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环境布局与功能

古代中国历来重视宗祠家庙建筑。在精神层面，通常认为建筑规模越是宏大精美，就越能体现族人“报本追远之诚”；祖宗看到了“诚心”，才会保佑血缘宗族和后代子孙。在物质层面，宗祠建筑规模和总体形象，是家族财富权势地位的物质载体，强宗大族对祠堂建筑“厌其卑陋”，会竭尽全力将祠堂营造得庄重堂皇，以显颜面。写在祠堂正门匾额上的宗祠家庙的名称，如报本堂、毓秀堂、吉聚堂、立爱堂、庆远堂、敦本堂，等等，必有典故，以显儒雅。两边门柱上的长联，写家族的渊源流派，令族人后生领会先祖的教诲，追本溯源，备受激励。［13］

中国的传统民居，讲究建筑与环境的匹配，讲究建筑的布局结构与功能的匹配。祠堂作为民居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意识文化画龙点睛的部分，深受负阴抱阳、风水学说、堪舆理论的影响；深受慧圆行方、礼乐教化、中轴对称、序位分明等儒家学说的影响。祠堂建筑力图通过特定的艺术语言表达出“天地之枢纽”、“人伦之楷模”、“神魂之天堂”等信仰崇拜、美学意蕴和审美情怀，展现传统建筑意识文化所追求的和谐于自然的生态美、和谐于社会的伦理美、身心和谐的精神美。

中国传统建筑在类型和造型特点的丰富性、多样性上，反映了传统建筑以人为本的自然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和人文适应性，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精神。透过传统建筑的选址布局和空间组织，表达出群体性、集中性和秩序性特点。

安徽绩溪胡氏宗祠里的砖雕故事

古人并不把空间当作物质实体之间的空隙，而是赋予它更深刻的精神意义，以至有关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理经过儒、道诸家的阐发，形成了虚实相生、阴阳对立而辩证统一的空间“太极观”，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审美观念、艺术创作。由建筑实体围合而成的各种尺度的空间，如庭院、天井，甚至成为建筑群的中心。祠堂建筑实体与空间的交错铺陈、时空结合的渐进序列，赋予建筑群体形象以诗一般的韵律感。那屋顶的柔和曲线、屋角的起翘、露明的木梁柱构件和木装修，突出了生动的线条美；材料的质感、肌理、色泽变化的韵律美；精湛的木雕、砖雕、石雕故事情节，展现了富于画意的魅力，形成蕴涵于空间意识之中的神秘意境美。［5］)*

风水的把握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独特表现，是中国建筑学与朴素环境学相结合的一种传统“国粹”，是天地崇拜兼容审美观念的一种“艺术”。［14］古人对可以把握的因素，力图寻求变化规律；对不可把握的因素，力图寻求彼岸的暗示，这就构成了几千年建筑文化选择生存环境的两大领域，并形成以《易经》为其判断逻辑基础的风水学说中的形势宗与理气宗的部分核心内容。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的特点，古人选址遵守六条原则：近水利而避水患，山川形胜宜于防卫，交通畅达有利运输，小气候微环境适宜，理想的景观模式，良好的环境主体。

安徽绩溪胡氏宗祠门楣上的木雕

在儒家礼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长尊幼卑、男尊女卑等道德伦理与封建等级观念深入人心。祠堂既是一个修身齐家、道德教化的场所，又是藏风、纳气、得水的福地。［15］风水观念是古人在对理想环境的追求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用于指导环境规划的总体思想。聚落选址就是寻找蕴藏生气的地方，表现出人们对理想环境的追求。［16］

儒家刚健的学说和经世的精神、道家秉顺的思想和静观的精神，墨家兼爱的主张和反战的精神，以及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循环、名家同异坚白之争、法家的刑名法术、兵家正奇对策等，都和《周易》相关联。《周易》用高度概括的信息符号，揭示宇宙万物的变换奥秘，从中表现出极强的抽象思维和推演能力。《周易》体现的自强不息、生生不息、变通日新，保合太和、观物取象、厚德载物的精神，是风水理论的核心，是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内容，深刻地影响着宗祠的环境和方位选择。［17］

风水观念意象与营造技术规范，构成我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两大支柱——物质材料技术是古代建筑的物质外壳，而其中蕴含的风水意象则是它的灵魂。中国古代建筑选址、设计、布局中的风水理论及追求“风水意象”的实践过程，是综合了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八卦九宫图、河洛数理、四时五方及人伦纲常等因素形成的“环境优选”思想，其中包含着古人寻求天、地、人及万物和谐相处、趋吉避凶的理想和愿望，是古人的一种建筑、景观、环境共生美生理念。风水学说的积极意义在于要求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创造人类生存条件的时候，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道（自然规律）和地道（万物运动规律）及人道（人的生存与伦理道德）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积极主动地与自然和谐相处。［18］

如果把“太极”、“阴阳”理解为地理方位的辩证关系，把玄妙的“风”、“气”理解为能量和能流，为了实现“道法自然”、“与天地合德”以求“适形”，依据传统建筑文化中生态审美意识和环境优选方法，好的风水可以保证家族兴盛、时运发达。祠堂作为家族、族权的象征，选址要藏风得水、察砂点穴、背阴向阳。宗祠建筑环境分析，重视社会心理影响，运用直观简单的观察分析方法，量整体、重关系、营造理想的小环境和小气候，承载族人家族昌盛、子孙富贵、名人辈出的期望。［7］

声望卓著的风水师备受尊崇，甚至立祠祭祀。赣州客家中心，福建连城县培田村的吴氏宗祠报德堂和敬承堂等，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大宗祠“报功堂”，专门设龛奉祀供奉“杨公先师”，即江西派风水祖师杨筠松的神主。

晋商大院风水楼，在空间创造上，起了丰富天际轮廓线的美学作用；增加了正房的视觉高度，在心理上有利于早接自然界中吉祥之气；环抱自然的姿势有利于聚风敛气，体现了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表征。建在大院里的祠堂意味得天地人三才鼎助，家族必然多子多孙、功名富贵、福寿绵长。

作为江南民居的精品，浙江兰溪武侯祠建筑塑造环境美、秩序美、功能美的丰富生动的语汇和符号，准确地表达出诸葛家族人生信念和理想追求。考虑到生态美、环境美、景观美的精神需要，广州陈家书院规划巧妙地把建筑与自然融合为一体，使天、地、人合而为一，建筑、园林、景观穿插配合得体。赣南闽西粤北客家村落和祠堂选址多以“风水”为据，为求“藏风得水”，山水要回旋、拱卫、开合得体，注意对景借景，村落多选择在前低后高的朝南坡地，以利引南风入室和防洪御潮。巷道有主次，纵横有序、网脉清晰。［19］

武陵山区高明的风水师，常以神学、玄学乃至迷信来解释美学，以保护环境。他们不许开凿风水山，不许砍伐风水树。他们讲究“座山”、“望山”，就是园林中“藉景”、“对景”的别译；“闭风藏气”不过是“空间完整”的另一个说法。他们配置的宗祠建筑地点、体量，常常很中看。土家建筑与环境的结合，有的富于幻想，相当神奇。宅第祖堂大门，每因“就向”而扭转一个角度，颇有“解构主义”意味；有的吊脚楼跨溪而建，构思比起赖特的“流水别墅”还要大胆。［20］

巴蜀平原、丘陵、山地等自然条件变化万千，因地、因时、因材、因人制宜，选择环境、适应环境、与周围自然环境共生共荣、协调融合，是巴蜀古建筑优秀传统之一。杜甫草堂、武侯祠、眉山三苏祠，殿堂朗朗，古柏参天，庭院深深，花木狭疏。不少祠堂建筑总体布局依山就势，层层叠叠，庞大的建筑组群紧紧围绕一条蜿蜒的曲轴，有机附着于环境形态。巧用地形、智取空间，结合地势，适应地貌，利用地形，匠心独运。追求仁山、智水、人居环境美。

宗祠在血缘村落里是一个结构性因素，它对村落的结构布局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些地方把宗祠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一个篆书的“富”字。宝盖代表宗祠背后倚着的祖山和它两侧向前延伸出去的“护砂”或“左辅右弼”，形成扶手椅的形状。宝盖下的一短横便是宗祠，有祖山和砂山护卫，泰然自若。下面一个“口”字，代表宗祠前面的泮池。最底下大大的“田”字，是大面积的农田。这个“富”字，表达耕读社会的一个愿景：依托先祖功德庇佑，子孙能够入泮科举求功名，宗族能有源头活水旺家业。更有人把整座村落的风水简化为一个富字，把宝盖下的那一道短横定义为村落本体，这是形势宗风水里最基本的一个“形局”。村落选址，毫无疑问，必然有利于生产和生活，有利于子孙繁衍，村民富裕。［21］

为了保证家族祠堂的祭祀功能世代延续，祠堂建筑规模至少要能容纳家族成员，布局要有容纳祖先牌位和遗物的房间、本族宗子世代守护祠堂所使用的房屋。规模较大的村落同姓宗族通常建有大宗祠和分祠，影响村落的结构布局，村落形成以总祠为核心的团块式结构。

从建造形式讲，民居式祠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 按照朱熹在《家礼》中提及的模式修造的祠堂，朱熹《家礼》规定家庙要建在寝室之东，是依据《考工记》“左祖右社”原则；2. 用前人的住宅改建而成的祠堂；3. 在居室之外专门修建的祠堂，通常为数开间数进式院落组合建筑。从造型上看，祠堂分牌坊式和庙宇式两种。牌坊原是统治者赐立、用来表彰有过特殊功勋的家族、忠义之士以及贞节之妇的一种荣誉性极高的建筑。牌坊立于被表彰者的住宅前面，相对于居屋是独立的。后来，有的官僚望族将这种牌坊式的建筑造型运用到祠堂建筑上，使祠堂形象庄严凝重而气势不凡。［13］

建立在嫡长制基础上的宗法制度维护了古代社会的秩序，小至族权，大至皇权，嫡长制强调直系、嫡传，弱化以致削弱旁系、“庶出”。这种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在建筑上就要求中正。至少在周代，院落空间已呈均衡对称，已出现了中轴线。唐代以前东西向的横轴线与南北主轴线一道，发挥着正统的作用。这种两向轴对称的格局仍然保存在浙南与闽粤等地的民居、祠堂中。后来随着封建礼教的强化，面南为尊以后，南北轴线逐渐成为主轴线，成为建筑群的主宰。这种以院落空间为经营基础的南向中轴对称秩序成为皇家宫殿、官府衙门、民居祠堂建筑群的理想模式。由于木结构的构件呈线状，由于中国文化中“两仪生万象”、“天圆地方”的观念影响，木结构建筑的平面形状，除了表达与天有关的建筑使用圆形，在重大建筑群中，呈现以简单的长方、扁方、正方，并通过轴线均衡对称关系组合成院落及院落群的几何秩序。［7］

江西瑶里吴氏宗祠戏台藻井

祠堂建筑群在处理功能与形式、意匠与布局的关系中，对称不是纯形式的，是方根拓扑的矛盾均衡。建筑群的均衡对称布局理想一旦受具体的场地、地形、交通等因素制约，古代匠师就通过巧妙的对位调整，在改变绝对对称关系后保持有机的均衡追求，也就是拓扑同构关系。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传统文化的深层反映。《易经》太极图形象蕴含了向心、互否、互含三种拓扑关系。祠堂、园林建筑这种不约而同的同构现象揭示了中华传统建筑文化源自《易经》思想的深层本质。拓扑学本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拓扑性质的哲学抽象是：“研究几何图形在一对一的双方连续变换下不变的性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江西瑶里画中乡村

这种经过变换但仍得以保持的性质就是拓扑性质。具有拓扑性质的图形之间的关系是拓扑变换关系或曰拓扑关系。经过拓扑变换的图形在结构上相同，其图形称为拓扑同构。［7］

中国建筑除了用对位等关系围合成院落以形成群体之外，另一种形成群体的方法是用廊庑将简单的单体连接，形成丰富的群体是古代木结构建筑区别于砖混结构的一大设计特点。［7］

由于内向性、尚祖制、中庸中和等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由于建筑的明确的器用性、功能性，对物质技术的广泛基础性要求，由于道器相分和重道轻器，操作性越强的层次，知识阶层参与的也越少，记录和流传下来的也越少。古人留下来的，只有宋《营造法式》、明《鲁班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少得可怜的工程标准和模数体系方面的术书。匠人们的杰出技巧与东方式的智慧，则需要从丰富多彩的建筑实例来认识、总结、概括和传承。［7］

我国各地祠堂建筑的组织和布局，是根据其空间使用、制度规范、伦理教化功能需要而设置的。为了使得精神境界充分升华，民间匠人进行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创造。［9］

作为宗族制度象征的祠堂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从宗祠到祖屋的多层次布局与宗族权力结构关系是同构的。典型的宗族村落，是以宗祠为中心发展扩大，在平面形态上形成由内向外、径向延展的总体格局。这种规则性与个性化并存的参与方式，使中国古代村落结构充满活力。

从祠堂的演变和发展历史上看，除了规模上的差异，祠堂的形式基本上与住宅一致。祠堂借鉴民居空间组织的灵活性，搭活动戏台，使严肃的祭祀空间变成了生活娱乐的功能空间，有序与无序相互交织。祠堂与周围住宅立面的形式美中，有序与无序，相辅相成，趣味盎然，既风格统一，又丰富多彩。［13］

祠堂院落的建设地点、规模、形制必须遵守封建宗法等级位序的要求。讲中轴、讲对称、讲求方位，以礼为纲的传统祠堂院落，是我国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22］

老庄文化辩证地处理“有”、“无”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将建筑视为空间艺术的哲学基础。老子《道德经》是将建筑实体部分称作“有”，而将建筑空间部分称作“无”。祠堂建筑实体固然是精美的艺术品，而这些实体所创造的建筑空间，祠堂门前的广场，是族人聚会交流的实用场所和慎终追远、时空对话的气场，有独特的物质、制度、意识文化内容。祠堂照壁是正对大门的一堵墙，照壁、大门和两边的侧门限定了祠堂门前广场的空间，使得祠堂建筑内的“气”能够聚而不散。中国古代赋予空间以深刻的精神意义，乃至有关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理。通过儒家与道家诸家的阐发，形成了虚实相生，阴阳对立而辩证统一的空间“太极观”。由建筑实体围合而成的各种尺度的空间，诸如庭院、天井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实体本身，在许多情况下，空间虚体甚至成为建筑群的中心。［23］

根据宗族的社会影响和实际财力，祠堂规模不尽相同，但是总体布局有共同之处。大体上可以分为门前广场、戏台、享堂、拜堂、寝堂、辅助用房等几个部分。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祠堂大多有门前广场。组成门前广场的元素是照壁、泮池、旗杆、拴马桩、下马石、棂星门、侧门等。建造者运用这些素材创造了一个使人们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的境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