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十二卷总说一卷

诗说十二卷总说一卷　（宋）刘克撰

宋刻本。吴宽跋，钱同爱题款。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

刘克，信安（今属浙江衢州）人，行实不详。《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谓此书前有刘克自序，序“作于绍定壬辰，壬辰宋理宗绍定五年，克乃理宗时人也。宋儒说《诗》有攻小序者，有守旧说者。废小序者，朱子也；尊古注者，吕祖谦也，克之学出于祖谦”。“体例虽与《诗记》相同，然互有去取，亦不尽从祖谦之说也”。今检原书刘克自序，其言“圣人于《诗》，纤悉必尽，义有未的则裁而正之；辞有抵牾，则删而去之。四始主于《文王》，《黍离》降于《国风》，皆训典之大法，礼义之大权，非雅颂各得其所之谓乎？”“如以援证之《诗》言之，则是经岂非圣门之全书乎！绍定壬辰十月，信安刘克自序”。由此可验证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之说不诬。

关于此书的体例、特点及成书经过，此本又有刘克之子刘坦跋语阐释得明白：“家君所著《诗说》，每篇条列诸家解，而系己意于后。其所纂集家数，视东莱《诗记》加详，亦互有去取。又以《诗记》所编朱解乃文公初笔，其晚年《诗解》成时，吕成公已下世，更别为目，系于‘朱曰’之次。书成藏于箧中有年，恨遭攻劫，遗失数卷。先儒固已各有成书，惟家君所著未曾流布。兹且以其《说》之仅存者，与《书说》对刊，仍录原本之副于学宫，或补为完书，以淑后学，则有望于将来之君子。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学教授刘坦百拜书于直舍。”刘坦字然明，三衢（今浙江衢州）人。南宋淳祐元年（1241）进士，历监华州西岳庙、正字、校书郎、秘书郎、著作郎、司封郎官等职。从他的简历看，淳祐六年他有可能做郴州州学教授。

然此书到底是否付梓，由于这篇跋文语句含混，长期以来始终未能确定，均笼统定为宋刻本。其实仔细分析当中的几句话，是否刻梓，应该可以得出结论。“书成藏于箧中有年”，从绍定五年壬辰（1232）成书，到淳祐六年（1246）刘坦在郴州州学教授任上校刻此书，中间隔了十四年，可以称为“书成藏于箧中有年”。这句话可以视作是他欲刻其书的原因之一。“先儒固已各有成书，惟家君所著未曾流布”，其他学者已都有成书传播，只有父亲所著之书还未能流传开来，故要在郴州镌梓此书。这是他要为其父刻印此书的原因之二。“兹且以其《说》之仅存者，与《书说》对刊”，是说将《诗说》与《书说》进行相互校勘。校勘的目的是什么？校勘之后干什么？很显然，按文意，这句话的后边应是“刻于州学”或“刻梓学宫”等字眼，然后才谈得上“仍录原本之副于学宫，或补为完书，以淑后学”。如果根本就没刻，又何谈“仍录原本之副于学宫”？他之所以要将《诗说》录副，就是因为《诗说》遭劫遗失数卷，此时虽然将其刻印了，但尚不是全书，录副之后藏于郴州学宫，以待来哲，或为补全，以便嘉惠后学。这虽然只是分析，但这种分析应当是顺理成章，不是穿凿附会。因此，可以认定此书是“宋淳祐六年刘坦郴州州学刻本”。

此本有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七月吴宽识语，又有钱同爱题款，表明此书在明代曾由他们经眼。入清为聊城杨氏海源阁插架之物，以其有“以增之印”、“杨印绍和”、“彦合珍玩”等印记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