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石斋画报》之宁波影像

《点石斋画报》是我国第一份时事新闻画报，1884年由申报馆在上海创办，刊行15年，共计出版4365幅新闻图画。《点石斋画报》以图文并茂的体式，“盖取各馆新闻事迹之颖异者，或新出一器，乍见一物，皆为绘图缀说，以征阅者之信”，也“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凡国际时事、国内新闻、市井百态、科学发明、民间风俗、军事外交莫不为其描绘叙述之对象。《点石斋画报》报道面广，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包括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印度、土耳其、埃及、俄国、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上海、苏州、扬州、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武汉、九江、长沙、广州、香港、台北等中国城市，尤以长三角的城市为甚。

近几年，在《点石斋画报》停刊百多年后，它的历史文化价值逐渐得到重新认识。陈平原先生曾预言：“伴随着晚清社会研究的急剧升温、大众文化研究的迅速推进，以及图文互释阅读趣味的逐渐形成，《点石斋画报》必将普遍站立在下个世纪的近代中国研究者的书架上，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疑。研究思路可能迥异前人，可对于这批文化史料的价值之确认，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分歧。”这一预言的确得到印证，对《点石斋画报》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群体、研究层次上，都有量的提升、质的飞跃。《点石斋画报》地域文化研究的文献价值被渐渐认识、层层挖掘，从以上海为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慢慢扩散到以宁波、苏州、杭州、南京、天津、武汉等为浙派、苏派、京派文化研究中心。喻枝英依据《点石斋画报》对武汉旧习陋俗的研究，王欣对《点石斋画报》中关于北京的四则新闻——“盗马被获”“西人游京”“征税出入”和“侯相出京”的研究，石晓军的《〈点石斎画報〉にみる明治日本》一书对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观的研究，罗文华关于“《点石斋画报》里的天津”的研究，还有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对《点石斋画报》浩繁的新闻图画内容进行地域上的归类整理形成的“晚清社会新闻图录”丛书，都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尝试。

宁波，近代中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又与《点石斋画报》创办地上海隔海相望。它是否在中国近代第一画报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呢？笔者带着疑惑开始了晚清宁波影像的发现之旅，当然，旅程是辛劳的，但是，结果却是令人兴奋的。共发现220幅宁波内容新闻画，占画报总量的5.04%，仅次于上海所占份额。宁波文人余秋雨曾言，“《点石斋画报》是上海的眼睛”，而在笔者眼中，它又何尝不是宁波的眼睛呢？宁波又何尝不是《点石斋画报》的重头戏呢？接下来，让我们慢慢揭开《点石斋画报》中宁波的近代新闻影像吧。

一、《点石斋画报》之宁波重头戏

宁波之所以成为《点石斋画报》里的重头戏，究其原委，与宁波在中国近代特殊重要的地位密不可分，其原因有三。

（一）宁波的特殊开放性

在鸦片战争后，宁波与上海同时成为中国首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日益兴盛，社会形态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外国人在宁波江北岸划设“居留区”，设立工厂、商店、船埠、教堂，形成不晚于上海的中西文化交汇区，西方许多先进事物通过宁波传入并传播开来，引发社会民众好奇心，依照《点石斋画报》办刊宗旨，理所当然会对宁波着墨不遗余力。

（二）宁波的特殊地缘性

从地缘上来看，宁波和上海更是有着深厚地理渊源和共同经济区域归属。宁波位于长江下游南面，杭州湾以南，浙江东部，东临东海，北望上海；而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与宁波隔水相望。

开埠后的上海一跃成为东方大港，而历来拥有对外交通贸易港口优势的宁波自然与之交通、贸易关系更加紧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应用，加速了长三角城市空间的融合。《鄞县通志》记载：“海通以外，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船运输而来。”1884年上海南下至宁波线的电报开通，1866年上海江海关试办邮政后，先后在宁波又开设15家邮传行，“往上海的一封信和小包邮资是制钱70文，往杭州100文”，可见，宁波到上海邮政费用比到本省杭州还要便宜许多。

这样的一种地理关系，是自然赋予宁波和上海的亲缘。

（三）宁波的特殊人缘性

早在上海开埠前，就有许多宁波人到上海经商从业，尤其在康熙年间海禁废弛后，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沿海贸易的枢纽，“南洋北洋货物交易于此，群贾凑集”。寓居沪上的甬籍商人为了维护同乡利益、互济互助，筹建了“四明公所”“浙宁会馆”等同乡团体。

上海开埠后，由于其优越的创业环境，宁波各色人等纷纷前往上海开辟新市场，既有民族资本家、商人从事工商业活动，也有许多下层百姓如手工业者、农民在外国企业中做工。太平天国时期，“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宁波迁户者继续增加，“在人数上超过了广东人”，成为上海外来居民中最大的移民集团。这一庞大的宁波人群体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点石斋画报》主办者不可忽视的潜在读者，迎合他们的阅读嗜好是画报选材所要考虑的因素。因此，着墨宁波时事风俗的内容较多也就顺理成章。

还要提及一点，画报创办人安纳斯脱·美查于1861年来到中国，先是在香港的轮船公司工作。1865年在宁波开设了他自己的商店，当上了“委任商”，直到1870年7月才因商迁到上海。也就是说，安纳斯脱·美查在宁波至少生活了六年，并在生意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宁波社会已经是相当熟悉，甚至迁沪后对宁波仍有所关注和怀念，因此，在他所主办的《申报》和《点石斋画报》中不遗余力地报道宁波也就合情合理。

二、《点石斋画报》之宁波眼睛

《点石斋画报》所刊登的图画主题广泛、内容庞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事物和诸生面相，涵盖官府、时政、道德、信仰、节日风俗、社会治安、考古游记、探奇志异、奇闻怪事，以及官宦、平民、僧道等的市井生活。依据学者陈平原的分类体例，有关宁波的新闻画以“时事”“奇闻”最多，“果报”其次，“新知”最次，涵盖晚清宁波官场现形、军事外交、民间风俗、域外甬人、科学教育、奇人奇闻、灵异志怪等方面，是晚清宁波社会史的影像集合，是研究近代宁波的珍贵史料。

（一）甬人抗敌影像

近代以来，中华大地战乱不息，宁波作为浙东临海重镇也未能幸免，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都是一线战场所在。这些军国大事理所应当地登上当时新闻报刊的头版头条，《点石斋画报》就用三幅图画真实记录了持续一个月之久的中法战争镇海战役经过。

《江干试炮》描写了浙江巡抚刘秉璋和宁绍台兵备道薛福成在浙东迎敌战备的场景。当时为了加固镇海炮台，刘秉璋在杭州候潮门外监制试炮，而后运抵宁波，高架在招宝山炮台加固防务。图上文字形容该炮杀伤力强，称为“大将军”，“每尊重有三千二百斤”，“馒头山统领，在候潮门外接官厅前试放。一时惊霆走空，飞焰遮地，削壁欲堕，寒潮退流，声闻数十里”。

《甬江战事》清晰勾勒敌我双方战况，法国四艘舰船战列布局，其中巴夏尔、德利用芳、答拉克三艘军舰停泊远处，游弋洋面，战旗飘飘，只有纽回利号军舰驶进海口，肆无忌惮逼近招宝山炮台，而甬江口我方两岸炮台林立，旌旗猎猎，严阵以待，南琛、南瑞、开济、超武布防江口，备有满载石块的旧船随时沉船封江。从中法战事准备来看，胜负立判。而图中文字补充了战争细节：“正月十五日，……而以名纽回利者，于两点半钟时，向我炮台轰击。……但见纽回利初伤桅，继伤船头而退。二十七日，法船又向小港炮台轰十数炮。……二十七日被法人所击之炮台，系道光季年所筑，因不适用，遂成废垒。现在新建之炮台，在废垒之后，暗藏山内。法人以无有应之者，疑有计，即亦退去。”

《游戎忠勇》描绘的是当时宁波守备吴杰（字吉人）假扮百姓、探察敌情的一幕。画家之所以选择守备吴吉人而非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宁绍台兵备道薛福成的事迹，是因为当时吴杰抗敌有功反被罚，引起全国争议，影响极大。在镇海战役时，昏庸屈膝的清政府不允许主动炮击，在法国军舰射击招宝山炮台，导致守军四人死亡后，在未得上司旨意的情况下，吴杰“亲自燃放，不假手于兵弁”，击退敌舰。而后却被上司以不遵军令查处革职。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异辞录》（刘体智著）记载：“刘秉璋昭雪吴杰原奏：战最烈者为吴杰，守威远、靖远、镇远三台，当炮火之冲，奋击甚力。……法船尚于我炮不及之处，攻打旬余，实赖吴杰稳守招宝一台，扼其咽喉，使不得逞。上海洋人登诸画报，中外传为美谈。”后经宁波官绅力保，吴杰才得以官复原职。

此外，《强夺公所》《法人残忍》描摹了在沪宁波人保护四明公所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英雄事迹。《法人残忍》讲述“法人自拆毁四明公所围墙后，寓沪甬人义愤填膺，相率停工罢市”，后是法国军队开枪镇压，“合计是役受伤者二十四人，而死者有十七人之多”。以此事实为依据，控诉“法人之残忍无理”。

（二）宁波官民影像

社会底层百姓是《点石斋画报》的最大读者群体，而且画报主编均为官场不得意的没落知识分子群体，因此，画家们在作品中尽情刻画底层民众的生活，借各行各业百姓喜怒哀乐的场景抒发自己对社会腐败、分配不均的愤怒和无奈，借此引起大众的共鸣。

既有描写百姓拾金不昧的《路不拾遗》，也有反映恩将仇报的《妖妇宜诛》；既有描写吝啬成性的《嬉笑怒骂》，也有反映慷慨乐施的《乞儿异相》；既有描写无妄之灾的《顽童恶剧》《风筝致祸》，也有反映因祸得福的《误银为铁》《曲求情种》；既有描写动物戏人的《智不如猴》《鹦鹉启衅》，也有反映鬼神弄人的《逐鬼吓人》《八大人》；既有描写贪杯肇事的《履舄交错》，也有反映近视丧命的《视而弗见》；既有偷情被捉的《戏外有戏》，也有因婚生非的《僵尸出嫁》；既有描写劫富济贫的《衣冠贼》，也有误认家贼的《打鸭惊鸳》；既有描写大意致命的《雪中逐鹿》，也有反映急中生智的《佯狂免辱》。画家们对尼庵僧庙的风花雪月更不吝笔墨，如既有《佛地宣淫》《秃鹙被絷》《秃驴狡狯》，也有反映虔诚向佛的《高僧入定》和被入空门的《强人作佛》。

画家们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肤浅调笑层面，而是运用夹叙夹议的文字来教化百姓为人向善、慈善为怀、交友谨慎、戒毒戒赌。《戒赌断指》讲述宁波镇海人胡阿五平时好赌，致使家里揭不开锅，妻回娘家不还。胡阿五悔恨交加，取厨刀砍断左手四指，又砍断右手四指，明志戒赌，以此告诫百姓赌博害人之深。此类劝导图画还有《贪诈相生》《视钱如命》《负债寻死》等。

如果说画家们对宁波底层群众的疾苦抱有同情之心，那么对于地方官绅行为则大多嗤之以鼻，批评之意虽未言表实则阅者皆知。虽有《柳营桃宴》《大度包容》等正面描写官员受人敬仰、爱民如子的作品，但更多图画是揭露官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勒索钱财的黑幕，如《心恙自戕》《悖入悖出》《荡子乔装》《书生获贼》《得贼失贼》《孩提告状》。《书生获贼》描述宁波吴家桥有范姓书塾的书生，将来屋后义冢盗墓的匪徒捉住，而官府不管不问。按《大清律例》规定，盗墓是应被官府重点打击的违法行为，重至绞死，轻则“杖九十，徒二年”。画家实际上是暗喻官府玩忽职守、有法不执。

（三）宁波科举影像

科举在政治、文化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无所不在，晚清的宁波人也逃脱不了这个藩篱，科举不仅是宁波读书人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最主要途径，而且是振兴或维系家庭、家族荣耀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影响考生所在地声誉的大事。正因为如此，他们都非常渴望从激烈竞争的科场中脱颖而出，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下第焚须》《梦中示兆》《小题大做》《太上先生》《传文有贼》《误认青楼》等描写的就是宁波科举考场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任何与科举有关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重要内容，如连宁波郡试之际镇海考生狎妓误入武天王家的《误认青楼》也不放过；甚至一些本来与科举无关的事情也夸大为事关科举及第与否的预兆，《梦中示兆》报道的是宁波一位已过四十岁的书生屡试屡败，但他“功名心热，未尝一日去诸怀也。本年元旦，向空默祝，叩以棘闱利钝”。后来，他梦见家中堂前悬挂了一块“朱质金字”匾，上面写有“新柳誉金”四个字。第二天，他将所梦之事告诉了亲友，其中就有人对他说：“君今科必获隽矣，此辛卯举人也。”本来只是这个书生的一个梦，却被附会为科举及第的先兆，实属荒唐。

《传文有贼》描写科举考试中一个场外人员试图从屋顶传递文稿舞弊的新闻。经过如此：宁波知府主持府试时，考场纪律非常严格，传递和代考都很难得逞。镇海县考生考试时，巡逻士兵发现在考场房屋上有一个人，他们怀疑是偷东西的“梁上君子”，就报告了知府。知府下令将这名“梁上君子”捉下来，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文稿。知府立即进行了审问，他供出自己是代某人向考场内五名考生传递的。听到这种传递方法，知府勃然大怒，认为考生和这些鸡鸣狗盗之徒同流合污实在有辱斯文，他下令将五名考生从考场中找出来，每人重打30大板，并将这名“梁上君子”戴枷示众。从屋顶传递文稿的舞弊方式在古代科举形形色色的传递舞弊中也算是极为少见的，这足以说明《点石斋画报》记录的珍贵。

（四）宁波民俗影像

作为一份反映城市生活的大众新闻刊物，《点石斋画报》对宁波地区独特民间习俗多有关注。从新闻图画内容来看，晚清宁波民俗主要有“闹新房”“慈孝”“过桥”“典妻”“迎紫姑”“腊月索钱”“迎赛小鬼会”“东岳会”“跳鲍老戏”“元宵灯戏”。从附图文字来看，作者们对宁波恶俗深恶痛绝，对宁波优良风气赞誉有加。

《典妇》报道浙江宁波典妻旧俗害人，图文并茂地揭露宁波旧时妇女的悲惨命运，呼吁官府应该彻底革除该陋习。“典妻”又称“承典婚”“借肚皮”“租肚子”等，指的就是借妻生子，为旧社会买卖婚姻派生出来的临时婚姻形式。“典妻”风俗从宋元以来一直流行于南方地区，特别是浙江宁波、金华、舟山、绍兴、湖州等地，直到民国才开始由盛而衰。宁波下属各邑的“典妻”旧俗各有特点，“惟他处典妻之原因，率以无力顾养者为多”，而奉化典妻“十之九以夫死而有子女（如无子女，即完全再醮）难以自存者始典与人为妻妾”。宁波作家柔石曾著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所述即浙江宁波农村的一个典型的“典妻”故事，也被多次改编成戏剧而登上舞台。《典妇》这幅小小图画不经意间却为后世保留了清代宁波“典妻”的珍贵史料。

宁波素有新婚闹房的习俗，甚至流传到如今。《点石斋画报》有多次描绘，其中《闹房肇祸》以宁波江北湾头孙某闹房嗜好为报道对象。孙某本以为闹房“三日不分老少”，在吴姓表亲结婚时，半夜撬门而入，不料吴家早在新房门上放置几个贮水的铜盆加以防备，孙某不防铜盆坠下，额头砸破血流如涌，当场昏倒。另一幅《闹房肇祸》报道宁波江东陈某为子完婚，而他内侄邵某善闹新房，不料邵某想爬上屋顶，拆楣上瓦入洞房，却失足落地昏厥，性命差点不保。《闹房尝粪》更是讽刺了闹房者藏于洞房床下被新娘泼粪后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窘态。虽然描绘的闹房故事面貌各异，但基调基本相同，即作者对闹房之事不赞同，斥责为恶俗，也代表了传统社会中正统文人的一贯看法。

《点石斋画报》对宁波慈孝文化也有所登载和褒扬，在《记刘孝子》中描述镇海人刘孝子，其父亲卧病在床，刘孝子取了父亲最爱吃的芝麻糖粥，登床喂食，谁知几勺之后，其父痰气上壅，竟然断了气。刘孝子哀痛不已，紧握父亲双手，放声痛哭。众乡邻百般劝解，他不听，仍紧握其父之手。在《诚孝格天》中描述道：慈溪西乡柳友梅，半耕半读，天性过人，事母极孝。母患伤寒病，医治无效。柳遂于某夜割下左臂肉一块，用布裹着，出房却见妻子胡氏于檐下祷天求代。柳便用肉煎汤进母。至五更，母要吃东西。次日，母对家人说：“昨夜予梦赤面神，言念汝子媳诚孝，贷汝还阳……”自此不久病自愈。慈孝文化是宁波人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与《诚孝格天》类似的宁波慈孝故事信手拈来，从东汉董孝子汲水奉母，到唐代张无择为父守孝，至宋朝孙之翰割肝救母，无一不体现出宁波慈孝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五）宁波商贸影像

自古以来，宁波商贸兴盛，传统帆船贸易在咸丰和同治年间达到全盛。在上海开埠后，宁波作为一个远洋贸易中心的重要性下降，但又作为一个区域中心而繁荣起来，慢慢变为经济上依附于上海的一个新的区域性职能的经济中心。《点石斋画报》创办时期正是宁波向区域贸易中心转型的历史阶段，因此，它能清晰地记录宁波这段商贸历史印迹。

《路不拾遗》报道了宁波城外老江桥是来来往往做生意的人必经之路，人群熙熙攘攘，江边店铺伙计刚刚撤下一半门板开业，而隔壁店铺大门紧闭，由此推测该图刻画的事情应该发生在早晨，有挑担的，有抬担的，有摆摊的，有坐轿的，有赤脚的，有讨价还价的，有寻找买主的，有行色匆匆的。《路狭人稠》更加细致地描绘了老江桥上车辆穿梭，各色摊贩铺陈桥面，桥下航船云集，往来路人争先夺路，饧糖担与面粉担相撞，一幅好不热闹的景象，再次凸显出老江桥附近区域商业兴盛、贸易聚集。

《点石斋画报》中报道在沪宁波商人的新闻也为数不少。《姑嫂成亲》报道了在上海大马路五云日昇楼北头开设了银楼的宁波人甲某婚礼顶包之事，也反映出晚清宁波帮经营银楼业的悠久历史。据文献记载，“甬人营银楼者，以慈、镇两帮为多，全国各埠随处均有”，尤其是近代上海、天津、汉口的银楼名店，更多为宁波人所占，其中老凤祥、方九霞、杨庆和等银楼妇孺皆知。《翁婿皆非》叙述了宁波红帮裁缝周子焦的事迹，其中解释了何谓红帮：“红帮者，专制西衣之裁缝也。”清末民初时，宁波裁缝群体——红帮名扬上海滩，开始时专为外国人裁制服装，后为国内那些追随时尚的洋行买办、银行高级职员、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裁制西服，甚至在社会上引发一股“西装热”。宁波裁缝群体开一代新风，突破传统模式，致力西服研制，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红帮裁缝”在中国服装史上创立了五个第一：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个西服工艺学校。

三、结语

《点石斋画报》时期，图画是图像的主力。人们对时事新闻的关注，存在“先睹为快”的自然要求，而传统的文字记述显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睹”，因此在照相制版技术还没有被报刊运用之前，只能由石印画报来填补视觉缺漏。该画报画面基本符合相关的文字记载，可以视为“准照片”。因而，画报中所保留下来的宁波当时真实的生活图景是弥足珍贵的，也最有价值。总之，今天看来，这些时事新闻图画对于研究宁波近代社会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完全可以起到证史、补史或纠史之功效。

万湘容

2014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