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鸿音
（北方民族大学，银川75002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提要：藏文的复声母书写形式经常被用作构拟上古汉语复辅音的佐证。本文指出藏文的辅音声母组合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代表了实际语言里的复辅音，藏族人有时会依照传统习惯多写出一两个不发音的字母，也有时会借用某些字母来表示其他的音素。在寻找藏文同源词来构拟上古汉语时应该预先对藏文复声母的实际读法做出论证，无条件地照搬藏文的书面形式是危险的。
关键词：上古汉语；音韵；复辅音；藏文
到目前为止，高本汉在20世纪初关于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的主张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人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复辅音声母也从最初的几个增加到了几十个。学界构拟这类声母的关键依据是汉字的谐声关系，随即又扩展到借用其他民族的语言作为佐证。大概是因为藏文的复辅音形式看上去最为丰富，所以人们在构拟上古汉语音系的过程中有时会引用藏文拼写形式以支持自己的推断。这里打算提醒的是，学者在寻找藏文同源词的时候恐怕多少有些忽略了对基础资料性质的辨析，似乎想当然地认定用以拼写词语的所有字母在藏文初创时都是发音的。本文试图提示藏文的辅音声母组合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代表了实际语言里的复辅音，藏族人有时会依照传统习惯多写出一两个不发音的字母，也有时会借用某些字母来表示其他的音素。
作为藏汉对音领域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李方桂列举了公元823年的“唐蕃会盟碑”汉文部分对藏文复辅音的各种音译方式，认为汉译者对许多复辅音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省略，例如brtsan译作“赞”tsan，被看成是省去了声母的前两个辅音，[1]这已经成了当代几乎全部汉藏语研究者笃信不疑的思路。毋庸讳言，学界在从事这样的研究之前实际上是默认了一个前提，即藏文的所有书面形式都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文字初创时藏语读音的忠实记录。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这个预置的前提或许并无大差，但毕竟不能用来解释藏文的全部拼读实践。本文试图离开现代的词典，到原始文献中去看看古代藏族人是怎样音译外民族词语的，目的是借此来展示藏文字母一些尚未引起汉语音韵学界重视的表音功能。
我们的初步研究基于这样的假设：当藏族人用藏文来音译外民族词语的时候，如果所译的语言里没有复辅音声母，那么藏文的相应译写形式里就不该出现复辅音，而如果藏文的相应译写形式里出现了复辅音，那就只能证明其中多出的字母不发音，或者不读作字母本身所代表的那个音。让我们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集中观察两份材料，即传世藏族史书《雅隆尊者教法史》（Yar-lung jo-bo’i chos-’byung）和20世纪初在黑水城出土的几张带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残片。这两份材料的写作时间、地点和对译的语言都不相同，通过彼此参证应该更能使人相信其中某些特殊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
作为西藏历史名著之一的《雅隆尊者教法史》成书于1376年，作者是今西藏自治区南部的雅隆王室后裔释迦仁钦德（Shakya rin-chen bde），原件藏中国民族图书馆。传世藏文史书之间大多存在或多或少的承袭关系，因而各书对中原专有名词的译法基本统一，这里之所以仅选用《雅隆尊者教法史》作为研究素材，主要是考虑到通行的汤池安译本后面附有一个长篇的译名对照表，[2]为读者核对藏文原著的词语拼写形式提供了方便。下面从中选取一些与复声母有关的例子，每则例子后面的出处标出的是汤池安译本的页次。
（续表）
上面的例子说明藏文前加字ga、da、ba和上加字ra、sa都可以不发音，另外在带有下加字la的情况下，基字ga也可以不发音。
我们的第二份材料来自几张带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残片，大概是13世纪上半叶河西地区的藏族僧人为学习西夏语而写下的，原件20世纪初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残片上存留的西夏字和相应的藏文注音最初由聂历山整理发表，[3]同类的残片在那以后又不断有所发现，戴忠沛对此进行过最详细的汇集和考释。[4]通过这份资料可以看到，当时的藏族僧人大量使用了二合甚至三合辅音声母来为西夏字注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同一个西夏字在不同的地方出现时，其注音形式往往不尽一致，常常是一处带有复辅音而另一处不带复辅音，或者两处分别带有不同的复辅音，这种“不规范”的标注无疑更能反映当时语音的实情。下面从中选取一些与复声母相关的例子，每则例子后面的出处标出的是聂历山所编词汇表的页次。
上面的例子说明藏文前加字ga、da、ba和上加字ra都可以不发音，另外在带有下加字la的情况下，基字ka、ga、za、sa也可以不发音。
迄今所有的研究都证明唐代以后的汉语没有复辅音声母，西夏语则不但没有复辅音声母，而且辅音韵尾的出现频率也极低，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信，上述对音例子中的藏文辅音组合中一定有一个成分不代表实际读音。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回答当时的藏族人为什么有时要故意多写一个赘余的字母，只是隐约地感到那是为了要在同音词之间制造写法上的区别，就像清代的中国人有时会把“英吉利”写成带口字旁的“囉咭唎”那样。
就前加字的使用方式而言，《雅隆尊者教法史》显然和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经并无二致。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从古代卫藏到西域的不同地区都有一部分藏族人曾经依照这样的方式使用藏文字母组合，说明在藏文的早期历史上必有这种字母用法的源头。
事实上即使面对最古老的资料，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书面藏文的某些复声母在当时的口语中是否真的读作复辅音。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唐蕃会盟碑”东侧的’o-lde spu-rgyal，这个人名在“唐蕃会盟碑”建立之前成书的《通典》（公元801年）卷一九〇里就被汉译作“鹘堤悉补野”。“鹘堤悉补野”这个古代圣神的名字来自吐蕃民间传说，因而我们可以相信译音汉字所暗示的读音*’ol de spu ya早在藏文创制之前就存在于藏语之中了。现在的问题是，吐蕃人当年用刚创制的藏文来拼写这个名字的时候，并没有把“野”写成我们预期中不带复声母的ya，却写成了带复声母的rgyal——意外地加上了赘余的字母rg-。尤其值得注意的是，rgyal“君王”这个词在“唐蕃会盟碑”的其他地方却可以念成gya-，例如rgyal-btsan 译作“结赞”（*gyal tsan）、rgyal-bzang译作“颊藏”（*gyab zang）。这就是说，同是写作rgyal的这个音节在当时似乎有ya和gya-两种读法——显然，藏文拼写形式所代表的读音即使是在早期也不是唯一的，也许就像汉字“车”既可以读作尺遮切（chē）又可以读作九鱼切（jū）一样。由此我们想到，藏文的某些字母组合恐怕自文字创制之初就不代表语言中的复辅音，例如bla-ma“喇嘛”和blon“论，宰相”里都出现了基字ba和下加字la的组合，而所有的历史文献和现代藏语方言都表明这两个词在口语里的声母只是单辅音l-，并没有复辅音bl-的任何迹象。
除去不发音的赘余字母之外，藏族人有时也会借用某些字母来表示其他的音。例如不知什么原因，在藏文文献里很少出现用作声母的wa，当需要表示wa这个口语读音的时候，人们一般只使用字母组合dba，古今莫不如此。在《雅隆尊者教法史》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用法，下面每则例子后面的出处标出的是汤池安译本的页次：
同类的用法还突出地表现在那几张带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残纸上——其中藏文前加字ba和ma实际代表的并不是复声母的起首辅音音b-和m-，而是汉语音节中间的合口-w-介音，[5]即：
这种借用前加字来表示介音的方法似乎在当时的河西地区颇为盛行，例如元代著名的僧官封号“管主八”来自藏文bka’-’gyur-pa，指通晓“甘珠尔”的人，其中的bka’在汉文献里译作合口字“管”，可以证明它在当时某个藏语方言里读作kwa（bk-=kw-）。此外，前加字ba有时也可以和下加字wa配合使用，例如藏文史书《土观源流》译“关云长”为bkwan yun-chang，译“关[帝]老爷”为bkwan lou-yer，[6]其中汉字“关”译作bkwan，这里藏文前加字ba的作用显然是跟下加字wa配合起来表示汉语的合口-w-介音。
应该承认，本文展示的这几类特殊译音例证在藏文文献中的出现比率并不算高——传统的所谓“藏汉对音文献”里除了一个’a以外几乎见不到使用复声母的情况，[7]即使是在史籍中，用复辅音来对译汉语单辅音的情况也比用单辅音来对译汉语单辅音的情况罕见，这说明藏文复声母的此类使用方法可能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习惯，尽管我们相信这种习惯必然来自吐蕃的某个古老传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例子中出现最多的是“辅音+ l”和“s +辅音”两类，而这恰恰也是学界构拟的上古汉语中出现最多的两种音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但这种现象的存在毕竟是不可忽略的，它提醒我们，利用汉字的谐声关系来构拟上古汉语固然无可厚非，但在利用外民族文字特别是利用藏文同源词作为补充证据的时候，千万要谨慎对待其中的复声母，最好能预先对性质不明的藏文例词做出有效的音韵论证。
【注释】
[1]Li Fang-Kuei， 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Tibetan Consonant Clusters，《“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2分，1979。
[2]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页139—226。
[3]N.A.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4， 1926.
[4]戴忠沛《西夏文佛经残片的藏文对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5]聂鸿音《西夏残经注音藏文的前加字》，《民族语文》1986年第2期。
[6]吕澂编校《藏传中土佛法源流》，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册，1942，页15-16。
[7]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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