂志》第七十二卷第十号以下）。各版本之文字有异同者，择其善者而从之；但除文意有出入者外，不注明从何种版本。”[28]依照刘俊文对《唐律》版本系统的归纳，目前所见可分而为三：一是滂憙斋本系统，二是至正本系统，三是文化本系统，即日本文化二年官板本。三个系统之中，滂憙斋本时代最早，可能刻于南宋后期，而至正本系统和文化本系统共同的祖本可能是元泰定本。[29]
由于《唐律》“妄认盗卖公私田”条在第十三卷，因此，在刘俊文所列版本系统中，元大字本无说明价值；又由于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残本虽有第十三卷残卷，却未见该条，亦可排除；上海图书馆藏兰陵孙氏嘉庆本、光绪十七年江苏书局本、北京图书馆藏余志安勤有堂本、据《岱南阁丛书》本排印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以及《四部丛刊三编》本所录此条皆有“及买地之财”五字；唯日本文化二年本仅录“苗子并入地主”。
以版本勘定律文，自当以善本是从。何为善本？张之洞《轩语·语学篇》云：“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精校、精注。三，旧本。旧刻、旧钞。”[30]将此原则落实于《唐律疏议》，通说咸以滂憙斋本为诸版中最古的一个旧本；《四部丛刊》又“集中了当时到手的海内外最好的版本照相印刷”，《岱南阁丛书》本“刊行经过明朗、来历清楚、全书与他本互校，首尾一致，井然有序”，而文化本虽经沈燮庵校阅，然“该本与物观本[31]并不完全相同，据说不知经过何人之手”。[32]相较之下，录有“及买地之财”五字的诸版既有旧本，又有精本、足本，可资为信。《译注日本律令六·唐律疏议译注篇二》以《译注日本律令》（二）、（三）《律本文篇》的校刊为底本，将此条律疏录为“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33]而《律本文篇》“不仅利用他本，而且还利用了出土的律、律疏残卷，宋刻律和《宋刑统》，进行细密的校勘，给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法制史学者以极大的便利”，[34]故笔者以为，自版本角度视之，《唐律》“妄认盗卖公私田”条律疏所引唐令，应有“及买地之财”五字。
（二）《唐律疏议》引令方式分析
刘俊文判定《唐律疏议》“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之语“疑有讹衍”的依据是传世文献如《通典》等所载之令为“地还本主”；霍存福也认为《唐律疏议》的原文应与唐令保持一致。
但《唐律疏议》所引令文是否必须与所见唐令完全一致？笔者以为未必，原因如下：其一，《唐律疏议》所引令文与《通典》等文献所录令文是否出自同一年代？中日学界有关目前所见《唐律疏议》究竟为永徽律，还是开元律的争论，并未定于一尊；[35]而《天圣令》所附唐令的年代亦是学界聚讼所在，[36]因此，如何能判定《唐律疏议》所引之令文必与《通典》等所载令文全然一致？其二，《唐律疏议》引录唐令时，是否全文转录，不易一字？如果《唐律疏议》在引用唐令时，多有摘录、改易，则称其改易之文为衍文，恐亦不当。起码根据《唐律疏议》卷十三“盗耕种公私田”条所云“‘下条苗子准此’，谓‘妄认及盗贸卖’、‘侵夺私田’、‘盗耕墓地’，如此之类”，[37]便可确知居其之后的“妄认盗卖公私田”条中必然有“苗子”二字，而通观“妄认盗卖公私田”条，只有“疏议”末句“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中出现“苗子”一词，即便假定《唐律疏议》此条并无“及买地之财”五字，剩下的“苗子并入地主”亦与《通典》、《天圣令》等所载“地还本主”有所出入。
表9是《唐律疏议》所引令文与相应的《天圣令》所附唐令令文不同之处的对照。虽然《唐律》中尚有许多令文与《天圣令》之宋令相对，然宋令之于唐令多有改易，而目下的唐令复原研究，又多以《唐律疏议》为本，如将由宋令复原而来的唐令纳入比照体系，或有不妥，故在此仅以原附唐令为准。
表9：《唐律疏议》所引唐令与《天圣令》所附唐令对照表
笔者比勘了18款《唐律疏议》所引令文与《天圣令》所附唐令，得出表9所示8款不同之处，[38]除本节探讨的对象即第4款外，二者的区别大约有以下三种：其一，摘引令文的部分内容，如第1、2、5、6、7、8款。应当说，这种摘录并非全然未变令文规范之原旨。其二，改动令文的原初文字从而改变文意，如第7款改“两京”为“京兆府”，直接缩小了该令文所规范的主体范围。其三，既改动令文的原初文字，又作选择性摘录，如第3款改“父祖兄弟子孙”为“期亲及同居大功亲”、改“父祖子孙”为“同居期亲”，省“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勋官二品若郡县公侯伯子男父子”之文，对于唐令原初规范含义或有扩大，或有缩小。
上述三种改易，究竟是由《唐律疏议》所引唐令与《天圣令》所附唐令年代不同所致，还是因《唐律疏议》的制作者在征引令文时的风格使然，暂难论定。不过，《唐律疏议》所引令文未必与其他文献所载令文全然一致，则可断言。如此，《唐律疏议》“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恐非“衍文”二字可以概括。
（三）《宋刑统》中《疏议》所引令文的分析
前述仁井田陞以为“及买地之财”五字为《宋刑统》独有而《唐律疏议》所无，笔者虽通过《唐律》版本的比对进行推测，然仁井田陞、牧野巽曾论及《宋刑统》对现存《唐律疏议》的影响，[39]且近来戴建国因探讨《天圣令》所本唐令之年代，而对《宋刑统》所引唐令的问题有所涉及，并判断“《宋刑统》所载唐令于五代及宋初改动过，已非唐令原貌”，[40]因此笔者亦对此加以探讨。
下表乃是《唐律疏议》与《宋刑统》相对条文引载唐令有别之处的列举：
表10：《唐律疏议》与《宋刑统》相对条文所引唐令对照表
笔者统计了108条《唐律疏议》条文及所对应的《宋刑统》条文，得出表10所示的12款不同之处，[41]其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型：第一，地名改易，如第4、5、6、8、10款；第二，改字，如第1款改“征防”为“点防”，第7款改“拱”为“栱”，第8款改“皷”为“鼓”；第三，补字，如第2款补“得”字；第四，省文，如第5款省略“外州、府、监”、“及北都”等字；第五，换词，如第3款改“为户绝”为“国除”，第5款改“白虎”为“驺虞”、第9款改“一分五厘”为“一分半”。
在上述改动中，第一种更换地名和第四种之省略“北都”，都是依据现行制度而进行的替换。自实际效果而言，与第二种的改字、第三种的补字一样，并未更改令文的实际含义。唯第五种换词尚需讨论：
1．《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司封郎中员外郎”条载：“……若无嫡子及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已下亦同此。无后者，国除。”[42]此文与《宋刑统》所引之令同，与《唐律疏议》之别亦仅在“国除”与“为户绝”。《唐律疏议》引令之意在于补充“立嫡违法”条的行为规范内容，其针对的是一般主体，故云“户绝”；而《唐六典》此文乃是规范有封爵者的嫡子继承，其针对的是特殊主体，故云“国除”，究其整条令文规范的效果而论，则别无二致。[43]
2．《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载：“东方曰青龙之符，西方曰驺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44]故而“白虎”、“驺虞”皆为唐代惯用名词，第5款改动亦无实质内涵。
3．《隋书》卷一六《律历志上》转引《孙子算术》云：“蚕所生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45]又《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载：“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46]故第9款的改动于令文原意无伤。
从上开三处改动可见，《宋刑统》之所以取此而舍彼，笔者以为并非立法者有意为之，而是所本的《疏议》原文如此。[47]
由此可见，《宋刑统》疏议部分虽然对原有唐令有所更易，但为数极少，且更易之后并未改变令文原初含义。言“及买地之财”五字为《宋刑统》补入而非《唐律疏议》原有，恐怕不能成立。退一步而言，即便确实如此，依笔者对《宋刑统》的更改无伤唐令原意的判断，“买地之财并入地主”也是对“财没不追”的明确化，而非使之矛盾或更改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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