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要略

卷二十一　要略
——全书指要：通天人而备帝道

〔题解〕凡《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故曰“要略”。

〔一〕夫作为书论者^（1），所以纪纲道德^（2），经纬人事^（3），上考之天，下揆之地^（4），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5），繁然足以观终始矣^（6）。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7），惧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8）；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9）；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10）。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二〕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11），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12），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13），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14）；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15）；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16）；知氾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17）；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18），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三〕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19），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20），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21），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22），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23），周室增以六爻^（24），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25）。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26），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27）。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28），所以洮汰涤荡至意^（29），使之无凝竭底滞，捲握而不散也^（30）。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31），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32），外天地，捭山川^（33），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34），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35），润万物而不秏^（36）。曼兮洮兮^（37），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38），可以游矣！

〔四〕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39），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40），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41），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42）。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43）。文王业之而不卒^（44），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45），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46），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47），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48），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49），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50），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51），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52），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虆垂^（53），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54），辟五湖而定东海^（55）。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56），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57）。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58）。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59）。

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60），好色无辩^（61），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62），撞之庭下，郊雉皆呴^（63），一朝用三千钟赣^（64），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65），故晏子之谏生焉^（66）。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67），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68），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69）。

申子者，韩昭釐之佐^（70）；韩，晋别国也^（71），地墽民险^（72），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73）。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74），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75）；被险而带河^（76），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77）。

若刘氏之书^（78），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79）；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80），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鉴赏】　在著述了以上二十卷后，作者感到有必要对这“刘氏之书”作个说明介绍，于是就著述了有似“自序”性质的《要略》卷，对著书的目的和意义、写作的原则和方法、语言的风格和特点作了说明；并对各卷的内容和旨意作了概括（这部分我们已经置于各卷正文之前）；还对全书的结构、各卷的次序作了分析介绍……作者认为，这样有利于读者“睹凡得要，诚通乎二十篇之论”。因此，原题解说《要略》是“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是非常恰当的。

首先，在《要略》的第一段文字中，作者说明了著书的目的、全书的基本内容和写作的方法。对于著书的目的，作者认为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由此也决定了全书必然以“道德”和“人事”作为其基本内容，即常常用历史的人和事印证道和德，同时又用道和德来贯穿现实的人和事。对于全书的写作方法，作者指出是“言事和言道”的结合。因为若“言道和言事”（理论和实际）相脱离，就会造成“无以与世浮沉”、“无以与化游息”的局面，使人“惛然弗知”和“离本就末”。作者还怕后人真的说《淮南子》芜杂繁复和无中心思想，于是就将此话说在前头，即“（《淮南子》）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为此，“用丰富的材料和铺张的语言来弥补理论的不足”（许匡一语）。

《要略》的第二段文字用简略的语言和层层推进环环紧扣的手法，将全书各篇勾连起来，以想说明《淮南子》各篇间均存在着内在联系，不可缺少一个环节，如缺少一个环节，其书的“天地之理究、人间之事接、帝王之道备”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然而，作者在完成这各篇勾连、内在联系的全书整体结构时，不少地方是牵强的，有形式主义的痕迹。但就是这个牵强的全书结构序言，使得读者从中获得这样的信息，即你要么不读此书，要读此书就非得从头读到底，要层层推进环环紧扣；如不层层推进环环紧扣、从头读到底，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氾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像作者说的那样；但如此一来，当作者在《要略》这个序言中自夸其书的繁复宏伟整体之时，也就吓跑了一些无多大耐心读书的读者，其中包括像汉武帝这样的人，也只能将刘安献的此书——《淮南子》束之高阁。

《要略》的第三段文字则阐述了《淮南子》的语言特征。作者认为语言是为思想旨意服务的，有什么样的思想旨意，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因为思想旨意各不相同，所以语言也就“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而本书《淮南子》是“旨近老子”道术的，原本是无须用语言详说的，但在作者看来，现今社会中能充分理解接受不详说的“道术”的人实在有限，就像能从“龙首”而知“龙”的人不多一样，所以就必须对“道术”进行详细阐述；再加上“道术”本身就至深至奥，非得联系物类加以论证发挥不可、非得多用辞语“抒其情”不可、非得“博为之说以通其意”不可，这样也就导致《淮南子》一书的语言特征是“坛卷连漫，绞纷远缓”，表现得较为纷繁重复。在作者看来，唯有如此，读者才能从这二十卷《淮南子》中“睹凡得要”；而一旦“睹凡得要”，人就能“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

在最后一段文字中，《要略》通过列举史实来说明一定的学说、思想和策略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如“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又如“禹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这特定时代的学说、思想和策略一旦定型，它反过来就能为这个特定的时代服务。如“晏子之劝谏”就是为了防止齐景公进一步被像“梁丘据、子家哙”这样的人“导于左右”；又如“纵横修短之论”的产生就是为了使各诸侯国能“守其国家，持其社稷”；同样“商鞅之法”的产生对秦国的“贪狼强力”能进行“可威以刑，可劝以赏”。作者列举史实之后，紧接着就将话语转到自己主编的《淮南子》一书上来。按其上述观点来标榜这“刘氏之书”，即也是时代的产物，“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而是兼容各家自成体系，且又能反过来“与世推移”，为时代服务，能“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能“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

总而言之，本卷作为全书的“序言”，较为详尽地阐明了全书的写作目的、基本内容、写作方法、行文次序、语言特征和时代背景。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对于本书的写作是认真而严谨的，同时对于本书也寄予了厚望；因为作者的期望是，通过本书而“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最终成为像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等圣人贤相一样的时代命运的担负者，对于天下国家、芸芸众生能够有所裨益。正是由此，我们在《要略》乃至整部《淮南子》中，几乎处处都能够感受到一种积极地求善求真、勇于担待的精神，这也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品格。最后，一言以蔽之，“通天人而备帝道”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淮南子》一书的旨归所在。

（刘康德　张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