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约前580-前500）是道家创始人。他认为道是治理国家社会的根本哲学原理。以道治国，可使社会安定，天下将自定，犯罪案件也会降到最低。《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有段话非常重要，它指出了犯罪及其原因，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为东方哲学文明起源之初的日子，非常可贵。在老子笔下出现了“欲”、“盗贼”和“法令”等概念。--这都是今天犯罪学的基本词汇或关键词。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试着把它译成白话文：“以正道治国，以奇策用兵，以无事治天下。我怎会知道治理天下当采取这样的施政总方针呢？这是我依据下面四点事实而得知的。[1] 天下是忌讳听到的事情越多，人们便越发贫困；朝廷里化民之术越多，国家便越发昏乱；人们的工艺技巧越多，新奇的器物便越发层出不穷；法令越是严苛，盗贼也越多。所以圣人说：‘我无为，人民自然就化为完美。我喜欢清静，人们自然就会纯正。我无事，人民自然会富足。我无欲，人民自然会简朴。’”
老子这段论述表明了他的犯罪思想萌芽或胎观，非常初级，仅仅是一个小不点，放在他的道治主义治天下施政总方针（治理国家）这个最大圆圈内来处理，远远没有展开。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逻辑。因为老子所处的时代，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相对简朴、初级，犯罪现象也处在萌发阶段，不可能上升、抽象和结晶为“犯罪学”，更无法提炼为“犯罪学的哲学”。老子的总思路是对头的：国家治理好了，犯罪现象便会降低到最小，但永远不会为零。因为依我看，决定犯罪的发生常常是多个（综合）原因相互编织的总结果。当年老子的犯罪学思想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复杂，富有层次，深入到分子生物学和人脑解剖学层面（包括脑内化学反应）。老子的理想国是国土小，总人口少（“小国寡民”）。按照这样的文明之旅的思路，今天的世界人口只有2亿，中国人口充其量为5000万。在这样的国度人们的生活简朴，单纯，国与国、人与人是平和的，友善的。犯罪现象也会降到最低。
马王堆帛书《老子》，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质地为生丝细绢。书中有老子的法律思想。
“问礼老聃”。老聃即老子，做过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孔子三十四岁曾向老子问礼。图为《圣迹图·问礼老聃》。在这次交谈中，两人是否议论过法律思想？特别是有关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人的内在（精神）秩序与犯罪的关系。--这是犯罪学的萌芽，包括犯罪的起源。孔子是否请教过老子？
老子是有政治理想的大哲学家。他把犯罪现象和法律问题只是放到政治、社会秩序的大框架内来观照，审视。老子以下的思路是合理的：
1. 人们清心寡欲，只满足于生活的基本需要，人格化为完美，社会治安便会达到秩序井然，安居乐业。
2. 社会上的商品越多越丰富，刺激人们的物欲，人为物役，物欲横流，社会犯罪现象便会猖獗。两者成正比（遵从犯罪学的统计律）。
上 / 清末犯人。枷锁（木制）有千年历史。金属制的手铐是从西方传来的。前者为东方农耕文明犯人失去自由的符号，后者则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两者均为人类文明的怪异符号。
在动物世界，你可曾见过带枷锁或手铐的罪犯？追问犯罪的原因，从全球思考犯罪学是本书稿的主题。
下 / 清末警官官兵。名称、武装和制服可以改变，但它和犯人的根本关系不变。先有犯人，后有警察。
老子没有把犯罪现象作为单独一章来论述，只是放在治国的根本原则（政治秩序）中顺便提到几句。在好几千的中国历史上，直到9世纪末，我国的犯罪学和法律思想并没有进入准科学阶段（The Semi-Scientific Stage）。
到了18世纪，我国在这个领域同西方犯罪学已明显地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早在17世纪便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地质学......显示了出来。西方犯罪学在18世纪已渐渐进入准科学阶段。仅有社会学，得不到物理学、化学、医学、精神病学的辅助和支撑，犯罪学就无法成为一门学科。整个20世纪我们在犯罪学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
孔子（前551-前479）也有过法律理想或犯罪学思想。它属于儒教“无讼”与“以德去刑”的法律观，即企图通过教化民众的作用最终消除讼诉、消除法律。--这仅仅是孔子的有关法哲学的理想，或是达到太平盛世的至善境界，也是乌托邦。但儒教要在现实世界层面上治国平天下，又不可能不动用法律。
人与野生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在于：人既要服从自然律，也要服从道德律即法律，缺一不可（内心良心道德比成文的法律更基本）。野生动物只服从自然律。当人把第一株大树砍倒在地，盖成一栋房子，人类文明便宣告开始了！
当人把第一批作物种子撒进泥土里，等待秋收，农业文明便宣告开始了！但这还不够。当人把第一头野生羊、牛、猪、马、驴、鸡和鸭圈养起来，宣布畜牧业正式成立，伟大的农业文明才宣告拉开了序幕！为了社会秩序到位，当人把第一部法典即法律条文发布，让大家遵守，人类文明之旅才算正式纳入有序的轨道，正式迈开了步子。否则，即便经济繁荣，物质生活富裕，也是一团原始的混乱，人类文明大厦会崩塌！
我一向推崇东西方最早一批伟大的法典（法律条文）问世。法典的要害是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孔子的智慧箴言，仅用八个汉字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一针见血界定了何谓犯罪，同时也指出了预防犯罪的最便捷方法。公元前497年，孔子担任鲁国宰相。他在答复季康子问政时便说过：“从政干得好，是用不着杀人的。”（原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 如杀无道，以扰有道，何如？孔子对曰： 子为政，焉用杀？......”（自《论语·颜渊》）可是，孔子担任宰相职务不到七天，便把鲁国一位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了！罪案中说少正卯犯了三大罪：
A. 聚众结社；
B. 鼓吹邪说；
C. 淆乱是非。
我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被杀者少正卯是政治犯罪人，他是激情犯罪人或热情犯罪人（criminal by passion）的一种特殊类型。
还有一件事： 公元前513年，当时各国见到礼治无法维持，便纷纷提倡法治。于是晋国有人出来建立法律（法律是政治思想家创立的，自然律则是“造物主上帝”创造、制定的。这一区别特别重要）。确定在贵族与奴隶之间稍微有点较公平的待遇，便将这些法律规定铸在铁制的鼎上。孔子听到此事，深不以为然地说：鲁国将亡，因为失去了度（乱了套，即没有了秩序）。贵贱不分，无序，还成什么国家？（“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可见，社会的公正、公平、正义永远是全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进入21世纪人同野生动物的平等关系也有个公平问题；是该抛弃“人是万物尺度”的时候了！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孔子的“无讼”法律理想。刑辅德而刑亦不可废的哲学见解是：“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长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役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自《汉书·董仲舒传》）
董子把自然律和人间的法律糅合在了一起，即“以天证人”。在董子的以上中，“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他的法律哲学思想是：“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又说“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局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
在孔子时代，政治动乱，社会变革益急，人们渴望重新规定社会秩序。于是犯罪学和法律哲学思想便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比如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董仲舒以天道之阴阳解人道之德刑，以此证明“德主刑辅”的哲学思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本质上，这便是“逻辑与存在”这条最高原理在支配、统领犯罪世界。就是说，德主刑辅包含有重视官吏的道德素质，反对严刑酷法的主张，即坚持德礼为主、为本、为体，政刑为从、为未、为辅的基本原则。
人间若是充满法条律网，便是一个不好的世界。今天世界各国的机场都有严格的安检（包括查禁毒品）便是一个凸显的例子。比起半个世纪前，我们的世界已成了犯罪的世界。这是老子、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不愿看到的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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