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谈做人之道

苏轼一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诗词文章，受人尊崇，影响极大；但以仕宦经历看，他官虽然做得也不小，但往往屁股下的椅子还没有焐热，贬谪的诏命已到，不得不交印走人，一路风尘，直到“鸟飞犹有半年程”的海角天涯。涉入乌台诗案最惊险，差一点要了大才子的一条性命。连苏轼的红颜知己王朝云也笑他“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宦海沉浮、如此坎坷，难说是成功的人生。但苏轼是文人，常写文章，写文章时将做人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不只有理而且有趣，读后印象深刻。也许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充满悖论：说不出什么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有不俗的人生；反过来，进退失据、处境尴尬，又貌似通晓做人的道理。既如此，不以成败论英雄，看看苏轼是怎么说的吧。

寓意与留意

《王君宝绘堂记》是一篇不过三四百字的短文，讲寓意与留意，关涉欲望的控制。苏轼有没有欲？回答必是肯定：有。在《东坡志林》修养篇里他就公开承认，“调生养气，难在去欲”。凡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拿捏不好，不只让当事人受累，还会贻人话柄。按照宋人的理解，欲出自人的气质之性，是一种自然的生成，关键在于是役物还是为物所役：人受气质之性左右，就容易被种种贪欲所溺；倘用义理之性管控，则欲与物不能予人为害。读苏轼的这篇堂记，感觉他是深谙此理的。

君子好色，苏轼也是一个多情的男子，身边不乏红颜知己，传统文化对君子的这点“雅好”也很宽容，说是“细行”、不会误事、与大节无伤。苏轼的口腹之欲很重，不理会“君子远庖厨”的古训，喜欢亲下厨房，居然自创了不少好吃的菜肴，最有名的便是东坡肉。东坡肉属于大众菜，今天的正经席面也常能见到，入口即化，肥而不腻，男女老少都爱吃，属于雅俗共赏的菜品，东坡的创制让后来的美食家们深受其惠。竹笋是苏轼的最爱，苏轼甚至放言“宁可食无肉，不能居无竹”，“嫩箨香苞初出林，于陵论价重如金”，盘中的这道时鲜肴馔也是文化食客心目中永远的美味。虽然圣人也说“食色，性也”，但于食、色颇有所好的苏轼一直保持着不为物役的警惕，在做人的这一方面，他倒是一点也不糊涂。

苏轼兴趣广泛、爱好多多，但都止于寓意，不过是当事人的一点“雅好”。在这个范围里，“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这就是境界。不以物之价值为意，凡能取悦情性、丰富自己生活的东西，无论贵贱皆可赏玩，赏玩之后，是留是去，皆“不复惜”、“不复念”，自然而然，役物而非役于物。我觉得这确是世人接物时应当有的秉持。近代名人张伯驹，为了收藏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等珍贵书画，变卖祖产、出售太太的首饰，倾其所有。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历尽艰辛收藏来的宝物后来全被他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可见貌似一掷千金、不惜性命以殉的疯狂之举，在他其实也只是理性的寓意，非为满足占有的私欲。

《容斋随笔》有一节写“士之处世”，说人有了年纪方能“未尝置欣戚于胸中”，视金珠珍玩如小儿之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进入超然物外的化境。去溺真与年龄、阅历的增长有关系吗？苏轼写《王君宝绘堂记》时年届四十，四十不惑，因而有了分辨寓意与留意的清醒意识。细细想来，这样的解释不免于牵强，作者不信，读者想必也不会相信。

忍与不忍

苏轼是个才人，高自标持，有时候却又很乡愿，世俗味十足。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苏轼对此深信不疑，他写《留侯论》《贾谊论》，将退让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对退有无边际，如果有，它在哪，却不置一词。

“心”字上面一把“刀”，这字大家都认得，叫作忍。认得归认得，能不能忍，忍得忍不得，这却是一门莫大的学问。史称韩信微时曾受集市上一个无赖的侮辱，要他从裤裆下钻过，韩信含诟忍耻、隐忍下来，后来终成大事。前人文章中故有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故能为天下之不能为的说法。韩信甘受胯下之辱，堪称千古一忍。后人又将忍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政治领域，元人赵良弼说：“或问为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济。”他还从人性根源讲述忍的必要，说：“人性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必克己，然后可以制怒气；必顺理，然后可以忘怒。能忍所难忍，容所难容，事斯济矣。”（《元史》卷一百五十九）据说林则徐性急，律己严、对人要求也高，稍不如意便发火，我猜他后来一定读到了《元史》中的这段话，受了启发，特为自己制作了“掣怒”的座右铭，提醒自己要忍。不过我倒觉得，说忍便能济事，未必尽然。目睹恶行，一味制怒，说是忍，不也违背了圣人求仁得仁、见义勇为的教诲？拿韩信来说，如果市井无赖得寸进尺、不依不饶，我想，禀性耿介的韩信一定会拔剑相向，出这一口恶气。这样想来，苏轼一意力行，从黄州忍到惠州，又从惠州忍到儋州，一忍再忍，一生事业，好像都在践履其对“忍”字的体认，这样的忍更称得上空前绝后。

《留侯论》《贾谊论》是苏轼集中两篇著名的人物论，其主旨都是讲忍的道理。苏轼将小忍与大谋做比较，认为忍小才能谋大。他赞赏张良政治上的成熟，认为张良的过人之节，就表现在人情有不可忍者而留侯忍了，张良辅助刘邦成就了王霸之业，自己也因此青史留名。他还举出楚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而使宗庙社稷得到保全，项籍不忍而败，刘邦忍而胜之的史实，将“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提升到哲理层面来认识与揄扬。对贾谊的不忍，惋惜不已，感叹“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忍一忍，说不定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佳景就在前面。在这里“待”就是忍，不能待也就是不能忍。对贾谊的痛哭流涕，后人大多表达了同情，“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遭遇凄惨催人泪下，而豁达大度的苏轼却不以为然，认为与其整日悲悲戚戚，不如下大力气做朝廷群臣的思想工作，疏通打点、沟通交流，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论》“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留侯论》“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志甚远”，遥相呼应和印证，把一个“忍”字渲染成制胜的法宝。

“忍”真有那么大的神力吗？要不要忍？自然是要，古人有说：“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但如何忍，何处是忍的界限，很值得研究。历史上有不少名人也是知忍、善忍的大家。王阳明文治武功，千古一人，但被贬西南绝域时，满腹经纶的他居然亲自拿着锄头畚箕去挖坑取土，掩埋两个倒卧道路、素不相识的路人。阳明之忍亦何异于韩信。但贵州忍了，便有了后来书生挂帅、江西立功的不朽勋业。善忍者大概都有忍的底线，该忍时忍，不该忍时宁折不弯。当代伟人邓小平当年被遣南昌，读书思考、不气馁、不丧志，终于迎来起复重用的机会；但当有人要他对“文化大革命”作肯定性表态、据以自固时，则被他决绝地拒绝，选择了宁肯玉碎、不为瓦全的“不忍”。这便是知其可以忍而忍之，知其不能忍而不忍。关键时刻的这一不忍，虽然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陷入了一生最为险恶的境地，却也使伟人人格熠熠生辉。

由此可见，忍与不忍往往与形势、与力量对比及道德归趋等复杂因素相关联，一切都要从大处着眼。战国时蔺相如避让骄横的廉颇，是不愿发生内耗，相忍为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韬光养晦的国策，深蕴机心，意思要养精蓄锐，忍来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一言兴邦，试看今日之域中，百年阴霾一扫而空，贫穷落后已经离我们远去。可见，这忍是必要的、值得的。但是不是时时要忍、处处逆来顺受，则又未必。涉及核心利益就不能一味地忍。像苏轼那样被一顶乌纱帽牵着鼻子走，被人摆布来摆布去，自己忍了，别人感觉却甚是“不忍”。圣人有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说法，意思是不忍，即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能忍的时候，那就是血脉贲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一点退让余地也没有。

面誉与背毁

苏轼一生有许多岁月是在放逐中度过的，去官之后，读书、写东西之外还有大片可以支配的时间，无事时对人情物态常有留意，想问题一细，便有许多新的发现。一篇《墨君堂记》通过人们见面时称呼中前扬后抑、面誉背毁，两种迥然有别态度的观察，居然把握到了深藏于人际交往背后的天理人心，读后很受启发。

苏轼注意到“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对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的所谓长者、贤者，平时见面人们都得用尊称，至于非长、非贤，则直呼尔、汝就对付了。这是称呼的通例，大家都这么打交道，并无什么例外。重要的是苏轼注意到对那些平日里恃财、恃势通吃一方的人物，街坊邻居大多“貌畏而心不服”，“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这些平时被人当面尊为君、公的人物，心术不正、行事多有可议，因为有权势，路上碰了面，只得虚与委蛇、毕恭毕敬地打招呼，但一转头，指指戳戳、数落其人不是，往往而有。公道自在人心，谁能禁得住背后的议论？明人陈继儒因有“使人有面前之谀，不若使人无背后之毁”的说法。

前些时读古人稗钞，说纪晓岚在国史馆受命编书，天热，国史馆里没有降温设备，便光起了膀子，刚好碰上乾隆皇帝来史馆视察，差役报进来时，乾隆已经进了后院，纪晓岚无奈，只好躲到了桌子底下。乾隆倒也能体谅臣下，看见了，只作不知，巡视一番后便欲离去。刚跨过门槛，躲在桌子底下的纪晓岚忍不住问：老头子走了吗？不料让耳尖的乾隆听见了，乾隆马上返身传那光着膀子的纪氏出来，要问他大不敬的罪。于是纪晓岚便施展起了舌辩的本事，将“老头子”作了别样的解释，乾隆爷那天大约心情好，放了他一马。封建时代皇帝是最大的威权人物了，纪晓岚直呼乾隆老头子，不是找死吗？

被人如何称呼，特别是背后被人怎么称呼，很能够反映此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当着面，不好意思、敷衍着，背了人，没了顾忌，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怕被人说、怕被人骂，就得将人做正了、做直了，这也是正人君子何以如此爱惜羽毛的原因。看来，这称呼里面确实包含了不少做人的学问。苏轼的文章也由此起兴，用竹子的特性来与人格相比，认定竹子是朴实的君子，不以声色嗅味来悦人耳目；不慕于势利，不拘于好恶，不论贵贱亲疏，待人接物一概地温良恭俭；不管外部环境有多少变化，永远坚守其质直的节操。“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身正、行端，高自标持，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无论人前还是人后，竹子得到的都是称赞和肯定。我想也是，凡人拥有这么多优质的品性，谁不愿与之亲近，谁能忍心对这样的人说三道四？

思与无思

考量苏轼生平，感觉他身上确实颇有一点世俗气，不过日常生活中的从众、乡愿只是苏轼性格的一个方面；一进入充满自信的学术文化领域，他好与人争，特立独行的品性便暴露无遗。也许世上那些可以称为思想家的人，潜意识里总会有一点挑战陈说、标新立异的冲动，譬如钱钟书就认真与人杠着，罗列了多条理由，执意要摘陆游、辛弃疾头上的爱国主义帽子。苏轼挑战慎思、明辩的古训，主张无思无虑，率性而行，大约也出自这样的心理。

谋定而动，三思而后行，这是载于儒家典籍的明训。唐代韩愈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说：“行成于思，毁于随”，认为行动之前应先将路径、利害等关系考虑清楚，熟筹于心，这样才能应付裕如、事半功倍。西方人笛卡尔有“我思故我在”的说法，将思而后行视为人的特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自觉特性的强调也是众所周知的。经过思考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最低限度，思考后行动便不会后悔。但苏轼却大唱反调，挑战前人的经验，刻意张扬率性而行所得的快感。他在应约为朋友所写的《思堂记》里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即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在苏轼看来，未发而思，无的放矢，是无效的思维；已发而思，是迟到的聪明、放马后炮。苏轼是旷达之人，不愿蹈袭这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活法。他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是性情中人的发声，想想也是，事无巨细都要斟酌再三、反复权衡考量，这等患得患失的做派，如何入得秉性刚直的东坡法眼？稍早，他在写作《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也称自己：“余性不慎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可见，苏轼对自己率性疏放的性格缺陷也极有自知。

需要指出的是，遇事即发，未暇思，是苏轼话中表达的第一层意思；宁肯得罪人，也不能有违于直来直去的本性，则是第二层意思。后面这层意思争议多，笔者也不敢苟同，未思而行却让我想到许多特殊的情况，感觉其中不乏一定的道理。

试以突发事件的处置为例。火车飞快开来，路人见有毫无知觉的孩子在铁轨上玩耍，是思考后行动、还是凭直觉行动？如果真要思考，因为情况复杂，行动与结果有N种组合，若要一一考虑清楚，择善而行，耗神费时事小，耽误了救人事大，车到人飞，行前之思不也变成了马后空炮、悔之何及？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也需要当事人做出即时反应，董存瑞、黄继光的献身，大多是临机而断、“未暇思也”。事起突然，千钧一发，容不得半点迟疑，直觉的反应才管用，理智的选择多半是滞后的。

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听苏轼说话也当如此。我觉得，未思而行，虽然是直觉的反应，但往往有健全的理性作铺垫。例如魏晋之际的嵇康，此人洁身自好、秉性耿介，生活在多事之秋，却未曾学得阮籍缄口是非的本事，“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使性惯了。人家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只是敬而远之。他不，看不顺眼、意见相左，立马发作，绝交信给山涛写了一封，给吕巽又写了一封，像一个不动脑筋的莽夫。但一深究，不愿与司马氏合作、同山巨源政见对立早就公开化；平日里鄙视龌龊小人也完全是出于嵇氏的秉性。可见，“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看起来像是意气用事，属于未加思索的即时反应，但这种未加思索的即时反应是以“刚肠嫉恶”为前提的，爱恨情仇早就深深地烙于嵇康那一副疾恶如仇的刚肠中了。逾思长林而志在芳草，与同道的向秀友善，对效忠大将军、甘为鹰犬的钟会当然就会恶语相向；喜欢正直率真的吕安，就一定会讨厌卑鄙耍奸的吕巽。嵇康死得早，托孤山涛虽见悔意、《幽愤诗》也有一定的检讨，但与进行学理总结相比还差得远。好在苏轼对此也有思考，他直白地说：“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虽然是遇事即发、未思而动，仿佛是跟着感觉走，却都能在平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找到行为的逻辑和根据。君子行善，自然是当仁不让；小人作恶，也必是本性使然。除此之外，苏轼话里其实还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想多了，计及利害，难免左顾右盼，行动反会变形，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这样的人生活中见得很多，如此谨慎小心，活得能不累吗？

苏轼鄙薄“临事而思”，欣赏“遇事即发”，体现了他作为性情中人的本色。然而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临机处理问题的方法并不具有普适性，也应区别情形灵活对待，不能绝对化。谋定后动与遇事即发、未思而动各有其适应的场合，不能非此即彼。苏轼一生，偶尔也有情绪化冲动的情形，但把他理解为一味任性胡来的莽夫就大错特错了。他与王安石政见对立，却没有因此反目，常在一起切磋文事、诗酒唱和；他夹在朝廷新旧党争之间，一意吞声忍气，找不到半点“宁逆人、不违己”的影子。朋友章质夫名其堂为“思”，苏轼受托写堂记，有意借题发挥，与朋友笑谑调侃，才有了这篇反“思”的奇文，这也是读苏轼这篇文章时应该注意到的。至于苏轼因随意发声而辄获怨咎的经历，更是后人需要记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